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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時間能做什么?

攝影家紀錄片導演左力的選擇是，用 374 天時間徒步 12100公里，重走紅軍長征路，身體力行地向80年前那群用腳步丈量信仰的英雄致敬。        

日前，左力在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做了題為《一個人的長征》的精彩演講。   

講到這一段時他哽住了，花白的頭發劇烈抖動。

我是在2013年10月10日這一天從江西瑞金出發，經過1年零9天到達陜北吳起縣。剛才有人問我：今天人們都已經吃飽穿暖喝足了，你為什么還要去走長征路？這就是我今天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    

其實走長征路這件事在我的內心已經埋藏了很久很久。   

1995年8月，那一年剛好是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我帶著一個攝制小組在北京拍攝有關抗日戰爭的紀錄片，拍攝的對象是我們共和國的一群開國上將，其中有楊成武、蕭克、陳錫聯、王平、張宗遜、呂正操將軍等等。    

最讓我難忘的是楊成武上將, 他曾擔任過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他86歲，一見到我就跟我開起玩笑：“你怎么姓左呢？我過去打死的日本鬼子都姓左。”但是當他跟我談起長征來，他的面色馬上變得非常凝重。長征的時候，楊成武擔任紅四團的政委率領紅四團打先鋒。但是他那天從頭到尾沒有講紅四團的故事，而是講了一個人的故事，那是他的鐵哥們叫陳樹湘。陳樹湘當時28歲是紅34師的師長，紅34師是斷后部隊。紅軍長征路上遭遇了一場最慘烈的戰役——湘江血戰, 那一戰紅軍差一點全軍覆沒。紅34師本來已經到了江邊，但為了掩護大部隊過江，返身又撲進了敵人的包圍圈，最后全軍覆沒，陳樹湘也因為腹部被手榴彈炸傷而被俘。他被抬在擔架上連夜送去報功，路上，抬擔架的士兵突然覺得腳下一滑，旁邊的人打著火把一看，在場的人都驚得目瞪口呆：年僅28歲、黃埔二期畢業的陳樹湘竟然用手把自己的腸子拽出絞腸而死。老爺子講到這一段的時候，他突然哽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看見他頭上花白的頭發劇烈地抖動，脖子上的青筋在跳動。等了幾十秒之后，老人才緩緩抬起頭來看著鏡頭。老爺子牙關發抖只說出四個字來：“很殘酷啊！”    

當時我心里有一種巨大的傷痛感。我在想：這一代軍人所經歷的是怎樣慘烈的戰爭啊！也許我們永遠都無法了解，我們只能從書本上從電視里去了解碎片化的歷史知識。從那一刻起，我心里萌發出一個念頭：我能不能到達這些歷史現場，把這些故事帶回來講給我們的孩子聽呢？  

2012年，我在一家書店里發現了一本叫《紅軍》的書。我當時讀完之后在扉頁上寫道：“長征對于上個世紀的人來說或許是一個符號，但對于我來講，卻是一種巨大的神秘。我愿意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去解讀這種神秘。這種解讀并不是完全來自景仰和好奇，而是來自于我骨髓里早就植入的行走的力量，似乎它在召喚我去踐行一個久遠的夢想。”只有到達歷史現場，才能聞到那個時代的氣息。我在出發前，研讀了大量的資料，畫了很多草圖，還開著車到達現場去探路。但我不得不說：我很丟人。為什么？因為紅軍出發的時候，沒有什么回不回家的概念，而我在中途當過幾次“逃兵”。中間有兩次，我根本走不下去了，極度沮喪，甚至懷疑自己的行為到底有什么意義。幸好最后我堅持下來了，而且我沒有覺得自己是在徒步走長征路，而是像一個學生一樣在走讀歷史，在行進中學習歷史，我是以這種方式在解讀長征。  

 1934年10月10日，是紅軍中央機關離開瑞金、長征出發的日子。我也是在2013年10月10日那天，從瑞金沙坪壩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前出發的。到達歷史現場和你坐在家里看書是完全不一樣的。我一到瑞金，很多故事就向我撲面而來。這個大禮堂相當于建國后的人民大會堂，我以前多次在電影、明信片上看到過，但我到了瑞金才知道，這個大禮堂竟然是錢壯飛設計的。錢壯飛是我們共產黨早期埋伏在敵人內部的一名特工人員是著名的“龍潭三杰”之一，1931年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顧順章叛變的消息，就是錢壯飛截獲的。錢壯飛按照紅軍八角帽的形狀設計了大禮堂。但可惜的是，長征途中，錢壯飛在貴州遭遇敵機轟炸，和大部隊失散，在歷史的長河中消失1934年，當86000名紅軍離開瑞金后，國民黨開始對紅軍家屬和孩子進行屠殺，而當時帶隊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李默庵，竟然是前共產黨員。我聽完之后感到特別震驚。以今天的眼光去看80年前的歷史，你能理解那個年代嗎？    

