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當官僚政治遇到資本主義
點擊： 作者：王中宇 來源：思想火炬 發布時間:2016-09-18 11:35:19
在中華大地上，官僚政治導致了許多次“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改朝換代。以至于國人視輪回為“天命”，視王朝崩潰的天下大亂為“在劫難逃”。每當一個王朝走向衰亡，人們就期望著新王朝的到來。
當來自西方的異樣文明敲開中華大門后，官僚群體感受到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語)。面對變局，官僚群體展現了其卓越的適應與生存能力，而這種能力帶給社會的，卻是令人深思的后果。
倭仁:“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在清史研究者之外，倭仁是個幾乎被遺忘的人物。但當時他的社會影響力絕不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之下。
圖12：倭仁手跡
咸豐皇帝即位時，他上書講吏治與用人：
“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先於君子小人之辨。夫君子小人藏於心術者難知，發於事跡者易見。大抵君子訥拙，小人佞巧;君子澹定，小人躁競;君子愛惜人才，小人排擠異類;君子圖遠大，以國家元氣為先，小人計目前，以聚斂刻薄為務。剛正不撓、無所阿鄉者，君子也;依違兩可、工於趨避者，小人也。諫諍匡弼、進憂危之議，動人主之警心者，君子也;喜言氣數、不畏天變，長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如此。”(《清史稿》列傳一百七十八)
用這個標準考察，今天不知有多少官員會汗流浹背。在葉爾羌幫辦大臣任上，他就參劾葉爾羌回部郡王攤派路費及護衛索贓。當皇上要動工重建因火災被毀的武英殿時，他偕徐桐、翁同龢上疏，要求“停罷一切工程”，要皇帝“勤修圣德”。在太平天國、捻軍起義戰爭后，河南官民矛盾激化，倭仁尖銳地指出：“今日河南積習，祗曰民刁詐，不曰官貪庸;祗狃於愚民之抗官，不思所以致抗之由。”他直指“寇亂之源”在于“蓋藏已空，州縣誅求仍復無厭”。(《清史稿》列傳一百七十八)
顯然，倭仁是傳統文明的忠實捍衛者，深知精英集團的貪欲實為禍亂之源。事實上，倭仁先學王陽明心學，后皈依程朱理學。在道、咸、同時期程朱理學復興的潮流中，倭仁是以唐鑒為中心的京師理學群體中的重要成員。對于“主流意識形態”，官場上眾多人士不過是表面標榜，以圖適應生存環境，謀取進階而已。而倭仁卻是自覺的維護、踐行者。時人這樣評價倭仁：
“道、咸之間從宋儒之學身體力行者，必推公為首選。”
所謂“身體力行”，突出表現在他每天做“札記”，自省修養。這極大地影響了“中興名臣”曾國藩。倭仁教曾國藩寫日課，“當即寫，不宜再因循”。曾國藩“亦照艮峰(倭仁字艮峰)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于冊，以便觸目克治”。曾國藩在與弟書中稱：“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僴，令人對之肅然。”如此道德化的正人君子，連皇帝都怕他，“倭仁素嚴正，穆宗尤敬憚焉”。兩宮皇太后偏選他給同治當老師，“以倭仁老成端謹，學問優長，命授穆宗讀”,可憐的同治皇帝。然而，后來暫短的“同治中興”，焉知沒有這位老師的功勞?
這種意識形態使他不可能理解海盜商人的“文明”，更不可能認為人家代表了“先進文化”。于是面對主張“師夷之長技以治夷”的洋務派，倭仁主張：“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倭仁家族的命運是悲劇性的。他死于咸豐十年。其后“光緒二十六年，外國兵入京師，闔家死焉。”倭仁的四個弟子，道光乙未科進士陶恩培、孫銘恩、呂賢基、羅遵殿都死于天平天國起義，“先后殉粵寇之難，世稱倭門四忠”。無論面對內憂還是外患，傳統文化都被證明已經無能為力了。倭仁死時，翁同龢悲嘆：“嗚呼!哲人云亡，此國家之不幸，豈獨后學之失所仰哉!”此時，無論“國家”還是“后學”，都已進退失據。官僚群體必須尋找新的出路，以使自己適應變化了的世界。歷史證明，這個群體的演化、適應能力舉世無雙，然而，對社會的責任感似乎再也沒有回到倭仁的水平。
洋務運動:“平中國”、“敵外國”?
