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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談甲午戰(zhàn)爭，必須注意三個人物：醇親王奕譞、北洋大臣李鴻章、帝師翁同龢。在沒有認清那部龐雜腐朽的封建官僚機器之前，針對個人的結論往往是輕率的。三人身份各異，觀點各異，利害各異，卻是晚晴政治腐敗的一個縮影。

奕譞：兩個心病

　　首先是慈禧指派的總理海軍事務大臣、醇親王奕譞。此人在任上籌措款項，建立機構，確實做了一些事情。但自他入主海軍之日起，便給海軍帶來了過多政治利害。

　　奕譞是光緒皇帝的生父，主持海軍衙門時，正值慈禧撤簾歸政、光緒親政在即的關鍵時期。奕譞深知慈禧專權，親睹即使慈禧親生子同治帝，亦被長期作為“兒皇帝”對待的境況。同治帝病亡無子，兩宮皇太后宣布醇親王奕譞之子入承大統(tǒng)，奕譞竟然“驚遽敬唯，碰頭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可見對禍福的感受有多么深。

多年來，他擔心其子光緒帝永遠只能做個兒皇帝，也擔心自己不慎惹怒慈禧，招致更大禍患。他“謙卑謹慎，翼翼小心”，“深宮派辦事宜，靡不殫心竭力”，甚至“前賞杏黃轎，至今不敢乘坐”，被慈禧評價為“其秉心忠赤，嚴畏殊常”。1886年6月，慈禧做出試探，宣布“明年正月?lián)窕实塾H政日期”。奕譞立即反應，兩次率諸王大臣“請皇太后仍訓政”，使慈禧“勉從之”。獲得的回報，是慈禧“命醇親王仍措理諸務”。奕譞十分清楚，不這樣做不但光緒帝不能親政，自己也可能“諸務”“措理”不成。

這就是奕譞出任總理海軍事務大臣時的精神狀態(tài)。其最大心愿并非海軍建設，而是如何使光緒帝平安掌權。海軍衙門不過是他完成這一夙愿的平臺。

　　指派奕譞出掌海軍之時，慈禧正遇煩惱。據(jù)李鴻章日記載，1885年7月13日慈禧計修圓明園，估工銀2000萬兩。戶部尚書閻敬銘稱無款可辦。慈禧言改修三海，閻仍答無款。慈禧“喝滾出”。慈禧要修園由來已久。1873年同治帝剛剛親政，即按慈禧的意思決定重修圓明園。當時奕譞兩次上疏、廷辯，在同治皇帝前“面諍泣諫”，最終與恭親王奕等人一道，阻止了修園活動。

　　但在其子被立為皇帝之后，最初堅決反對修園的奕譞，變?yōu)橥诳招乃?、挪用海軍經費修園的始作俑者。清末政治舞臺上，利益決定立場就是這樣富于戲劇性。

　　鐵甲艦和頤和園是一對矛盾體，可對慈禧來說卻并不矛盾。危機時用鐵甲艦來維護統(tǒng)治，承平時用頤和園來享受統(tǒng)治，一切都是天經地義。所以她既主張大辦海軍，多購艦船，又對阻止她修園的大臣“喝滾出”，給予痛斥。掌握數(shù)百萬銀餉的海軍大臣奕譞，知道慈禧既要購艦，也要修園的兩個心病。他也有兩個心病：既要保己，也要保子。

　　奕譞最終選擇用海軍經費作為協(xié)調利益的黏合劑：騰挪經費造一個園子，讓慈禧住進去“頤養(yǎng)天年”，不但可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還能讓政權早日轉移到光緒帝手中。人們指責慈禧以海軍換取頤和園，卻忽略了更加隱秘的海軍大臣奕譞的賭注：以海軍經費換取光緒帝親政。用滿足慈禧心愿的方法，實現(xiàn)自己的心愿。

