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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溫時代以來，有兩個共識，對臺海的穩定非常重要。一方面是中美兩國在臺灣問題上達成了共識，另一方面是國共兩黨之間達成了共識，這兩個共識讓臺灣保持了迄今為止的和平。如果沒有這兩個層面的共識，兩岸關系就會出現問題。蔡英文上臺后，臺灣問題的走向如何？這是個大的問號。

　　盡管臺灣的法理“獨立”很難實現，但臺灣的“獨立力量”從來就沒有放棄過法理“獨立”的努力。實際上，事實上的“獨立”狀況使得臺灣有能力去從事“獨立”運動。

　　在此情況下，大陸對臺灣的目標有三個層面，即短期、中期和長期。在短期層面，最重要的就是危機管理；在中期層面，就是遏制“臺獨”，或者維持現狀；而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就是要追求國家的統一。

　　民進黨仍然缺少不了“臺獨”力量作為其基礎

　　危機管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臺獨”力量主導臺灣政治以后的很長一段時期，臺海危機不斷。民進黨現在的領導層盡管也強調維持兩岸現狀，但仍然沒有放棄追求“臺獨”的立場。民進黨黨內力量比較復雜，但民進黨和“臺獨”力量之間的關系微妙，即民進黨仍然缺少不了“臺獨”力量作為其基礎。

　　在這個前提下，民進黨執政之后，“臺獨”力量仍然有可能制造這樣那樣的“臺獨”危機。每當發生重大的政治事件，例如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美國總統選舉和臺灣地區選舉等等，“臺獨”力量都有可能利用這些重大事件來制造危機。如何應付各種可能出現的危機形式，還是中國大陸必須面對的要務。

　　現狀管理：遏制“臺獨”，或者維持現狀

　　與之相關的第二層面是現狀管理。多年來，大陸把管理臺海局勢的目標定位在反對臺灣的法理“獨立”上面，這是很現實的做法。因為種種歷史原因，臺灣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存在是一個事實，看不到這個事實，任何決策都會是自欺欺人，會導致犯大錯誤。即使將來統一了，也并不見得兩岸屬于同一個行政實體。香港模式的“一國兩制”已經是一個主權政治體下的兩個行政實體。和臺灣政治上的統一指的是政治主權上的統一，而非行政上的統一。如何達成主權上的統一和行政權上的獨立既是一個規范問題，也是未來兩岸關系客觀發展的現實問題。

　　防止法理“臺獨”的意義在于把解決臺灣問題分成兩步，即反“臺獨”和促統一。盡管這兩步之間多有重合之處，但從戰略上是可以把它們分離開來的，這種分離有利于人們找到可行的途徑，分階段應付臺灣問題，并求得最終的解決。

　　現狀管理的兩個最主要因素就是中美關系和臺灣島內主流政治力量的變遷。大陸并沒有實質性的途徑來影響臺灣島內的政治。如果有，也不會出現1996年導彈危機那樣的情況了。在導彈危機之后，大陸也通過領導人講話或者通過媒體等試圖影響島內的政治走向，但是不僅沒有效果，有時候甚至被島內“臺獨”力量所利用而產生負面的影響。

　　這種情況在近年有很大的變化。大陸《反分裂國家法》的出臺有效地改變了從前“胡蘿卜不甜、大棒不硬”的被動局面。在同時強化了“大棒”的硬度和“胡蘿卜”的甜度的情況下，大陸比較有效地利用了兩個因素：一是島內的政治斗爭，二是經濟的區域化，也就是臺灣和大陸兩個經濟體的高度整合。

　　《反分裂國家法》加速了臺灣島內政治力量的分化

　　《反分裂國家法》當然是大陸對島內每況愈下的“獨立”趨勢的反應。但《反分裂國家法》一旦出臺，就完全改變了大陸的被動情況。《反分裂國家法》在“臺獨”和戰爭之間畫上了等號，民進黨的“臺獨”不再具有“道德制高點”，國民黨也因此可以和民進黨在兩岸關系問題上區分開來。在另一個層面，《反分裂國家法》也使得美國的一些政治力量意識到“臺獨”的嚴重后果。如果美國不想就“臺獨”和中國大陸公開對抗，那么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臺獨”行為。就是說，《反分裂國家法》加速了臺灣島內政治力量的分化，從而對島內的政治走向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臺灣內部政治力量的分化表明大陸傳統統戰方法又可以起作用了。在《反分裂國家法》之前，島內任何政治力量都不敢和大陸發生實質性的關系，因為這樣做很容易被妖魔化，被認為是“中共的同路人”。《反分裂國家法》以后，為了臺灣的整體利益，也是為了本身的未來發展，臺灣當時主要反對黨親民黨和國民黨先后訪問大陸，和大陸展開了實質性的兩岸問題對話。通過國共兩黨的對話平臺，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就一系列問題達成了諸多的共識。很顯然，這些共識都是有利于臺灣社會的。這樣，不僅兩岸的局勢穩定下來，而且國民黨開始改變他們在島內本來很不利的局面。