曾、左、李、張諸位俱是務實的干吏，即便如傾心道學的曾國藩也相信“實干興邦”。都以巨大的努力要跨越這種代差。自19世紀60年代起，興辦了一系列軍事工業，如安慶內軍械所(1861年)、江南制造局(1865年)、福州船政局(1866年)等。70年代后起更興建起輪船招商局(1872年)、開平礦務局(1878)、上海機器織布局(1878年)、天津電報局(1880年)、蘭州織呢局(1880年)、唐山胥各莊鐵路(1881年)、漢陽鐵廠(1890年)等近代工礦企業。為了培養外語人才，于1862年在北京設立同文館。這就是著名的“洋務運動”。就此揭開了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的序幕。這樣的“出身”，使資產階級與官僚集團有無法分割的血肉聯系。中國第一代資本家或者是前任、現任官員，或者是高官的幕僚，并最終成為官場中的一分子。一百年后，回顧一下其中幾位代表性的人物，或許別有啟示。
丁日昌
主持福州船政學堂的丁日昌，在考中秀才之后，屢次考試不中，被惠潮嘉道李璋煜聘為幕僚。后又成為曾國藩的幕僚，并由此走上了洋務運動的舞臺。他的一生政、商兼備，既任過知縣、兵備道、布政使、巡撫，又督辦過廣東厘務和火器，任過兩淮鹽運使、福州船政大臣。他由在任官吏推薦，而非通過科舉“正途”步入官場，既當過政務官，又當過國企老總。
丁日昌的主導色彩是官員，而且是個清官。任兩淮鹽運使時，他雷厲風行從重處理走私漏稅、瓜分營私等違法案件，任江蘇巡撫時，清理積案27萬多宗，在福州船政大臣的任上，他親自主持審理福州船政局貪污瀆職案，聲震朝野，在福州巡撫任上，他曾親率全城軍民抗擊兩次百年罕見的水災，不顧腳腫至膝，咯血不止，登城指揮。洪水稍退即籌款救災，施粥施飯，賑濟災民。當他積勞成疾，獲準退休時，閩省百姓高呼：“留中丞，活百姓!”
然而，作為官員，他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官場派系斗爭。當時朝中左宗棠和李鴻章在防務重點上有歧見。李鴻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為主要假想敵，主張放棄塞防，將“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左宗棠則是塞防派，指出西北“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尤其招致英、俄滲透。丁日昌屬李鴻章派系，為了牽制左宗棠的西征，丁日昌略施手段，將傾力為左宗棠西征籌款的胡雪巖，搞得傾家蕩產。
盛宣懷
搞跨胡雪巖的實際操盤手，是比丁日昌年輕21歲的盛宣懷。盛宣懷的祖父是舉人，當過浙江海寧州知州;父親是進士，當過布政使，且與李鴻章有交。可見盛宣懷是個高干子弟。與丁日昌類似，盛三次鄉試不中，從此絕意科舉。1870年到湖廣總督李鴻章幕府做了機要秘書，以其才干深受李鴻章倚重。史載，在洋務派掌握的輪、電、煤、紡四大企業中，盛宣懷直接管理的有三大企業;在出任郵傳部右侍郎時，該部主管的鐵路、電報、航運、郵政事務中，前三項皆為盛宣懷創辦。而且他還創辦了中國第一家電信企業、第一家內河航運公司、第一條南北鐵路干線、第一家國人自辦的中國通商銀行、第一個鋼鐵聯合企業等等。
同時，盛在仕途上也步步高升。歷任天津河間兵備道、天津海關道、山東登萊青兵備道兼煙臺東海關監督、天津海關道兼海關監督、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辦理商務稅事大臣、工部左侍郎、郵傳部右侍郎、郵傳部尚書等職，從地方一直干到中央。
不同于丁日昌的清廉，盛宣懷利用亦官亦商的身份，為自己聚斂了大量的財富。
“官督商辦”的政策為此提供了合法的途徑。如湖北荊門煤礦“雖名為商辦，實為官辦，在商股名義下變為李鴻章、盛宣懷的私產。”(朱伯康、施正康《中國經濟通史(下)》p600)。1909年8月，盛宣懷以挽救輪船招商局為由，召開股東大會，將招商局由官辦改為商辦，選盛宣懷為董事會主席。此舉為招商局的主管部門郵傳部復電批準：“本系完全商股”，而盛正任郵傳部右侍郎。(見雷頤《晚清風云七十年》)于是名義上的官產就變成了法律上的官員私產。這一出中國式的MBO把戲，上演在近百年前，不能不令人深思。