那是一個什么樣的年代？就像一個巨大的容器經過劇烈的攪拌之后，人們很難找到自己未來的方向和位置。而誰又能想到短短15年后，當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華東野戰軍占領了南京，第一個沖擊總統府的第35軍軍長是前國民黨將領吳化文。這是歷史的巧合嗎？所以，只有到達歷史現場，聞到那個時代的氣息，你才有可能感同身受地去理解那一代人。“我們流血和犧牲不就是為了這些孩子嗎”    我在廣西興安的湘江血戰紀念園里拍過一張照片，秋風瑟瑟，寂寂無人。有5萬名紅軍戰士永遠躺在了那里，但現在很少有人知道那里曾經發生過什么。很多人住在江邊，也不知道這段歷史。我在長征這一路上心里最大的痛點，就是我們共和國的后代對長征的集體遺忘。    

我在一所大學演講時，曾有幾個大學生跟我說：左老師，長征原來是一群流寇一路被別人追著打，差點被滅掉。我對他們說：你們說得沒錯，但真正偉大的東西，不是從勝利到勝利，那只能叫強大；真正的偉大一定是從弱小到強大、從幼稚到成熟、從失敗到勝利、從落寞到輝煌，這才是偉大的曲線。    

長征就是從逃難開始的，但是接下來發生的，是一次次絕地反擊、向死而生，這也是長征中最動人心魄的環節。很多紅軍戰士并不知道，這一出發，就再也回不來了。一些紅軍家屬肚子里懷著孩子，挺著大肚子走上了長征路。紅軍女戰士的分娩，構成了長征歷史上最為慘烈的開局。    

這張老照片里的兩個人，一個是鄧發的夫人陳慧清，旁邊的男人叫董振堂。董振堂如果活到解放，至少是開國元勛，因為他當時已經是軍團長，和林彪、彭德懷平起平坐，可惜他在西路軍的戰役中壯烈犧牲。    

長征路上的一天，陳慧清突然要生孩子了。早不生晚不生，偏偏在一場激烈的突圍戰剛一打響時要生了，而且是難產。當時陳慧清疼得滿地打滾，身邊沒有一個醫護人員，只有幾個紅軍小戰士。    

僅僅1公里以外，董振堂正率領戰士拼死作戰，眼看著頂不住了，董振堂拎著槍沖回來問：到底還有多少時間能把孩子生下來？沒人能夠回答。于是董振堂再次沖入陣地，大聲喊道：“你們一定要打出一個生孩子的時間來！”結果戰士們死守了幾個小時，硬是等陳慧清把孩子生了下來。    

戰斗結束后，一些戰士經過產婦身邊時都怒目而視，因為很多兄弟戰死了，但董振堂又說了一句足以載入史冊的話：“你們瞪什么瞪？我們流血和犧牲不就是為了這些孩子嗎？！”80年前，在那樣的情形下，一個軍人說出這句話，這樣的情懷你能想象嗎？    

我在想：我們缺故事嗎？我們不缺；我們缺英雄嗎？我們不缺。只是沒人給孩子們講這些，我們的孩子們不知道這些故事，也不知道80年前這些軍人曾經付出了什么。   

他家雇工有1500多人，他卻要為國家去奮斗    我以前不太讀革命歷史，所以一直有個錯覺，以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都是一幫“泥腿子”，是無產階級鬧革命，后來一路上查資料，才知道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大多數是“富二代”，而且有的還是超級“富二代”。早年廣東潮汕地區有個年輕人叫彭湃，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農民運動領袖之一。彭湃是個什么人呢？如果形象一點來說，他就相當于是今天香港首富李嘉誠的兒子。據記載，他家的傭人雇工有1500多人。放著這么大的家業，他卻非要為國家為理想去奮斗。有一天，他把家里所有的雇工召集起來開了個大會，把房產地契一把火全部燒掉，然后他說：“你們誰種我家的地，這個地就是你的了。誰住我家的房，這個房子就是你的了。”那時共產黨人的目標，不就是為大眾謀福利嗎？    

再說一個人，朱德元帥。大家知道朱德在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前是什么人嗎？我最近剛剛去云南陸軍講武堂參觀，那里有一張照片，早年的朱德穿著裘皮大衣、綾羅綢緞，留著大八字胡，他當時是云南陸軍憲兵司令部司令，中將軍銜，要槍有槍，要兵有兵，要錢有錢。但朱德拋棄了這些榮華富貴，就是要加入中國共產黨，重新開始一番艱苦卓絕的事業。一開始，朱德要加入中國共產黨還碰了壁，陳獨秀對他說：對不起，舊軍人我們不要。朱德遠赴千里之外，在德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朱德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最后起義部隊在廣東潮汕的湯坑被打散了，周恩來、葉挺、賀龍等人坐船離開了，朱德帶著后衛部隊去找主力，遇到一群殘兵。當時有人主張各奔東西，但朱德把剩下的2000人攏在一起，帶領大家繼續革命，到最后只剩下800多人上了井岡山。在這800人中，就有后來立下赫赫戰功的林彪、陳毅、粟裕等人。毫不夸張地說，這800人，就是后來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的基本班底。    