　　另一個因素是經濟的區域化，或者說大陸和臺灣兩個經濟體的高度整合。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兩岸經濟實際上已經是高度整合。現在很難想象臺北的桃園機場如果沒有了大陸去的航班，會變成怎樣。臺灣的整體經濟也是如此。即使是最具有“獨立”理念的“臺獨”力量，也很難否認大陸經濟對臺灣的影響了。

　　不過，要把兩岸的經濟整合轉化成為對臺灣的政治影響，則是一個復雜的過程。經濟的整合里面可以分解出兩個主要因素。一是“臺商”因素。臺商因素很復雜，他們往往是機會主義者。在早期，一些臺商甚至為“臺獨”提供經濟上的支持，更多的臺商是執政黨和反對黨兩邊都“押寶”。現在大陸有那么多臺商，但是他們有多少回去支持國民黨，又有多少支持民進黨？這種復雜情況以后還會存在下去。

　　比臺商更為重要的政治力量實際上是普通臺灣人民，尤其是南部農民。經濟的整合有可能使得大陸直接地影響臺灣農民的利益，從而間接地影響他們的投票意向。多年來，大陸直接向臺灣開放農產品市場。很難假定所有的臺南農民都是傾向于“臺獨”的，他們中的很多人是為了自己的生計。臺南傳統上是民進黨的基地，這些農民很容易被“臺獨”基本教義派動員。如果大陸的市場和他們的生計能夠發生直接的聯系，那么情況就會改變。正因為意識到這一點，民進黨曾經對大陸的“親臺”經貿政策拼命抵抗。不過，現在看來，這種抵抗對民進黨的負面意義大于其積極意義。一旦臺南農民體會到進入大陸農業市場的好處，民進黨就很難再抵抗下去。

　　有了這些可以影響島內政治動態的途徑，臺海局勢的穩定就有個基本的保障。當然，這對短期的危機管理也有正面的意義。即使“臺獨”的基本教義派人士制造危機，法理“臺獨”在臺灣內部也會遇到很大的阻力。對大陸來說，有了這樣的基礎，對危機處理就可以更加理性。只要能夠把握得住臺灣社會的主流，少數鐵桿“臺獨”分子的活動的實際影響力就會小得多。

　　要真正解決臺灣問題，國際勢力必須考慮在內

　　追求統一是大陸的長遠目標。不管愿意與否，臺灣問題已經被高度國際化，并且這種國際化已經相當制度化了，要改變它并不容易。如前面所述，兩岸本身的交流對中期的現狀管理很重要。但要真正解決臺灣問題，國際勢力必須考慮在內。

　　國際形勢復雜多變，以后不斷會有新的因素出現。從目前來看，在臺灣問題上，主要要考慮的是美日同盟和歐盟，尤其是美日同盟保護傘下的日本。其他國際勢力會在不同程度上發揮作用，但會是輔助性的或支持性的（或者相反），不會是直接的主導作用。

　　到今天為止，美日同盟的主體是美國。同盟并不是說兩國在臺灣問題上有完全一致的國家利益。美國和中國之間有多重的利益關系，主要有戰略利益和經濟利益。在和中國的諸多關系中，美國對戰略利益的考量是第一位的。無論是日本還是臺灣，對美國來說都具有工具性質，就是說，日本和臺灣都是被美國用來制約中國崛起的工具。在臺灣問題上，美國的最大利益是臺灣的“獨立”，尤其是和平的“獨立”。而次優利益才是維持臺海現狀。美國的這一偏好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里不會有什么變化。在這一點上，日本和美國具有同樣的選擇偏好。在現階段，和美國站在一起，日本能夠有效地預防和消化中國崛起所帶來的不確定性。

　　但是日本和美國也有不同的利益。在戰略上，盡管和美國結盟有助于日本發揮更大的區域甚至國際作用，但這個聯盟有其特殊性，那就是這個聯盟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日本成為一個真正的“正常國家”。不管日本與美歐的經濟關系多么密切，它還是亞洲經濟的一部分。經濟上的需求會對日本的戰略需求起到很大的制約作用。再者，日本的戰略需求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從目前來看，日本在努力強化美日同盟，來對付所謂來自中國的威脅。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在美日同盟的保護傘下，日本也在追求其自身的同盟。而在東北亞，日本唯一可以追求的地緣政治勢力就是臺灣。民進黨上臺之后，臺灣和日本的關系必然會得到一定強化，因為日本是“臺獨”勢力可以得到的少數支持力量。