盛宣懷死后，家業由其遺孀莊德華夫人接管，所管理經營的盛家產業，從上海、蘇州、常州，直到南京、九江、武漢，極為雄厚。莊夫人病逝后，盛宣懷指定的遺囑執行監督人，李鴻章的長子李經方，用了兩年半才統計出盛氏財產，總額為銀元1349萬余兩，除去應償款項，凈值1160余萬兩。
清廷諸公對盛宣懷多有褒揚，其中張之洞的評價最具特色：“可聯南北，可聯中外，可聯官商。”可見盛極長于搞關系，在“關系就是生產力”的環境下，想不發跡都難。然而成也關系、敗也關系。當年，光緒皇帝發布上諭，鐵路準歸商辦，四川商民據此自集一千五佰萬兩白銀的股款，成立了川漢鐵路總公司。善于“聯中外”、“聯官商”的盛宣懷建議“借外債，修鐵路”。清廷遂宣布路權收歸國有，旋即出賣給英、法、德、美4國銀行團。其間利害損益，一目了然。此舉激起川人激烈反抗，掀起了著名的“保路運動”。清廷急調鄂軍入川鎮壓，致使武昌兵力空虛。革命黨人得以乘機武裝起義，導致了清王朝的覆滅。
《清史稿》對盛宣懷的評價是：“宣懷侵權違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釀成禍亂，實為誤國首惡”。
這樣一個家族，在中國勢力之大，難于想象。盛宣懷先后共有七房妻妾，生有八子八女。兒女們又各自與豪門聯姻，互相依附，富上加貴，成為清末民初一支頗為龐大的家族體系。盛宣懷病逝后，葬禮極其盛大，耗資30萬兩白銀，送葬隊伍從斜橋弄(吳江路)一直排到外灘，為此租界當局專門安排了交通管制。然而，這個家族的“官二代”兼“富二代”，絕大多是一事無成的紈绔子弟，老大、老二、老三都是鴉片鬼，老四更是花錢如流水，曾一夜間輸掉一整條弄堂。
唐廷樞
在搞跨胡雪巖的實際操盤手中還有一位重要人物：唐廷樞(字景星)。他由香港殖民政府翻譯起家，在此期間，他在香港投資了兩家當鋪。其后又從事棉花投機生意。他的修華號棉花行，成為外國洋行收買中國棉花的一個代理機構，并與怡和洋行發生業務關系。后來他接任怡和洋行買辦，對怡和洋行的發展居功至偉，“唐景星簡直成了它能獲得華商支持的保證”。美國旗昌洋行的老板說，唐廷樞“在取得情報和兜攬中國人的生意方面……都能把我們打得一敗涂地”。可見一個得力的買辦對外國公司在華業務的重要性。
當李鴻章對官辦的輪船招商局進行改革，實行“官督商辦”時，唐廷樞投入了李鴻章門下。招商局在唐廷樞的手中迅速擴張，甚至收買了美國旗昌輪船公司的全部財產，1877年占到在華輪船總噸數的36.7%。此外他主持了開平煤礦從勘察礦址、擬定計劃、招集資本到正式開采的全過程，開平礦產量為當時所有官商煤礦之首(開平礦后被美國人胡佛詐取，胡佛以此發家，成為美國第31任總統，今天，這個名字與1929年美國的大蕭條密不可分)。作為開平煤礦的附屬部分，唐還興辦了中國自營的第一條鐵路—開平鐵路、中國自營的第一家水泥廠—唐山細棉土廠。他還參與籌辦福建、臺灣兩地的洋務。
在國企工作的業績為唐廷樞打開了官場晉升之道，從“同知”到“道臺”甚至得到“堪備各國使臣”的保舉。
經營國企為唐廷樞擴展自己的私企提供了廣闊的天地，依托招商局的業務，他的私企開展碼頭堆棧和輪船保險業務，先后創辦長源泰、長發兩堆棧及仁和、濟和兩保險公司。依托開平礦務局業務，他在廣州修建輪船碼頭，運銷開平的煤炭。還試辦熱河承平銀礦，勘察平泉銅礦和遷安鐵廠，接辦廣東天華銀礦。
胡雪巖
胡雪巖從錢莊小伙計起家。太平軍攻杭州時從上海、寧波購運軍火、糧米接濟清軍。左宗棠任浙江巡撫，委他為總管，從此成為左宗棠籌辦糧餉軍火的臂膀，主持上海采運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經手購買外商機器、軍火及邀聘外國技術人員。他對朝廷最大的貢獻是為左宗棠西征籌款。胡雪巖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計金額為1870萬兩白銀。
由于輔助左宗棠有功，朝廷曾授其江西候補道。他還被御賜二品頂戴，賞穿黃馬褂。
這種官商的身份為其擴展私人資本開辟了廣闊的空間。各項業務的“回傭”，帶來了豐厚的收入。在前述向洋人借巨款業務中，利息至少占總數的一半，利息如此之高，可見實付利息與應付利息之間的差額(即“回扣”)之豐厚。
利用官商身份，胡雪巖還操縱江浙商業，專營絲、茶出口，操縱市場、壟斷金融。至同治十一年(1872)他的阜康錢莊支店達20多處，布及大江南北。資金2000萬余兩，田地萬畝。
