原標題:理想信念的堅定與哲學話語權 西方哲學思潮的主流還是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這些哲學不管其初衷是什么,今天又修補什么,其無法避免的后果就是價值的多元和相對性,最后是“瀆神”及價值善惡是非的混亂。要在這種哲學的基礎上建構全體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無異于天方夜譚。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增強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影響力。其前提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根據具體的歷史條件和中國具體實踐提出問題。
意識形態建設的重中之重是理想信念的培育。“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1]與此極不相配的是“官場信仰缺失”,堅定理想信念成為從嚴治黨的第一難題。究其原因,不能不看到哲學話語權的嚴重丟失這一源頭。事實上,理想信念和哲學世界觀緊密相關。“一些人認為共產主義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甚至認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見的,是虛無縹緲的。這就涉及是唯物史觀還是唯心史觀的世界觀問題。我們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動搖,根本的就是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牢固。”[1]
堅定共產主義理想,在當前需要解決三大難題:
一是共產主義的實現是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過程,在缺乏足夠的經驗依據的前提下,如何確立共產主義的科學根據?
二是現實狀況是“西強東弱”、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依然處于低潮,我們如何確立必勝信心?
三是如何看待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歷史,證明社會主義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
解決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問題,關鍵在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確立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多年來西方意識形態反對所謂“宏大敘事”、力推所謂“細小敘事”的非意識形態化滲透,對于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歷史觀的解構危害極大。
寫《非共產黨宣言》的羅斯托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在寫《共產黨宣言》的時候,只有英國一國完成了工業革命,經濟處于起飛階段,而其他國家還都是處在經濟起飛的準備階段,馬克思在這個時候就得出了否定資本主義的結論,顯然其依據不是事實、不是科學,而是一種道德浪漫情緒。在他看來,馬克思沒有考慮到,任何經濟起飛都要付出社會和經濟成本,任何國家的經濟起飛都會出現社會貧富分化,就像一個馬鞍形,分化到一定程度就會回落。馬克思沒有看到這點,所以錯了。在我們看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真理性,首先表現在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方式并不是簡單依據當時的一些貧富分化事實,更不是道德憤慨的情緒宣泄,而是立足于揭示資本主義的客觀本性。
其一,從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出發批判分析資本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不同,馬克思不是從“邪惡”而是從“革命作用”上分析資本主義,從而把批判建立在對資本主義否定封建主義歷史規律的準確把握上。“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2]這就是說,馬克思把對于資本主義的否定,建立在歷史的客觀必然性而不是人類理性的所謂“迷誤”上。
其二,資本主義設定了自身的發展極限,表現為自我否定的過程。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又一個原則,是內在否定原則,即自我否定。內在矛盾是事物變化的根據,資本主義的最終否定力量來自資本本身。《共產黨宣言》中有這樣一個判斷:“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2]馬克思后來在《資本論》中進一步發揮了這一觀點,指出資本的本性和生命力就在于,通過追逐超額利潤而獲取最大值的剩余價值,因而需要永不停步的自我擴張,而使其止步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卻又恰恰就是資本自身。
其三,馬克思依據當時資本主義暴露的典型事實,首先是經濟危機這一典型事實,深入揭示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矛盾和歷史趨勢。事實證明,資本主義永遠解決不了兩極分化和人的異化這兩大對抗矛盾,而社會化大生產終究要引領人類跨越這一歷史界限。因此,資本主義的滅亡和共產主義的到來是歷史的必然。正如習近平指出的:“事實一再告訴我們,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沒有過時,關于資本主義必然消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也沒有過時。這是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1]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深重災難、屈辱命運和艱難抗爭,無不和以“鴉片戰爭”為起始的西方列強的入侵緊密聯系。如何看待這種入侵,成為全部道路之爭的焦點。在“西化”的觀點看來,入侵盡管也伴隨血腥和壓迫,但其帶來了現代文明則總是歷史的進步,因而“西化”是唯一的出路;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這種入侵雖然依靠了現代文明,卻不能使被侵略國享受現代文明成果,因而不僅本質上是野蠻的,而且預示了資本主義文明的衰落和社會主義文明的興起。
馬克思在談到英國對印度入侵的后果時指出:“印度人失掉了他們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他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色彩,使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傳統,同它過去的全部歷史,斷絕了聯系。”[2]這一認識成為催生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思想的重要依據。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后,出于高度依賴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需要,“當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經瓜分完畢的時候,爭奪這些半附屬國的斗爭也就必然特別尖銳起來”[3]。
