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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史分期問題是毛澤東時代史學界“五朵金花”的中心問題，即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問題，主要講述的是中國究竟什么時候從奴隸社會演化到封建社會。這一問題在當時主要有“三論五說”幾種觀點，所謂三論是指西周封建論、戰國封建論、魏晉封建論這三種影響最大的觀點，所謂五說指的是春秋封建說、秦統一封建說、西漢封建說、東漢封建說、東晉封建說這五種影響較小的觀點。西周封建論主張中國封建社會從西周開始，代表人物有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等，這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學界長期是主流。戰國封建論認為春秋戰國之交，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代表人物有郭沫若、白壽彝等。魏晉封建論認為漢末魏晉封建生產關系得以確立，代表人物有尚鉞、何茲全等。李亞農、唐蘭的春秋封建說、金景芳的秦統一封建說和侯外廬的西漢封建說比較接近戰國封建論，周谷城的東漢封建說和梁作干的東晉封建說則比較接近魏晉封建論。

長期流傳的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社會存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是斯大林的編造而不是馬克思的原創，甚至有人信誓旦旦的說是郭沫若等人按照斯大林的指示編造出來的一種史學觀點。其實，斯大林強調人類社會經歷過五種社會形態是出現在1938年《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篇文章中，后來蘇聯學者才認為歐亞大陸上的主要民族國家經歷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學者認為每個民族國家都必須經歷五種社會形態，所謂“斯大林和蘇聯認為每個民族國家都必須經歷五種社會形態”是中國學界明顯帶有政治色彩的編造。)郭沫若則是在1928年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提出了中國也存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因此，斯大林不可能穿越時空去指示十年前的郭沫若去遵從自己的觀點。因此，既使斯大林和郭沫若的觀點有相似之處，那也只能是斯大林在郭沫若等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主要的國家和民族都經歷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而不能說這些學者是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做的研究。另外，蘇聯學者一直傾向于“民族大遷徙導致奴隸社會演化到封建社會”，如果說魏晉封建論和東晉封建說受蘇聯影響是可以的，但是很難說郭沫若的理論和蘇聯有什么關系，稱其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兩個獨立的支派更合適一些。

另一種流行的觀點是認為中國歷史教科書里始終采用的都是郭沫若的戰國封建論的原因是毛澤東支持郭沫若的觀點，所以中國歷史教科書里始終采用戰國封建論。甚至有人干脆宣稱“郭沫若善于拍馬屁受到毛澤東賞識，歷史教科書才采用戰國封建論”之類。但是這種說法同樣是經不起仔細推敲的。的確，中國從1956年第一個中學歷史教學大綱開始到90年代始終采用的都是戰國封建論，這也是郭沫若在當時所堅持的觀點。但是，毛澤東在當時并沒有支持這種觀點。毛澤東在1939年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明確指出“這個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顯然，三千年前是西周時期，也就是說，毛澤東在當時認為是認為西周封建論是正確的。事實上，在建國初期支持范文瀾西周封建論的人(并非范文瀾本人，主要是范文瀾的學生)經常用毛澤東的論斷來攻擊郭沫若的戰國封建論。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雙百方針”，即不能以領導人的個別指示作為判斷依據，應該允許范文瀾西周封建論和郭沫若戰國封建論等觀點都存在。后來，“雙百方針”才擴大到其他領域。但是即使在這個時期提出了 “雙百方針”，毛澤東還是更傾向于西周封建論，至少沒有明確的肯定戰國封建論的正確性。

毛澤東明確肯定郭沫若的戰國封建論是在文革時期1973年。即1973年7月4日，毛澤東在同王洪文、張春橋談話中說，“郭老(指郭沫若)在《十批判書》里頭自稱人本主義，即人民本位主義，孔夫子也是人本主義，跟他一樣。郭老不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啊!我贊成郭老的歷史分期，奴隸制以春秋戰國之間為界。但是不能大罵秦始皇。”這種“肯定”，其實是在批判郭沫若前提下的“肯定”，即所謂“一批二保”。也正是這個談話發布之后，郭沫若受到了很多批判。所以，因為毛澤東支持戰國封建論，歷史教科書才采用戰國封建論的說法是不可靠的。中國學界中流行的“郭沫若善于拍馬屁受到毛澤東賞識，歷史教科書才采用戰國封建論”云云更是無稽之談。(附帶說一下，郭沫若把孔夫子視為革命者，大罵秦始皇的做法很荒謬。我比較贊成毛澤東主席的觀點，但是當時一些人對郭沫若的批判走向了全盤否定郭沫若的成就則不合適，如果在肯定郭沫若的成就基礎上批判個別錯誤觀點可能更好些。)