巨大的財富使其窮奢極欲，《胡光墉傳》記載：胡雪巖修建“第宅園囿，所置松石花木，備極奇珍。姬妾成群，筑十三樓以貯之。” 胡雪巖姬妾成行，號稱“十二金釵”，他象皇帝“臨幸”一樣，用“翻牌子”決定與誰共寢。他甚至強買民女，新鮮感一過就給銀棄之。《見聞瑣錄》稱他“凡買而旋遣者，殆數百人。”汪康年在《莊諧選錄》中這樣評價胡雪巖：“杭人胡某，富坷封君，為近今數十年所罕見。而荒淫奢侈，跡迥尋常所有，后卒以是致敗。”
丁、盛、唐、胡大體代表了“洋務運動”中官僚資本家的來源構成。丁日昌是個正統官僚，盛宣懷則是高干子弟、腐敗官僚，唐廷樞來自買辦而胡雪巖來自商賈。在洋務運動中他們都匯集到同一舞臺上。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就這樣在官僚政治的大背景下誕生了。這個階級的主導者無疑是官僚，無論買辦還是商賈，不依附官僚則難有作為。另一方面，官僚則必須依靠買辦與商賈，方可解決財政問題。這一特征有極頑強的生命力，考察整個近、現代史，經商而成功的，鮮有無官方背景者;為政而通達的，鮮有背后無提供財力支撐者。官商關系是理解近現代中國上層政經現實的要竅。
在朱伯康、施正康的《中國經濟通史(下)》中，對官僚資產階級掌控的企業，充滿了這樣的記載：
“瘋狂地購買洋設備，引用洋員。”
“隔省官員掛名應差，支領薪水者甚多，而委任各員任意開銷，浪費侵蝕，私囊日充，公款日虧。經人告發時，李鴻章又袒護親信，案情不了了之。”
“每個高級官員均任用私人，冗官冗員均領高薪，工人工資極低，工作時間長，礦工得病不加醫治，生活疾苦。”
“官場舞弊，層層盤剝，費用大，往往入不敷出。”
“效率低，浪費大，管理無能，資金短缺。”
“因內部腐敗，運輸又不便，開支浩繁，虧損甚大，經費發生困難。”
“因用人不當，大肆揮霍，尚未竣工，費用即耗去4萬余兩，有買空賣空舞弊行為。”
受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起義刺激而興起的“洋務運動”有兩個目的：“平中國”和“敵外國”。實踐中，它開啟了中國在制造業上眾多的“第一”，至今為人津津樂道：
中國第一臺蒸汽機：1862年，安慶軍械所。
中國第一艘輪船：1865年，黃鵠號，安慶軍械所。
中國第一臺車床：1867年，江南制造局。
中國第一艘近代軍艦：1868年，恬吉號，排水量600噸，江南制造局。
中國第一臺汽錘：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國第一臺刨床：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國第一臺銑齒機：1870年，江南制造局。
中國第一艘大馬力軍艦：1872年，海安號，排水量2800噸，1800馬力，江南制造局。
中國第一輛簡易蒸汽機車：1881年，用蒸汽鍋爐改制，開平礦務局工程處。
中國第一輛標準蒸汽機車：1882年，中國火箭號，開平礦務局工程處。
中國第一臺軋花機：1887年，上海張萬祥福記鐵工廠。
中國第一臺對開平板印刷機：1900年，上海曹興昌機器廠。
中國第一臺繅絲機：1900年，上海永昌機器廠。
中國第一條軋油聯合設備：1905年，漢陽周恒順機器廠。
中國第一艘大型軍艦：1906年，寧紹號，排水量3074噸，3000馬力，福州船政局。
中國第一臺抽水機：1907年，15馬力，漢陽周恒順機器廠。
中國第一臺卷揚機：1907年，60馬力，漢陽周恒順機器廠
可見器物層面的進步并非難事，然而這樣的進步卻無法帶來“平中國”、“敵外國”的結果。國內之亂在于精英集團聚斂無度。官僚資產階級的現實表演適足證明：洋務運動不是遏止而是推動了精英集團的聚斂狂潮。這一則導致大眾民不聊生，二則導致地方實力派崛起。結果一方面是流民四溢，一方面是“朝旨不出午門”。而一個孱弱的國度是無法“敵外國”的。甲午戰敗證實了“敵外國”之落空，“平中國”之夢則被滿清覆滅及隨后的軍閥混戰粉碎。“平中國”、“敵外國”之夢導致了“亂中國”、“附外國”的現實。
不知曾、左、李、張諸位的在天之靈，看到這樣的成果，是否會想起倭仁的判斷：“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是否會檢討自己當初的選擇與決策?如果他們與倭仁的在天之靈一起，對這一枰“大棋”復盤，從中又能得出什么教訓與啟發?