　　若說奕譞早想如此，也不盡然。畢竟他一直記得“庚申之變，大辱國家”。在一份奏折中，他表露出在挪用經費時反復權衡的矛盾：“欽工緊要，需款益急，思維再三。”

　　李鴻章：新的政治算計

　　思維再三之后定下的決心，更難改動。這個深陷官場利害的海軍大臣，終于難以自拔。奕譞開始挪款，前后表現(xiàn)十分矛盾，而加入挪款行列的李鴻章，矛盾表現(xiàn)得更加深刻。

李鴻章當年未處朝政中樞，卻在反對修園上起了關鍵作用。他在直隸總督任上，抓捕受朝廷內務府指派，籌集修園木材的奸商李光昭，嚴加審訊，以“詐傳詔旨”判處李光昭斬監(jiān)候，令朝野大嘩。以此案為契機，清廷諸重臣聯(lián)銜上疏，慈禧的第一次修園活動才被終止。隨后李鴻章上奏“停內府不急之需，減地方浮濫之費，以禆軍實而成遠謀”。話雖婉轉，也還是有些膽量的。

為籌建海軍，李鴻章奔走數(shù)十年，凡海疆大略、海防分區(qū)、艦船配制、港口泊位、炮臺船塢、官兵俸餉、經費籌措等事，無不參與謀劃。即使醇親王奕譞以光緒皇帝生父身份入主海軍衙門，要李鴻章“于存匯豐銀行購買快船款內暫提銀30萬兩，修三海工程”，他也推說“因購船尚不敷，請另詣他出有著之款撥付”，予以婉拒。

　　但最終他還是加入了挪用海軍經費的行列，甚至成為其中積極的籌措者，這首先是對自身政治地位的憂慮。李鴻章多年興辦洋務，在朝中政敵甚多。恭親王奕失勢后，李更失去支撐的臺柱。與恭親王多年不和的光緒生父醇親王奕譞入主海軍，且光緒帝親政在即，李鴻章不得不開始新的政治算計。

　　他很快摸透了奕譞那兩個心病，從而做出了抉擇。在婉拒挪用匯豐銀行買船款后不到一個月，李鴻章函“請奕譞在親政撤簾后繼續(xù)主持海軍”，向醇親王發(fā)出了明確的信號。5個月后因“南海工程款項不敷”，奕譞要李“稱創(chuàng)建京師水師學堂或某事借洋款七八十萬兩”，李鴻章立即辦理，從德國銀行借款500萬馬克，約合銀90余萬兩，超出奕譞提出的數(shù)目。

　　總理海軍事務大臣奕譞欲以海軍經費換取光緒帝早日親政，會辦海軍事務大臣李鴻章則欲借海軍重新獲得一片政治庇蔭。1888年奕譞稱萬壽山工程用款不敷，要李鴻章以海軍名義從各地籌款，李即分函兩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曾國荃、湖廣總督裕祿、湖北巡撫奎斌、四川總督劉秉璋、江西巡撫德馨等，從各地籌到260萬兩，以利息供慈禧修園，完全跌入了挪款修園的行列。

　　李鴻章加入挪款行列的第二個原因，是對形勢的錯誤估計。李本是清廷中最具危機感的大臣。1874年率先指出：“泰西雖強，尚在七萬里以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1881年又稱“今之所以謀創(chuàng)水師不遺余力者，大半為制馭日本起見”。目標不能說不明確，警惕性也不可謂不高。

但隨著“定遠”“鎮(zhèn)遠”兩艘鐵甲艦的到來及北洋海軍成軍，作為中國近代海軍創(chuàng)始人，在一片夸贊聲中李鴻章也開始飄飄然。1891、1894年兩次校閱北洋海軍，他感覺“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整個北洋海防，北至遼沈，南至青濟，二千里間一氣聯(lián)絡，形勢完固”。1894年7月大戰(zhàn)爆發(fā)近在眼前，他仍然認為“海軍就現(xiàn)有鐵快各船……似渤海門戶堅固，敵尚未敢輕窺。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餉，臣辦差可自信，斷不致稍有疏虞”。早年對日本的高度警惕，變成了晚年的昏庸和麻木。