他們那一代的身上有著什么樣的情懷呢？那就是“危難當頭，我自橫刀立馬”、“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魄和勇氣。這一代人，難道不值得我們去傳頌嗎？    “你知道那天有多安靜嗎？鳥都不飛，鳥都不叫。”    

長征到底是什么？我用一組數據告訴大家。    

長征一共穿越了中國15個省區，翻越了20多座崇山峻嶺， 走過了30多個急流險灘；在不到2年的時間里，一共遭遇了 400多場戰斗，平均每3天就發生一場遭遇戰。但即使如此， 紅軍依然保持著平均每天25公里的行軍速度。所以說，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一次不畏艱難險阻的遠征。它成為世界軍事史上的三大遠征之首。    

為什么美國軍人直到今天都對中國軍人充滿著敬畏和好奇？因為他們發現，60多年前的那場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志愿軍一大批師團級將領都經歷過長征，所以他們得出一個結論：長征鍛造出中國最強悍的一代軍人！  

 再來看一組數據。長征是付出巨大的犧牲換來的：長征出發的時候，紅軍一方面軍 86000人，最后到達終點時不到7000人；紅四方面軍出發時有10萬大軍，最后零零散散到達終點的不過3萬人。所以，長征又是一場不畏犧牲的遠征。    我在若爾蓋草原班佑村見過一座紅軍雕塑，我知道這個雕塑背后的故事，因為1995年我在王平將軍家里聽他講起過這個故事。老爺子回憶說，當時大部隊已經過了草地，突然彭德懷來找他，說還有一個營的部隊沒有到，讓他回去找。王平帶著警衛員走到班佑河邊時, 正是黃昏，玫瑰色的夕陽掛在天邊，他遠遠看見幾百個紅軍小戰士背靠著背在睡覺，他當時勃然大怒，走過去就推那些小戰士，誰知推一個倒一個， 700 多個紅軍小戰士再也經不起體力透支、饑寒交迫，在睡夢中全部死去了。王平將軍講到這里時老淚縱橫，他說: “你知道那天有多安靜嗎？鳥都不飛，鳥都不叫。我把他們一個個放平，他們還都是一群孩子呀！”    

還有一組數據。紅軍軍團長一級的平均年齡為25歲，一線作戰的師團級干部平均年齡為 20歲，14歲到18歲的紅軍小戰士占60%。所以，長征還是歷史上罕見的青年血脈賁張的歷史事件。那一代年輕人雖然不像我們今天這么富足、這么安寧，但是他們背負著光榮和夢想，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核心脊梁。我們雖然成不了英雄, 但可以成就英雄的夢想我在這一路上，依然能感受到長征的影響在今天的延續。   

在江西于都，我遇見了一位老大爺。那天我到郵局蓋郵戳, 老大爺得知我在走長征路，就對我說：小伙子，你蓋這個郵戳不頂事,這郵戳上沒有“長征” 兩個字，我們縣里郵政總局的郵戳上才有。老人把我帶到郵政總局，補蓋了那個郵戳，然后他一直把我送到于都河邊。 當我邁步出發時，他突然在背后說：“小伙子，當年紅軍就是從這里上路的，路上 300 米倒一個呀。你今天是去看望他們的，是去祭奠他們的呀！他們都會來幫你的，你不用怕，大膽地往前走吧。”我當時聽得熱淚盈眶，我甚至不敢回頭再看大爺一眼。但大爺的這句話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讓我難忘的還有一位藏族大媽。我在她家里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要走的時候她突然問我：今天是中秋節，你吃月餅了嗎？我說沒有。大媽二話沒說，跑到廚房里切了一塊三角大餅，煎了一個雞蛋，一路追出來塞到我的包里，然后拍著我的后背，說了一句讓我溫暖一輩子的話：“你飽飽地去找紅軍吧！”    我這一路，很多朋友發短信問我：左力，你想找到什么？ 你真能找到紅軍嗎？快到終點的時候，我發了一條短信回答他們：紅軍真的還在，紅軍就在我住的家家戶戶的枕頭邊， 紅軍就在這些大叔大媽塞給我的大餅雞蛋里，中國百姓最溫暖的情懷就融化在長征精神里。這是中國真正的希望所在。

長征給我的感受是，樹立一個單一而堅定的目標，反而能夠成就一段幸福的旅程。我們現在有很多的痛苦，都來自于選擇太多。我總是想象當一個紅軍有多么地苦難，但是走完長征以后，我突然覺得他們那一代紅軍不一定像我們想象的那樣苦難。為什么？因為他們有個堅定的目標在遠方。    

我經歷過兩種“怕”。剛出發的時候，我經常怕路上遭遇不測,  怕走不到底，怕別人嘲笑我。 而當我離終點還剩2個多月的時候，我竟然害怕到達了，我害怕到達以后突然沒有了目標。 所以我告訴大家，幸福絕對不在終點，幸福真的是在路上。    

美軍二戰老兵的紀念碑上寫著這樣一句話：“我們不怕陣亡，我們怕被遺忘。”我想說， 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雖然成為不了英雄，但是我們可以成就英雄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