而作為后人，我們在回顧此后的歷史時，看到的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北洋時代：亂世梟雄
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帝制，老官僚集團樹倒猢猻散。代清而立的北洋政府建立了憲法、議會、責任內閣等一整套“現代政治體制”，披上了“先進文化”的外衣。此刻，盛宣懷的舉動代表了官僚資產階級的選擇。他竭力動員袁世凱出山，以撲滅革命烈火。并參與其調兵運糧。他認為袁“措置大局，舉重若輕，實超秩乎漢、宋祖而上之。方之華盛頓、拿破侖亦有過無不及”，而孫中山“有理想而無經驗，不足與謀也”。
袁世凱代表的政治路線是改朝換代。中國的官僚政治在這條道路上走了兩千多年，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自然可以做到“舉重若輕”。盛宣懷以歷代開國皇帝為參照系評價袁，其背后的涵義是：官僚資產階級將當前的亂局視為王朝更疊之機。
孫中山代表的政治路線是社會改造。這種事業前無古人，自然“有理想而無經驗”，歷史證明，它總是在不斷的錯誤與挫折中跌跌撞撞地前進的。官僚資產階級認為“不足與謀也”，證明這個階級選擇的是王朝更疊而非社會改造。他們心目中的理想是重建官僚政治體系，成為這個新王朝的開國功臣，在這個舊體系、新王朝下，繼續其亦官亦商的美好時光。
于是，在北洋政府這棵新大樹下，聚集起新的官僚集團，其成員既有舊官僚，也有造反起家的勇敢分子。兵匪一家、官商勾結的傳統在新體制下發揚光大，新一代官僚資產階級依然控制著社會。《中國經濟通史(下)》記載了此間前清官僚、軍閥在產業界的勢力：
袁世凱的財政總長周學熙經營天津、唐山、青島等處的新華紗廠。唐山啟新水泥廠(即當年唐廷樞的“唐山細棉土廠”)，耀華玻璃廠，還擁有不少企業的股票，啟新水泥廠占到全國水泥總銷量的92%以上。其父周馥曾任前清兩廣、兩江總督，他自己最初在浙江為官，后為山東候補道員。
內閣總理靳云鵬主辦有山東魯大煤礦，京西大豐煤礦，山西正豐煤礦、山東魯豐沙場、還投資于英航和其他企業。靳云鵬由前清“新建陸軍”出身，為皖系四大金剛之一，曾任北洋督練公所參謀處提調、浙江新軍標統。
安徽督軍倪嗣沖是天津裕源紗廠、壽豐面粉廠、丹華火柴廠、丹成油漆廠、宿縣烈山煤礦和金城銀行的大股東或主持人。倪嗣沖祖上三代皆為前清光祿大夫，自己由鎮壓義和團起家，在袁世凱手下總理北洋營務行營、發審和執法三處，后歷任前清班道員、東三省民政司長、奉天提法使、黑龍江布政使兼巡防軍翼長。因貪污被彈劾，清廷將其“即行革職，并勒追贓款”，“永不敘用”。
東北軍閥張作霖擁有東北礦務局，其所屬各廠礦幾乎包括了東北全部礦業，直接擁有奉天紗廠。著名的張大帥以“胡子”起家，后接受前清收編，當了新民府巡警前路游擊馬隊幫辦。辛亥革命后他靠武力擠走革命黨人，成了“東北王”。
皖系軍閥段祺瑞是龍眼鐵礦公司的大股東。段祺瑞從前清天津武備學堂畢業，曾任鑲黃旗漢軍副都統，專意督辦陸軍各學堂，后外放任江北提督。
直系軍閥曹錕由其四弟出面，是天津裕源紗廠的大股東和創辦人。曹錕亦從前清天津武備學堂畢業，后任前清新軍右翼步兵幫帶、第三鎮統制。
此外，金融業大財團，不論江浙財團或華北財團，以至于華南財團，都有大官僚的資本在內(見朱伯康、施正康的《中國經濟通史(下)》P617--618)。當時的銀行基本都是以權貴巨商為吸儲對象和貸款對象。如上海北四行中最新派的金城銀行，創辦時北洋軍政官僚和前清遺老的存款占了90%，1927年增資以后，北洋軍閥和官僚的投資仍然占一半以上，其股東有倪嗣沖、王郅隆、徐樹錚、吳鼎昌等權貴。大陸銀行的股東有馮國璋、李純、張勛、顏惠慶、傅作義、吳鼎昌、周學熙等人(見鄒高《“中國摩根”陳光甫》財經文摘 2010年 6期;李曉春《近代外商銀行沒落原因初探》陰山學刊 第21卷第2期 2008年4月)。
洋務運動的主導者是清末是握有軍權的封疆大吏，在他們的把持下，官僚資本企業的經營管理，官僚專政色彩明顯。名義上的國有資產，事實上控制在幾個封疆大吏手中。這種體制為封疆大吏們遂其私愿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此后“官辦”→“官督商辦”→“商辦”道路，事實上就是官僚軍閥們靠MBO聚斂私產的道路。
滿清瓦解后，這批軍閥有槍、有錢，成了稱霸一方的梟雄。此后中國半個世紀的分裂與戰亂，實肇于北洋軍閥。而洋務運動的一個明顯歷史后果，是為北洋軍閥興風作浪奠定了財力基礎。而官僚資產階級，在此亂世之中，內倚軍閥，外投列強，肆意聚斂，了無顧忌，充分滿足了“適者生存”的原則，成為那個時代的“最適者”。
從“國家資本”到“接收大員”
北伐戰爭后，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南京國民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標榜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其民生主義有兩個要點，其一是平均地權，實現“耕者有其田”;其二是建立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
