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豫湘桂會戰失敗后,一份遞交政府的報告嚴厲地控告了司令們的劣跡:第一戰區的潰敗,原因在于蔣鼎文和湯恩伯無心政治和軍事,取而代之的是花時間損公肥私,因此鼓勵了下級也一起跟風。
大敵當前,像這樣不謀劃打贏卻盤算一己私利的,當時已較為普遍并由來已久、廣為人知。1937年10月,全程采訪抗戰的杜重遠從太原到達大同,發現所到之處普遍缺乏抗戰熱情后嘆道:“此次在大同所見種種現象,至為痛心,傷兵之慘狀如此,民智之閉塞如彼,而一班腐化軍官,猶復計算在此次戰爭中可得若干糧秣,若干貼餉,手拿算盤的軍人們,如何可以作戰?”
按曾國藩的標準,“為名利而出者,保舉稍遲則怨,稍不如意則怨,與同輩爭薪水,與士卒爭毫厘,則萬不可以帶兵。”但抗戰期間,就是一些手拿算盤的帶兵之人,全然不顧國家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千年未有之危機,萬事當前首要關注自己的權力、地位和利益,小算盤打得嘩啦啦響,最終因小失大而誤國誤軍誤民也誤己。
當年中國軍隊一直被削弱軍力的軍閥主義所困擾。答應一同抗戰的各將領事實上始終以尋求個人部隊的安全為第一要務,全力保護其軍權,以免被蔣介石剝奪。如李宗仁并未把最精銳部隊用于臺兒莊戰役,還試圖向湯恩伯轉移大部分戰斗任務。正是由于有小算盤,導致有的丟掉“獨立王國”,與日本人緊密接觸的宋哲元似乎時常以犧牲蔣的利益來鞏固其地位,閻錫山直到1937年都在利用共產黨和日本人對抗南京政府,華北后來淪陷。有的丟掉人身自由,據《中國,被遺忘的盟友》的作者拉納•米特所說,張學良是因為蔣可能剝奪其兵權而發動“西安事變”,最終被軟禁。還有的丟掉身家性命,山東的韓復榘因為違令撤退而丟了小命。最嚴重的是丟掉了國家主權,蔣介石懷有擔心薛岳有二心的私人考慮,在長沙會戰的緊要關頭拒絕派兵增援,如此行事使陳納德將軍都感到震駭,就這樣一步步失去了對國家的控制。
升官發財請往他處,貪生畏死勿入斯門。這副對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軍人必然面對的兩大考驗及正確選擇。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有些黃埔軍人不僅沒有警醒,而是恰恰相反。蔡鍔將軍也認為,“若吾輩軍人,將校但以躋高位、享厚祿、安富尊榮為志,目兵則以希虛譽、得餉糈為志,曾(國藩)、胡(林翼)兩公必痛哭于九泉矣。”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在國家和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際,一名軍人應赴湯蹈火,以至舍生取義,那里還顧得上其它。不過,面對日本長達14年的瘋狂進攻和威逼利誘,還是有很多軍人交出了感天動地、后世景仰的答卷。
在棗宜會戰中,張自忠將軍對眾將領說,“我們要同敵人在這一條戰線上拼到底。拼完算完,不奉命令,決不后退。”一直力戰不退,直至身中數彈。自戕殉國的第173師中將師長鐘毅率部突圍時疾呼:“吾等身為軍人,當此危急存亡間不容發之際,正宜奮命抵抗,萬不得已,當留一彈自戕,勿為敵所得,遺羞華胄。”第200師師長戴安瀾將軍在給妻子的信中說,“……現在孤軍奮斗,決以全部犧牲,以報國家養育!為國戰死,事極光榮……”一大批性命皆可拋的民族脊梁,其盤算顯然不在個人權利,而是“寧做戰死鬼,不做亡國奴”。
而共產黨軍人的卻與之截然相反。1936年斯諾在延安采訪毛澤東后,對他也像自己遇見過的其他共產黨人一樣,往往只談委員會、組織、軍隊、決議案、戰役戰術、措施等等,而很少談個人經歷的現象有些不解。當他收集傳記材料時,一再發現他們是能說出青少年時代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參加紅軍以后,就把自己給忘掉在什么地方了;如不一再地問他,就不會聽到更多關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聽到的只是關于紅軍、蘇維埃和黨的故事。他們能夠滔滔不絕地談每次戰役的日期和經過……
朱德也對斯諾談到了財產問題,“關于我有百萬家財的傳說,并不確實。我在云南有些財產,但并不多,我的妻子也稍稍有一點。但是我1921年被迫逃走時,我的財產全被唐繼堯沒收了”。還有一些樸素的自述,讓斯諾覺得是一個大膽無畏和大公無私的故事,一個無比勇敢和智慧的故事,一個難以相信的苦難的故事,一個為著忠于一個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爭的偉大主義而丟棄個人享受、財富和地位的故事。應該盤算什么,必須忽略什么,這里已經一清二楚、一目了然。事實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充分說明了一切。有這樣一大批前所未有地懂得舍利取義的軍人,贏得最終勝利就成為一種必然。
軍人生來為戰勝。其生活除了戰爭,就是和平時期的準備戰爭。人們熟知的名將粟裕,戰爭年代每到一地宿營,就把該地的地圖滿墻釘起,坐在椅子上全神貫注地看圖背圖;或幾天幾夜站在圖前邊看邊沉思,熟記地形地物。革命勝利后,在大街上不是逛商店看商品,卻琢磨這個街區怎樣攻占,那個要點如何固守。歷史一再證明,一心為戰的軍人,才能像他那樣創造輝煌的戰績,而那些懷揣小九九的,無有不敗。1806年普魯士之所以敗于拿破侖,克勞塞維茨認為原因之一就是軍官們更關心自己的軍銜和社會地位,而非訓練和作戰。除去勝利一無所求,為了勝利一無所惜。這是每一名軍人應該認真盤算和具備的品格。
也并非小算盤與軍人水火不容。作為社會人,軍人關注福利待遇無可厚非。從以人為本的角度講,這是其應該盤算的合法權益。但“今后軍官的收入主要是靠工資,不能有其他所謂的灰色收入,更不能有違法所得,否則就要受到查處和追究。”近來隨之出臺了軍人福利待遇、干部工作規定等政策,在不斷提高福利待遇的同時,權力也正逐步被關進制度的籠子。總之,可以盤算的不用再勞心費神,不容算計的不能再挖空心思。這保證軍人必須聚焦打贏,而只會“點菜”不會“點兵”的自然失去了市場。
習主席講,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么接近民族復興的目標。當然,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充滿巨大的風險和阻力,尤其我國和平發展會遇到“臺獨”分裂活動、西方挑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爭端、敵對勢力西化分化等前所未有的阻遏。在軍事領域,也應用同樣的思維和視野盤算國家安全面臨的問題,以有效應對和平發展進程中的復雜矛盾和嚴峻挑戰。
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上,孫中山說:“……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發財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一心一意的來革命。”這時的軍人已不能只盯著軍事領域。蘇聯的什捷緬科也在《戰爭年代的總參謀部》中指出,軍事領導人不僅應當精通軍事問題,能看出其發展遠景,還必須能看清錯綜復雜的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和技術問題,能正確認識它們,并能預見它們對戰爭理論和實踐,對整個戰爭、戰役和戰斗可能產生的影響。而今天,國家安全的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作為一名共和國軍人,應該盤算如何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才能肩負強軍夢的歷史擔當,為實現中國夢提供堅強力量保證。
(作者系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區人武部政治委員;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作者來稿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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