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兩點論和重點論的辯證統一關系，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總體關系導向的，既統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政府與市場等，又突出重點，目的是實現社會生產力可持續發展。
要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糧食儲備制度和價格形成制度改革，這是兩個最關鍵的改革，也就是理順市場和政府的關系。
要更加準確地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和要求，就要緊扣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的特征和要求，既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藥方，又要注重科學處理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完整的經濟鏈條既包括供給、需求，也包括分配，忽視了分配端，很可能無法分析清楚我們的經濟出了什么問題，由此導致的后果就是政策無效、危機擴大。
處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核心區的國企改革政策設計，亟待全面落實習近平強調的“搞好基礎數據測算”，真正做到“胸中有數，有的放矢。”謹防本末倒置、南轅北轍。
關鍵是要把壯大、做優、提升實體經濟作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目標。實體經濟是發展的動力源泉和堅實基礎。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理論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十三五”期間的一項重要戰略任務。只是擔憂這場改革會不會危及大量國企的生存權乃至被私有化，會不會給勞動者帶來并非“紅利”而是“痛苦”的命運。
去庫存主要指房地產，杠桿就是剛才我講的企業的負債太高，降成本主要是針對企業的，補短板就是把我們市場最缺的東西補上去，這是五大任務。
如果說擴大內需是在供給的產品不變的前提下為這些產品增加需求，那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改變供給的結構來滿足外溢的需求，把消費能力留在國內。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圍繞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方式，適應與引領經濟新常態的重要舉措。
化解經濟發展中的風險挑戰，應對經濟運行下行壓力，必須從供給側聚焦發力，用結構性改革破解結構性矛盾，著力提升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
按照馬克思辯證關系原理，供給與需求密切關聯、互為作用。若需求側不能解決相應的社會有效需求，供給側無論是總量還是結構的調整都會失去意義，只能成為無效供給。
計劃是人的行為，難道市場不也是人的行為？計劃調節可能偏離客觀，市場調節不也經常偏離客觀而造成供求失衡，甚至可導致大起大落的周期性危機嗎？
——供給側系列談之三
能把活生生的企業法人稱為“僵尸”，發明者的腦瓜也真有創造力。好像沒聽說國外對企業有這叫法。如果是為特指國企，定制打造了這么個毒詞，那就不得不說，你夠狠的！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法新社一篇社論寫道：“如果馬克思泉下有靈，恐怕也會暗笑。因為他的預言再度成為現實。”這話放在大呼“產能過剩”的今日中國，是否值得思考？
沒想到用“供給側”這個舶來詞概括，竟然引發了近年被批臭的新自由主義沉渣泛起，出現了兩種不同指導理論的解讀，反映了兩條改革道路的斗爭深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沒有內在聯系，不能將西方供給學派視為供給側改革的理論來源。
供給側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不僅僅是政府的工作改善與政策調整，而是全民的事情，涉及到每一個人、每一個行業，而且，思想意識方面、觀念方面都需改革、改善。
國有企業的所有制性質決是保障國計民生和國泰民安的經濟基礎。現行的國有企業管理體制使國企的投資擴產決策和轉產重組決策與企業決策者的利益關聯不夠。
黃奇帆透露，重慶市級相關部門要將推廣應用鋼結構納入“十三五”規劃。其中，重慶市經信委要牽頭推進鋼結構產業創新發展，加快培育鋼結構龍頭企業和產業集群。
對新一輪的產能過剩，傳統的化解方法是在供應端做減法，比如采取“淘汰落后產能”和“提高行業準入門檻”這些手段。除了在供應端著力外，還可以在需求端做加法。
這一輪國企改革、清理重組，會不會導致國企走私有化道路，會不會給勞動者帶來并非“紅利”而是“痛苦”的不堪命運？這正是廣大人民群眾所疑惑和擔憂的！
在中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的背景下，中央提出“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的宏觀調控舉措。
即使中國工業沒有產能過剩同樣也要全力支持中國農業，更何況有1/3以上的過剩產能呢！農業強則中國強，農民富則中國富，農村美則中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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