1949年前的中國，人口的90%以上在農村，無論從國民大多數的角度還是從歷史經驗的角度看，實現“耕者有其田”無疑是“平中國”的重中之重。然而南京政府計不出此，將“耕者有其田”的旗幟讓給了共產黨。南京國民政府潰敗的根源之一，就是將多數國民的愿望拿來忽悠著玩兒。
共產黨在解放區的土改，有這樣一條政策：“在分土地的時候，如果本村有在國民黨軍隊服役、現役的官兵家人，一視同仁，一樣分地。”結果國民黨軍隊被包圍后，他們的長官最害怕的喊話內容之一是：“兄弟趕緊過來吧，回家吧，你們家分地了”。這往往造成國民黨軍隊成建制地投誠。(見鄧瓊等《解放戰爭啟示錄：開戰初期沒人認為中共會打贏》羊城晚報 2011-04-30)
南京國民政府回避“耕者有其田”，卻熱衷于建立國家資本。“建立國家資本”的思想源自孫中山對西方“先進文化”的實際觀察：
“現在資本家有了機器，靠工人來生產，掠奪工人的血汗錢，生出貧富極相懸殊的兩個階級。這兩個階級，常常相沖突，便發生階級戰爭。”(孫中山《三民主義》)
“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社會。”(孫中山《民報發刊詞》)
“資本專制，其害甚于君主專制。”(孫中山《在廣州行轅與各界的談話》)
并預見：“歐美演此貧富懸殊之慘境，他日必有大沖突以圖適劑于平”(轉引自洪源：《孫中山傳》)
“建立國家資本”正是他試圖預防“資本專制”的措施：
“凡屬于生產之土地、鐵路收歸國有，不為一、二資本家壟斷漁利，而失業小民，務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既可補救天演之缺憾，又深合公理之平允。斯則社會主義精神，而和平解決貧富之激戰矣。”(孫中山《在上海中國社會黨的演說》)
而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于其民權主義：
“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 (孫中山《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換而言之，只有國家政權“為一般平民所有”，國家資本才能“不為一、二資本家壟斷漁利”。若國家政權為“少數人所得而私”，則國家資本必成為資產階級“壓迫平民之工具”。
然而，靠4.12政變掌權的蔣介石集團，依賴的社會力量是列強和江浙金融資本集團。1927年2月初，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長虞洽卿，就國民黨“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和“打倒列強”兩政策詢問蔣介石。蔣的回答是：“窮赤佬怎么靠得住?”“洋人怎么打得過?”。蔣介石集團在這樣的基本判斷下，與列強和江浙財團建立了同盟。
1927年3月，虞洽卿即攜帶上海各國際銀行及商會捐助的銀票300萬大洋來到南昌蔣介石行營，再次會見蔣介石并送交銀票，同時議定了北伐軍進入上海后保護各國銀行利益的治安計劃。
4月1日上海銀行及商界再給了蔣介石300萬元大洋銀票，“四?一二”事變后，虞洽卿代表上海銀行及商界于4月25日再給付蔣介石300萬元大洋銀票。
虞洽卿還為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出面發行“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券”3000萬元。同年10月和1928年初又兩次由國民黨政府的財政部發行“續發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券”共4000萬元。這兩次公債多由上海外資銀行商人階級認購。(見何新《上海共濟會銀行界與1927年的四一二事變》http://1911.cn/bbs/thread-97656-1-1.html)
這樣一個官僚集團，如何能承認工農的“民權”?于是以“訓政”為由，用“官權”取代了“民權”。而虞、蔣關系表明，這個官權實質是哈耶克向往的“財富控制權力”。這“訓政”從4.12政變一直訓到1949年的大潰敗，直到1988年蔣經國臨終前，才宣布結束。這時蔣家王朝已近壽終正寢。
以“訓政”治國的國民政府，建立國家資本的主要手段是沒收“逆產”。
由于財政拮據，國民黨政府根本無力興建大型國營企業，雖然規劃了一系列廠礦，大多不是紙上談兵，就是因資金不繼，半途而廢。真正屬于國民黨政府單獨投資新建的國家資本企業，數量很少。國家資本的主要來源，是原有官辦企業和商辦企業。
南京政府成立后，頒布了《處理逆產條例》。將前政府官辦企業、前政府官員開辦或包含前政府官員股份的商辦企業，均列為“逆產”，予以沒收，包括清政府、北洋政府遺下來官營企業，包括直屬中央的路、電、郵、航等交通“四政”，分隸財政金融系統的印刷局、造紙廠、銅元局、造幣廠，屬于城市公用事業的電燈廠、自來水廠，軍隊及國防系統管轄的造船廠、槍炮局、大小兵工廠，以及金礦、銅礦、油礦、其他廠礦，等等。