列寧依據這一事實,不僅論證了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而且只有社會主義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獲得解放的出路。
毛澤東依據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經驗,確立了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偉大國家的發展方向,并莊嚴宣告:“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4]。“十月革命”對于中國的意義,不僅在于“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把中華民族的命運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緊緊相連,而且決定了中國革命勝利以后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方向。“十月革命”開創的建設道路,最為重要的是宣告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終結,而社會主義現代化則成為中國人民必然的歷史選擇。
從理論上說,資本主義現代化之所以此路不通,而社會主義現代化之所以成為必然的歷史選擇,是因為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后,對于后發展國家,尤其如中國這樣的后發展大國,由于一些初始條件(如沒有形成統一的世界市場,沒有形成穩固的勢力范圍,沒有形成世界范圍“核心—邊緣”的兩極結構等,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競爭)的喪失,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自發地走向現代化已無可能。
從實踐上看,后發展國家之所以在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格局中步履維艱,就是因為落后和受控使得資本主義國家所經受的歷時性矛盾被擠壓成共時性矛盾,因此各種矛盾錯綜復雜,各種惡果疊加顯現。而且,資本主義利用與其經濟政治實力相應的思想文化上的優勢,不斷地制造落后是因為沒有實行資本主義的神話,從而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混亂和分裂。選擇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對于中國而言只能意味著國家分裂、國內混亂、國際依附、歷史中斷的無序狀態,只能是死路一條。
因此,中國現代化之路必定如此,即在社會自覺力量的領導下,先取得政治獨立和民族解放,繼而取得經濟獨立和國家發展,再借此參與國際競爭,全面走向世界,實現現代化目標。在這一過程貫穿始終、起領導核心作用的自覺社會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承認歷史發展的規律性以及自覺利用歷史規律的可能性,形成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的歷史和理論前提,也是中國夢的圓夢力量。因此,是否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就成為辨別中國夢和借中國夢兜售“西化夢”的根本界限。
我國今天面臨著兩個“三不變”的基本現實:
一是就國內而言,今天仍然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不變,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不變,我國仍然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不變;
二是就國際而言,西方發達國家仍然具有經濟科技的優勢地位并對我采取高壓態勢不變,西方利用各種方式“西化”“分化”我國的圖謀不變,我國將繼續面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但堅持改革開放、通過學習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的大戰略不變。
在這樣的現實面前,必須要有正確的思想方法,既不被假象迷惑,又不粉飾太平。這里的關鍵是正確看待馬克思關于“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判斷之間的關系。
往往有人用“兩個決不會”去否定“兩個必然”和“兩個徹底決裂”,并借以否定十月革命及其開創的社會主義道路,鼓吹資本主義不可超越,否定共產主義的光明前景,因此,我們必須對“兩個必然”“兩個決不會”和“兩個徹底決裂”三者間的關系有一個透徹的理論把握。我認為,“兩個必然”是馬克思主義的戰略思想,也就是說,從戰略上、從歷史的發展規律和當今歷史的總趨勢上,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勝利的確同樣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一個戰略分析,表明了歷史不可逆轉的大潮流、大趨勢。“兩個決不會”是一個戰術思想,就具體的國家或地區以及具體的歷史發展階段而言,資本主義不但還有自我調整的空間,而且在科技和經濟上的優勢地位也不會立即喪失。社會主義還需要走艱難的道路,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需要經歷一個較漫長的歷史過程,不能指望速戰速決,要有應對困難的充分準備,這是必須遵循的戰術原則。
但是,需要指出,戰略管全局、大勢、本質和結局,因而是我們信念的依據;而戰術管局部、現狀、細節和過程,因而是我們行動的依據。戰略和戰術從一定意義上看也是“務虛”和“務實”的關系。務虛不是空談,而是看清大形勢、理清大思路、把握大方向、奠定大依據,達到提高信心的目的,因而是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黨在重大的戰略轉折關口,總要進行理論務虛,充分證明了其重要性。與之相對的務實,并非求真務實的大務實,而是具體組織實施的行動方案,因而必須充分依據當下的主客觀條件,必須充分認識當前的艱難險阻,必須善于處理發展和收縮、堅持和妥協、優勢和劣勢的關系,以達到不斷有所改善、有所突破、有所進展的目的,爭取現有條件下的最好結果。
兩者不能錯位。如同毛澤東所講,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在戰術上要重視敵人。我們在戰略上一定要有共產主義的勝利和資本主義的滅亡是必然的信心,借以確立我們的戰略目標和理想信念。但是在具體的實踐中我們必須重視對手,要看到資本主義在今天還有較大的調節空間,在今天和今后的一個時期還具有優勢地位,戰勝資本主義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如果把戰略變成了戰術,就可能犯超越歷史階段的錯誤;而如果將戰術變成戰略,則可能犯迷失方向、悲觀失望的錯誤。用“兩個決不會”去否定“兩個必然”,就是犯了用戰術思想取代戰略思想的錯誤。
只要我們堅持不懈地進行世界觀的改造,不斷地強化理論素質和政治素質,那么在今天的情況下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完全是可能的。
四、對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把握,是堅持黨的世界觀基礎、堅定理想信念的關鍵
為什么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都一直稱馬克思哲學是新唯物主義?而且列寧特別強調哲學的黨性原則就是區分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這是最根本的哲學原則。他們為什么那么強調其哲學的唯物主義特征?而今天大量的想改變這一概括的想法,包括用實踐唯物主義取代歷史唯物主義,為什么都是不可取的?