但是，為什么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學界主流長期是西周封建論，《毛澤東選集》也肯定了西周封建論，而中學歷史教學大綱卻一直采用了戰國封建論呢?這是中學歷史教學的客觀規律決定的。三論五說中三論的影響是出現較早且比較大的，而戰國封建論在三論中最容易理解。顯然，商周之際、魏晉封建時期和春秋戰國時期三個時期比較起來，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變革相對最為劇烈，即使是初中一年級的學生最早接觸到中國歷史的時候也是能夠理解的。而西周封建論、魏晉封建論，這兩種說法雖然也有一定論據，但對于非專業人士尤其剛剛學習歷史的學生來說是比較難理解的。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教學大綱采用戰國封建論作為統一的說法具有必然性。當時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部在公布歷史教學大綱和歷史教科書時也指出：“教科書要求有明確的一致的說法”，“要在教學上(不是作為科學研究的結論)能為多數人所接受。所以，我們接受了范文瀾，翦伯贊，在綜合大學中國古代史教學大綱討論會上的建議，暫時采用郭沫若的說法，把春秋戰國之際，即公元前475年，作為斷限。這樣，在教學上就會減少很多困難。”宣稱“郭沫若善于拍馬屁受到毛澤東賞識，歷史教科書才采用戰國封建論”的學者們大概根本沒有看過這個原始文獻。

第三個問題是現在大多數中國學者都否認中國存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很大程度上是這些人把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簡單化了。他們認為中國的奴隸并不是很多，所以中國并不是奴隸社會，中國的封建割據并不是很嚴重，所以中國就不是封建社會。這是典型的望文生義。其實，蘇聯的歷史學者從來沒有說過奴隸社會就一定是雅典商品化的奴隸社會必然占主導地位，封建社會就必然是封建割據時代。不管我們贊成還是反對，首先必須明白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是什么意思才能判斷中國是不是存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就蘇聯學者而言，他們所強調的奴隸制主要有雅典的商品奴隸制，斯巴達的軍事奴隸制以及東方的宗法家長奴隸制三種類型，他們認為這些類型都屬于奴隸制的表現形式，都屬于奴隸社會。以此作為判斷標準的話，中國上古時代明顯是屬于宗法家長奴隸制類型的奴隸社會的。關于封建社會，蘇聯主要的歷史教科書中強調封建社會普遍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封建割據時期，第二階段是封建中央集權時期，第三階段是封建制度瓦解、資本主義興起時期。以此作為判斷標準的話，中國秦統一以后很長一段時間明顯是屬于封建社會的封建中央集權時期的。(當然，這兩個詞是否合理可以討論，但這是另一個問題。)否認中國存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學者往往回避或曲解蘇聯學者對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含義的闡釋，這顯然是不合適的。

更加重要的是，否認中國存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學者始終拿不出一個像樣的替代物。他們或者強調各文明都是獨立的，社會性質各個不同，沒有什么普遍性的社會性質，或者強調中國古代是所謂的專制社會。但是這兩種說法都是難以自圓其說的。首先，就認為各文明社會性質各個不同的觀點來說，不僅每個文明具有特殊性，即使是同一個文明的不同區域之間也具有特殊性，如中國的南方和北方就有很大的差別，更不要說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了。但是，用區域之間的特殊性來否定人類社會發展具有普遍性顯然是不合適的。至于強調中國古代是所謂的專制社會的說法更加荒謬，其實不過是西方種族主義者“東方專制——西方民主”的二元對立觀的中國版。對于西方社會中古后期到近代前期的絕對君主制或無法解釋，或沿用“封建社會”，陷入了邏輯上的自相矛盾。相比之下，至少中國存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觀點在邏輯上合理得多。

但是，這并不是說中國古史分期問題或者說中國的社會性質問題的討論完全沒有缺陷。討論中主要的缺陷有兩個，一個是中國奴隸社會的起點問題。當時普遍認為中國奴隸社會是以夏朝的建立為起點的。但是以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來看，最早形成的國家應該是小國寡民的狀態，只有逐漸發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比較大的王朝聯盟，如果夏朝的建立是國家產生的標準，那么中國的國家產生的開始就建立了比較大的王朝。這是不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所以說到八十年代以后很多人對此提出了質疑，認為中國的文明史可以再向上推一千年，即五帝時代或曰黃帝時期已經出現了一些小國。這個說法也是與考古學的進展相一致的，可以說是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進步。另一方面，如果按照蘇聯學者對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闡釋方式來看，中國確實存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但是，不能說他們的闡釋就是一定正確的。因為判斷社會性質是否發生了變化基本的標準應該是看社會形態是否發生了較大的改變。從這個角度來說，某些學者說他們的解釋具有把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泛化的傾向也是不無道理的。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是，封建社會前期的農奴制和封建社會后期的租佃制之間的差別可能比奴隸制與農奴制的差別更大。所以，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斷限是否合理，確實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現在有一些學者，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薩米爾·阿明提出可以把傳統上的資本主義以前的兩個文明社會就是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合并成一個社會叫做貢賦社會。這種新觀點也可以給古代社會發展形態的探討以重要啟示。但是，即使我們接受這種觀點把整個古代文明社會當成一種社會形態，也仍然不能否認古代社會也是有其發展階段的。比如說歐洲從希臘羅馬過渡到到中世紀期間，中國從春秋戰國過渡到秦統一期間的社會性質都存在一系列變化。當然，這種變化是否是根本性的，是否可以算作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取代了舊的社會形態，也還需要進一步探討。總之，我們應該明白在古代社會的發展形態里，就是傳統認為的奴隸制和封建制之間有一定的區別，發生了社會變革;同時也有一定的共同點，因為它們都是以農業生產為基礎的，所以區別并不是特別的大，社會變革也有限。因此，我們在探討社會形態時，應該把這兩個方面都考慮進去。這是我們探討古代社會形態和古史分期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