在前清和北洋時期，被官員們私有化的國企，也多以“逆產”之名沒收。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前述被盛宣懷私有化的輪船招商局。南京政府成立時，法律上它已是私有企業，但事實上一直被官僚、政客把持。南京政府用了6年時間，軟硬兼施，才將其歸入國家資本體系。而涉及日資的原國企漢冶萍公司，由于日方的“嚴重抗議”，并派軍艦到大冶揚威恫嚇，歷時多年，始終未能收回。(見劉克祥《中國近代經濟史(1927—1937)》導言)可見中國官僚集團對失勢的前官僚，連同依附于他們的商人，可強硬到將其掃地出門，而面對列強，卻束手無策。
資本主義經濟體，配置資源的根本原則是利潤極大化，而利潤極大化的最有效工具是金融系統。換而言之，這個經濟體中創造財富的是實體經濟，而收獲利潤的卻主要是金融機構。交易所出身的蔣介石集團深諳此道，雖然南京政府在創建工礦企業方面乏善可陳，主要依靠沒收，但對控制金融體系卻不遺余力。
1928年10月5日，國民黨政府頒發《中央銀行條例》，宣布中央銀行為國家銀行，額定資本2000萬元，由國庫一次撥足，11月1日正式開業，總裁宋子文，總行設于上海。中央銀行除從事一般商業銀行的業務外，還享有發行兌換券、鑄造及發行國幣、經理國庫、募集或經理國內外公債等特權。
國民黨政府經過8年的籌建、改組、擴充，最終形成了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四行和郵政儲金匯業局、中央信托局的“四行二局”國家資本銀行與金融體系。國家官辦和官商合辦銀行從1928年的3家，增加到1937年的9家，資本額從5343萬元增加到18750萬元，在全國銀行資本總額的比重從20.5%上升到39.0%。(見劉克祥：《1927—1937年中資銀行再統計》，《中國經濟史研究》，2007年第1期)
在國民黨興建的大型企業中，最著名的當屬以民營面目出現的“中國建設銀公司”。該公司于1934年由剛從行政院副院長和財政部長卸任的宋子文籌辦。中國建設銀公司注冊資本為國幣一千萬元，絕大部分資本來自于中央、中國、交通以及當時國內規模最大的十多家商業銀行，只有少部分為個人投資。
中國建設銀公司定位于“聯合各金融機構而又高于各金融機構”以便“我國各銀行及其他公司之合作及相互擔任投資事業，并代理發行公司債與研究、調查各項范圍較大之新事業計劃”。在中國建設銀公司的組織章程中，將其業務范圍劃定為：“本公司以協助并聯同政府機關、中外銀行及其他組織，扶持公私各類企業，發展農工商業，辦理關于是項事業之投資及管理事務與信托公司之一切事務為業務范圍。”
它的目的是，“不獨能引起中外投資之互助與聯絡，且可使外人趨向于中國實業之投資”。最關鍵的一點在于，使“無論外國各銀行實業家及投資家”，都認為“本公司為扶助本國各項實業之唯一機關”。(《組建中國建設銀公司史料選》，《檔案與史學》，1998年第6期。)
可見該公司的特征有二：
其一，是個承擔中央政府經濟類業務外包的壟斷性金融企業;
其二，主要目標在于向歐美招商引資。
事實上中國建設銀公司的主要業務是引進英、法、美資本進入中國鐵路。路權問題曾是辛亥革命的導火索。多年以后，宋子文在回憶他發起創立建設銀公司的目的時說，“當時本人所注意之問題有二：第一，如何能在國人可以接受之條件，鼓勵大量外資之輸入，及如何獲取外國技術管理之協助;第二為如何促進國內資本市場之發展。”在他看來，若“缺此二者，我國工業必不能有大建樹之發展”。(《宋子文向中常會報告中銀公司經營經過》，《大公報》(天津)，1947年9月19日，第1版 轉引自鄭會欣《戰前中國建設銀公司的投資經營活動》)
當時列強都對中國的鐵路有強烈興趣，傾向歐美資本的宋子文排斥日資，引起了日本的警覺。日本人認為：中國建設銀公司是“(國際)聯盟——列強——中國親歐美派合作產生”的經濟組織，它是“平時經常嫉視反日的財界人物和銀行”，“站在共同利害立場上創設出來的一個投資機構”，并指出建設銀公司是“政府的代行機構”。表面上雖然是“中國人的公司，主導權卻在列強”。(《中國建設銀公司與其國際性》，[日]朝鮮銀行調查課昭和九年(1934年)七月印行《九年調查》第25號 轉引自朱蔭貴《試論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家資本股份制企業形成的途徑》)
日本人的觀察是深刻的，中國官僚資本高度依賴列強，但受制于“國人可以接受之條件”，只好以民間的面目出現，“曲線賣國”。日本人的態度不過證明了蔣、宋傾向于歐美，汪精衛等人則傾向于日本而已。
官僚集團以國家資本的名義，從金融著手大肆聚斂，力圖壟斷國家的經濟命脈。嚴重擠壓了社會各界的經濟發展空間。在官僚集團內部，主管財經事務的核心官員分別把持各“國營”企業，據以發展出各自的派系。抗戰期間的“統制貿易”為官僚集團大發國難財提供了溫床。
1942年6月美國與中國簽訂《租借協定》，向中國提供價值為35億美元的軍用物資，但這些援助物資，被國民黨政府官員們視為“唐僧肉”，大家都試圖從這里撈一把，裝滿戰略物資的卡車從印緬公路開進中國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這些戰略物資就出現在黑市上，不少軍用物資還通過走私的方式賣給了日本人。美國駐中國戰區最高參謀史迪威向羅斯福密報，很多美援物資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國民黨政府對軍用物資的走私貪污稱為“二戰中最大的丑聞”。