為什么馬克思、恩格斯反復強調他們的社會主義叫科學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不是沒有自己的價值追求,追求工人階級的解放、全人類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都是價值追求。但是為什么他們毫不含糊地把自己的社會主義第一特征定位在科學上,以區別于形形色色的其他什么社會主義?今天有很多人想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定位在價值社會主義上,為什么是不可取的?
事實很清楚,馬克思主義的力量來自科學。正是完成了對資本主義的科學解剖,發現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馬克思主義才開創了改變世界的歷史進程。科學認識基礎上的科學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人民實踐的信心、凝聚力和創造論的依據,“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我們檢驗一切“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潮,無論其主觀動機如何,只要其客觀后果是否認歷史客觀規律的存在、否認科學認識歷史客觀規律的可能性,就與馬克思主義哲學格格不入。由此可見,今天流行的許多時髦的西方哲學思潮,包括生存論哲學、實踐哲學、價值哲學、文化哲學等等,從局部看也有所長,但就世界觀而言,以“拒斥形而上”的名義消解“宏大歷史敘事”,實際上就是拒斥歷史的客觀規律,因而都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相去甚遠,我們千萬不能昏頭昏腦地跟風“轉向”。
就價值觀而言,西方哲學思潮的主流還是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這些哲學不管其初衷是什么,今天又修補什么,其無法避免的后果就是價值的多元和相對性,最后是“瀆神”及價值善惡是非的混亂。要在這種哲學的基礎上建構全體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無異于天方夜譚。
因此,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兩點必須明確:1 、其是社會主義價值而不是“普世價值”;2、其是集體主義而不是個人主義。
就第一點而言,社會主義作為最終要超越資本主義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盡管其今天的發展水平還低于發達資本主義,然而其核心價值觀必然體現了超越現存的歷史制高點,從而高于當下流行的西方核心價值觀。這種超越西方“普世價值”的歷史眼界,來源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
就第二點而言,今天有不少人對于集體主義諱莫如深,總怕因此挫傷了個人的積極性,而直言不諱要把個人主義作為主導價值觀的也不乏其人。其實,重視個人并不必然導致個人主義價值觀,也不一定和集體主義相沖突。實際上,只有在真正的集體中,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才是可能的;而個人主義的主宰,只能導致人的功利化和自我封閉,導致神圣感以至社會道德的淪喪。正如海爾布隆納所指出的:“社會主義社會在設法通過培養普遍的社會意識來克服資產階級生活的異化和分裂時,也必須用這種方式來看待它的文化。因此,社會主義經濟形態的精神氣質很可能是‘神圣的’而不是‘瀆神的’,是道義上負責的而不是不講道德的,是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而不是只講求實際功利的。功利主義的打算將讓位于對個人責任的考慮。社會主義社會必將與資本主義社會截然不同,資產階級社會只講求個人名利,社會主義社會就應該以心懷集體為榮。”[5]
我們今天的一項任務,就是要增強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影響力。其前提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根據具體的歷史條件和中國具體實踐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而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而言,所謂的學術性,就是要把決定了廣大群眾思想和行動的問題找準、道理說透,起到辨別是非、釋疑解惑、統一思想、凝聚力量的功效,從理論上闡明問題,而不是脫離實際、故弄玄虛,甚至混淆是非、散布謬誤。因此,在根本的世界觀問題上,不能有絲毫的混亂和動搖。
參考文獻:
[1]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寧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美]R.L. 海爾布隆納. 馬克思主義:贊成和反對[M].易克信,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情報所,1982.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會長;來源:思想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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