　　那么，臺灣問題在歐盟是什么定位呢？與美國相比，在對中國的關系上，歐盟的經濟利益是首位的，而戰略居次要地位。因為地緣政治等各種因素，歐盟和中國并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戰略沖突。如果不出現一個強大的“外敵”，歐盟的戰略一直會處于一種防御的方式。只有當歐盟作為整體遇到一個強大的“外敵”時，進攻式的戰略才有可能。很顯然，這個“外敵”絕對不會是中國。

　　在臺灣問題上，歐盟只有遇到美國因素時，才會有戰略上的考量。當中國出臺《反分裂國家法》的時候，美國和歐盟便開始美歐之間的中國戰略對話，希望在對華關系上，雙方能夠協調關系和行動。在俄羅斯“吞并”了烏克蘭的克里米亞之后，歐盟和北約就緊張起來，討論中國是否也會對臺灣或者其他地區制造類似的事件。

　　除了一些意識形態利益如民主和自由外，歐盟本身對臺灣并沒有實質性的興趣。在沒有實質性的戰略利益沖突的情況下，歐盟更多希望的是中國能夠以一種可以讓歐盟“接受”的方式來解決臺灣問題。

　　可能出現的危機局面

　　臺灣能夠導向中國的“顛覆性錯誤”，不僅在于前面所討論的這些問題，而且也在于當今世界地緣政治秩序的巨大變化。歷史地看，地緣政治秩序永遠是第一位的，是第一秩序，而國內政治秩序是第二位的，是第二秩序，要從屬于第一秩序。第二秩序不但不能對第一秩序構成直接的挑戰，而且也要適應第一秩序；否則第二秩序就很難獲得生存與發展的能力。再者，一旦第一秩序受到第二秩序的挑戰，那么第一秩序背后的政治力量必然會想盡一切辦法、動用一切資源來保護這個秩序。

　　兩種秩序的關系也適用于一個崛起的中國。自近代以來，中國被西方打敗，失去了大部分地緣政治利益。無論是臺灣還是香港問題，都是近代地緣政治變遷的產物，并且兩個地區的內部秩序（第二秩序）也僅僅是西方地緣政治秩序的延伸。現在地緣政治又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即西方的相對衰落和中國的再次崛起。西方的衰落本身就要減少其對臺灣所能提供的支持和保護，而一個崛起的中國也必然要重建其地緣政治利益秩序。國家的統一是恢復中國地緣政治利益的第一步。在香港和澳門和平回歸之后，中國也在尋找和臺灣統一的方法。不管怎樣，中國是不會容許香港、澳門、臺灣、西藏和新疆等其地緣政治利益從中國“獨立”出去，不管以何種方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把這些界定為核心利益。和所有其他大國一樣，一旦這些核心利益受到損害，中國會不惜一切來保護。

　　再者，中國也不會容許其他大國在中國周邊造成對中國的不安全。今天，中美兩國出現的很多問題就是由兩國之間的地緣政治之爭引起的。盡管中美兩國并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利益沖突，但美國要把其地緣政治利益擴展和深入到中國的周邊國家，導致了和中國的間接沖突。

　　很顯然，中國地緣政治利益關切也會影響到這個地區的政治形式。中國的崛起也會對臺灣地區的政治形式產生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臺灣的第二秩序如果要生存和發展下去，在最低程度上，不能和大陸的地緣政治秩序發生直接的沖突，更不用說去挑戰大陸的地緣政治秩序了。

　　但問題并沒有像中國所希望的那樣發展。香港、臺灣和大陸越來越密切的經濟關系，中國地緣政治影響力的擴展，西方地緣政治的相對衰落，盡管這一切都有利于中國的最終統一，但正因為這些因素的出現，危機也會隨時爆發出來。臺灣、香港的“獨立力量”會尋求獨立，而西方力量為了其地緣政治利益也會利用臺灣和香港的“獨立力量”來制造危機。類似烏克蘭那樣的事件會不會在臺灣或者香港發生？中國并沒有有效的力量來防止烏克蘭那樣的事件發生在臺灣或者香港。但如果發生了，犧牲的不僅僅是臺灣和香港，也會是大陸。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來源：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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