1894年7月25日爆發(fā)豐島海戰(zhàn)，8月1日中日宣戰(zhàn)，直至8月29日李鴻章仍奏報“海軍力量以之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則有余”。戰(zhàn)前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要求配置速射炮，需銀60多萬兩，李鴻章聲稱無款。北洋艦隊在黃海海戰(zhàn)中戰(zhàn)敗，他才上奏說明海軍款項分儲各處情況：“匯豐銀行存銀一百零七萬兩千九百兩，德華銀行存銀四十四萬兩，怡和洋行存銀五十五萬九千六百兩，開平礦務局領存五十二萬七千五百兩，總計二百六十萬兩。”

　　無款的海軍和藏款的李鴻章形成極其矛盾的對照。這個挖空心思為海軍籌措經費的人，最終同樣挖空心思“變通”挪用了海軍經費。

　　到底有多少海軍經費被挪用了，一直是筆糊涂賬。傳說3000萬兩，顯然夸大。較為接近的數(shù)字有兩種：1200萬至1400萬兩、600萬到1000萬兩。與其說是慈禧挪用的，不如說是奕譞、李鴻章等海軍主持者拱手讓出去的。當初籌建海軍最力的人，后來騰挪海軍經費最力。當初反對修園最力的人，后來別出心裁暫借、直撥、挪用、吃息籌資修園最力。

　　翁同龢：帝師的野心

　　清末政治中這種極其矛盾復雜的現(xiàn)象，也出現(xiàn)在李鴻章的激烈反對派、暗諷慈禧“以昆明（湖）易渤海”的光緒皇帝師傅翁同龢身上。

翁同龢是甲午戰(zhàn)爭著名的主戰(zhàn)派，其父翁心存是同治皇帝的師傅。父子兩人成為“兩代帝師”，在朝中的影響可想而知。但就是這位激烈的主戰(zhàn)派，作為戶部尚書，不設法去節(jié)簡宮廷開支，反而將海軍裝備購置費停支兩年，“所省價銀解部充餉”，將這些錢用來緩解朝廷財政的緊張。

翁同龢如此行事，既有多年與李鴻章深結宿怨的官場現(xiàn)實，又有滿足中央權貴排斥漢族封疆大吏的朝廷背景。清朝末年，滿族中央政權衰弱，漢族地方官僚崛起，辦洋務、興局廠、練新軍、求自強，李鴻章是其中集大成者。在“帝師”翁同龢及一批滿族中央權貴的眼中，北洋水師就是李鴻章的個人資本。削弱李鴻章，就要削弱這支艦隊。所以限制北洋海軍就是限制李鴻章，打擊北洋海軍就是打擊李鴻章，成為這些人的共識。

　　“主戰(zhàn)”與“主和”的爭斗，不過是由承平延伸到戰(zhàn)時的官僚傾軋。斗來斗去，吃虧的只能是夾在中間的海軍。

　　在沒有認清那部龐雜腐朽的封建官僚機器之前，針對個人的結論往往是輕率的。奕譞、李鴻章、翁同龢三人，身份各異，觀點各異，利害各異，卻是晚晴政治腐敗的一個縮影。

西方有人評論說：“此大機器……其諸組之輪，不依一共同之方向而旋轉，乃各依其私獨之方向而旋轉。”結果是，在內外利害縱橫交織、官場福禍蠅營狗茍的形勢下，誰也不會將主要精力投入海軍建設。外患未至，海軍是政治角逐中的籌碼；外患已至，方想起以海軍為共同盾牌，卻為時晚矣。一個政權將如此多的精力、財力用于內耗，自然無法有效迎接外敵的強悍挑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