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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文章“理直氣壯做強國有企業”一文昨天在網上發布后，引起新一輪討論，一些陰陽怪氣的意見，恰好可以與最近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重拿國企低效說事的論調擺到一塊看。在這一輪老調重彈中，有智庫竟然警告:“在新一輪前所未有的經濟轉型中，如果國家控制的財政資源和金融資源還像過去一樣流向國有企業，為國有經濟繼續輸血，將有可能產生一種危險的結果——低效的國有經濟占用大量資源后，將在L型走勢的軌道上拖垮中國經濟!”

危言唬嚇，目的何在？無非是以為供給側改革給推行新自由主義、搞私有化提供了契機，可以借去產能調結構拿國企開刀，用以偏概全的辦法來否定國企。

評價國企效率高低，長期存有爭議，這與考察角度有很大關系。中國國企不同于西方為私人資本拾遺補缺的輔助性國企，而是作為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政權基礎的支柱性國企，考量其效率和效益，絕非私企所能簡單類比。一些學者用私企的效率標準片面進行實證分析，在貌似公正的數據包裝下斷言國企低效，是不全面不客觀的。

《財富》500強最新榜單中，前50強的中國企業共12家，全部為國有控股企業。即使在全球市場不景氣、中國經濟進入轉型期的情況下，中國國企仍然呈現出強勁增長勢頭，排名進一步上升，成為美歐等跨國公司不可小視的競爭對手，對促進國際戰略格局積極改變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雖然目前在我國企業戶數、資產、主營收入占比中，私企已占大頭，國企皆處劣勢，但向國家財政繳納的稅金及附加占比，國企與私企卻是相反的。衡量企業資產回報率高低，不能光看企業的單位資產創造多少凈利潤，還要看回報的利潤給了誰。是回報給老板，還是回報給國家和人民，對于一國經濟振興、強盛和全面協調發展所產生的作用意義是完全不同的。

國企不能只重短期效益，更要關注中長期發展，引領和承擔實施國家經濟發展戰略。一些公共基礎設施、重大工程建設和高科技產業發展，投入巨大，周期較長，不可能立馬見效，但一旦見效，對整個經濟社會發揮的作用力和對國際競爭產生的影響力，絕非一般企業可比。國企還是科技創新的領軍力量，技術進步是其效率考量的重要指標。當前，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絕大多數重大先進工程和技術項目由國企承擔；經濟技術要求較高的生產資料和重要消費資料的生產領域，80%以上的技術產品都是由國企提供。

我國國企還承擔著扶貧幫困、抗御風險、應對災害、優化生態環境、協調區域經濟平衡發展、支持國防布局建設、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等多方面社會職能，這些擔當必然給國企加重負擔，表面上看是降低了企業效率，實質上是國企給社會發展帶來無可比擬的高效益。

有種論調，指責國企任何一點績效都是靠資源“壟斷”帶來的。而事實上，目前我國國企絕大多數都處于非壟斷行業，在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中并不享有特殊的壟斷占有條件。真正屬于壟斷行業的企業極少，且具有明顯的公益性。像水、電、油、氣和鐵路等壟斷性行業，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價格都由政府制定，由于政府定價要考慮人民群眾基本生活需求和宏觀經濟形勢、社會穩定等因素，在一個時期保持相對平穩的物價水平，往往會造成相關國企政策性虧損，這并不能證明國企效率低下，相反是社會優越性的表現。而國際國內鐵的事實證明，一旦壟斷行業被私有化，第一惡果往往就是“漲價”。

當前經濟轉換過程中，國內私企的虧損面比國企的虧損面要大得多，那些無力掙扎、不死不活，甚至停業關門、破產倒閉的“僵尸私企”大量發生、難以計數，但我國輿論場并未以“效率低下”責之，仍然為支持其發展不懈鼓與呼；而對于少數國企暫時處于困難處境，怎么就擎出“國企低效論”來全盤否定？

我們看到，近年國企在載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測、高速鐵路、特高壓輸變電、納米材料、量子信息和超級計算機等領域取得世界級重大創新成果，在智能電網、新能源、綠色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掌握了一大批關鍵核心技術，并形成一定的產業規模，為國家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推動經濟轉型、結構調整和構建新型產業體系發揮了引領作用。無視這些現實，反倒說國企效率不如私企，要靠私有化走出困境，何理之有？

同時也應當承認，在我國整體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結構調整任務艱巨、國際市場低迷、國內矛盾疊加的情況下，部分國企出現了產能過剩、庫存積壓、負債加重、經營困難的低效甚至虧損狀況。但是，這只是局部性和階段性的，是整個國家經濟進入新常態發展后必然經受的陣痛。

深一步探究，部分國企今天遭遇的是全行業性的產能過剩局面，造成這種結構失調狀況，是與過去一些年政府擴張性宏觀政策和扭曲的產業政策引導，以及聽任市場擴張沖動、推助產業結構盲目發展帶來的后果。應該把政策引導責任與企業效率責任分開。其實，越是經營機制高效的企業，在錯誤指導下產生的結果也會越顯著。所以今天對受困的國企，政府不能甩手不管，簡單推給市場，而應該積極扶助、科學引導，多方努力、共渡難關。

國企改革，可以說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格局中最重要、最敏感、最困難、最糾結的一項改革。“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是國企改革的總目標。“重要的話說三遍”，習總書記講了四五遍不止，但有些人總是把這個基本目標忘了，甚至偏了，好像把國有股權“混”少了、把國企“混”沒了就是改革，不然就不是改革。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把化解過剩產能變成消化國企，把暫時遇到困難的國企當作“僵尸”處理，甚至給所有的國企都戴上“低效”的帽子，走出賣產權、國退私進的路子這是非常危險的！

從現實看，在經歷30多年高速發展后，中國經濟面臨著增速放緩、矛盾疊加深化的風險和挑戰，經濟轉型升級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很重，困難也很大，要解決問題，關鍵在于國企的主導、核心和帶動作用。無論是調整結構、優化布局，還是創新發展、驅動轉換，都得靠國企頂上去、帶好頭，成為強大的主力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