1942年2月7日美國國會批準無條件向中國貸款5億美元，到1943年底，中國政府提取了約一半的2.4億美元，但根據美國財政部的調查資料，中國政府提取的2.4億美元中有8000萬美元已經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個人帳號上。聯邦調查局1943年的調查報告寫道：
“宋氏家族對中國經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金錢的欲望更超過對政治的欲望，美國5億美元貸款相當一部分已經裝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
美國財政部甚至還有人把宋氏家族戲稱為“宋氏賊團”。這樣的局面被國人稱為：“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經濟學家馬寅初指出：
“幾位大官，乘國家之危急，挾政治上之勢力，勾結一家或幾家大銀行，大做其生意，或大買其外匯。其做生意之時以統制貿易為名，以大發其財為實。故所謂統制者是一種公私不分之統制”。(馬寅初《提議對發國難財者開辦臨時財產稅以充戰后之復興經費》)
“所謂國營，實即官辦”，“假公濟私為通病，由來已久，莫可究詰……近來夫變本加厲，由暗偷私竊變為公開劫奪”，“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局面，已呈現于吾人的眼前”(《馬寅初全集》第12卷)。
抗戰勝利之后，國民黨官僚借“接收”之名，行劫掠之實，前淪陷區民謠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這時的“國家資本”成為一個個官商勾結、倚仗特權、牟取暴利的機構。為了遏制嚴重的貪腐，挽救搖搖欲墜的金融體系，蔣介石派蔣經國到上海“打老虎”，結果打到孔祥熙家族頭上。真是“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權衡利弊，蔣經國鎩羽而歸。“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之說不脛而走。
近年來，為了給蔣、宋、孔、陳恢復名譽，國內一些些學者主張：
“應該把官僚資本劃分為兩個組成部分：國家資本和官僚私人資本。”
“不能將國家資本、國營資本等同于官僚資本。”
“官僚資本中應包括官僚的私人資本，而對于官僚的私人資本也要辯證的看待，只有那些依靠政治權利、壟斷性很強的私人資本才能定性為官僚資本。”
并進而論證法律意義上的蔣、宋、孔、陳私產遠低于傳聞中的數量。(見李少兵等《20世紀4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問題研究》史學月刊 2005/2)
其實，在國民黨政權敗潰的現實面前，這樣的“平反”了無意義。南京國民政府的“國家資本”或“國營企業”，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全民所有”，都不是在緩和而是在強化貧富兩極分化，因而都遠離了孫中山先生建立國家資本的本意。國民政府的“國家資本”或“國營企業”，其實是官僚集團控制、掠奪社會資源的工具。正如陳自芳指出的：國有資本是官僚資本的“大家庫”，官僚私人資本則為“小家庫”。前者多采用超經濟的行政手段，后者多以經濟活動方式出現(見陳自芳：《論就中國官僚私人資本的擴張及其制度原因》，《北方論叢》1989年6月)。
國民政府的“國家資本”或“國營企業”屬于官僚集團，其實際支配權取決于官僚們在權勢斗爭中的勝負。“國營企業”主持者走馬燈似的更替、沒收“逆產”事件接連不斷地上演，只不過證明了官僚集團內部成王敗寇的邏輯。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顯然不是為官僚集團謀利的主義，其“國家資本”本意是防止資本專制，保護農、工大眾。然而實踐的結果，官僚集團自如地揮舞“三民主義”的旗幟，將官僚資產階級發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對不起，又來一個然而)，官僚資產階級的壯大導致了南京國民政府的潰敗，這個階級遭到了歷史的大清算，中華民族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然而(對不起，再來一個然而)，這樣的大清算就能使官僚集團與官僚資產階級消失嗎?
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
從“隔世報”到“現世報”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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