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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領紅軍長征的“燈籠”

1976年深秋，徐向前同志與時任中央調查部長羅青長談起情報工作說：“《長征組歌》中不是有這么一句嗎？‘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錯，毛主席用兵確有過人之處，但他也是以情報做基礎的。”正是卓有成效的偵察情報，使紅軍長征中避免了“被蒙上了眼睛”而看到“山的那一邊”，如毛澤東同志高度評價和贊揚的---有了軍委二局，我們就像打著燈籠走夜路。

打入對手的“心臟”。在《長征》中王樹增講到，為粉碎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發動的第二次“圍剿”，紅軍做了大量的準備，包括派出偵察人員，加強戰術訓練等，同時大批赤衛隊和少先隊員再次出動，對敵人后方和運輸線進行不斷的騷擾，鬧得其晝夜不寧。更讓國民黨軍感到恐懼的是，各種跡象表明，自己的部隊里已有共產黨派進來的人，可能是士兵也可能是軍官，但就是難以確鑿辨別，于是部隊的每一次調動都無法做到保密。在長征途中，中央紅軍所獲得的及時而準確的情報為數不少，盡管至今也無法翔實地考證獲得情報的切實來源，但至少說明了共產黨人在情報搜集方面存在著相當機密而又可靠的來源。1934年11月24日，據說“運用了某種偵察手段”，紅軍迅速截獲敵方詳盡的作戰命令，野戰司令部向各軍團通報了何鍵給國民黨軍各部隊下達的作戰任務。這份通報與現存的國民黨軍有關檔案資料比照，內容竟是驚人地準確。

其實，“紅軍之所以敢于在云貴川湘幾個老軍閥的防區內穿插往返，如魚得水，就是因為我們在龍云、王家烈、劉湘、何鍵的內部安插了我們的人，并且破獲了他們的密碼。”正是因為有打入國民黨高層和特務機關內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員，這些隱蔽戰線的英雄智取了敵核心部門的一些密碼本，紅軍得以掌握到敵軍高層計劃和整體部署。

偵聽對方的通訊。1929年，周恩來便在上海秘密組建無線電人員培訓班，并委托蘇聯幫助訓練了一批電臺工作人員。從第一次反“圍剿”開始，紅軍以先后繳獲的20多部電臺，培訓并說服俘虜的技術人員參加紅軍，再加上第26路軍寧都起義帶來的8部電臺及40多名技術人員，建立了無線電分隊。當時國民黨“圍剿”軍派系復雜，無統一密碼，電報聯絡往往是用明碼，而紅軍又通過敵核心部門的密碼本譯出許多重要情報，也掌握了其編碼規律，所以第二、第三次反“圍剿”時，“幾乎每一仗敵人的命令我們都很清楚。我們根據敵人的電報打仗，很主動。”尤其第二次反“圍剿”半個月內橫掃700多余里、連打5個勝仗。長征開始后，敵軍的電令大多數都能被截獲，且破譯成功率幾乎達到百分之百。例如紅四方面軍外號“本子”的電臺臺長宋侃夫，不用查對密碼本，便能心中有數地把電臺收到的國民黨軍電碼的內容念出來，基本上不會有差錯。1935年1月16日晚，粟裕帶領紅十軍團先頭部隊從敵人包圍圈的縫隙中沖出來，在皖南整整等待了7天之后，從截獲的國民黨軍的電臺里聽到了“國軍在懷玉山地區的‘清剿’已基本結束”。

中央紅軍長征時，負責電訊偵察的軍委二局提供的一個個準確情報，還幫助中央擺脫了危險。如湘江之戰后國民黨軍在湘西設下口袋陣，一渡赤水后川軍以三十多個團在長河南岸準備攔截，過大渡河前敵軍在大樹堡一帶布有重兵等情報，都使毛澤東等領導人下決心迅速改變前進方向。

敲開敵人的嘴巴。在頻繁發生的大小戰斗中，多多少少都可能抓到俘虜，而這些俘虜也掌握著一定的敵情信息，想方設法敲開其嘴巴，就可以得到較為可靠的情報。尤其是先頭部隊中，有一批偵察兵，抓舌頭、化裝探路立下了大功。如沿大渡河急行軍飛奪瀘定橋途中，四團政委楊成武讓司號員向對岸國民黨軍隊發號，欺騙他們自己也是國民黨部隊，就是從敵人俘虜那里掌握了國民黨的部隊代號和軍號號譜。1935年2月1日，擔任全軍先鋒的二軍團偵察連奉命趕赴烏江渡口鴨池河。在渡口附近的一個村子，戰士們得知敵軍在渡口有一個連的兵力駐守。于是，兩名紅軍尖兵悄悄地摸到敵哨兵崗位上，用尖刀逼住敵哨兵，從哨兵口中，獲知這個連的敵人還在不遠處的一個祠堂里睡覺。在俘虜的帶領下，偵察連悄悄地沖進祠堂解決了這個連隊。后來，俘虜還告訴紅軍偵察員，這個渡口對岸有20多只大小渡船。

再是騙取敵人的信任，從麻痹的敵人口中獲得信息。紅一軍團突破“第二道封鎖線”后，按照朱德的命令到達一個叫麻坑圩的地方。軍團長林彪在那里發現了一條電話線，沿著電話線找到了一部電話機，一搖，居然通了。接電話的是前邊一個民團自稱“師爺”的家伙，林彪裝作國民黨中央軍軍官在電話里罵了幾句，讓他把民團團長找來講話。他問：“林彪的紅軍現在到哪里了？”民團團長說：“紅軍到哪里不清楚，粵軍的三個團已經開到樂昌，其中的一個團去九峰山了。”林彪這才知道差點鑄成大錯，于是下命令不惜代價搶占九峰山。

收尋敵方的“喉舌”。在國民黨當局的很多報刊中，有大量的關于紅軍情況的報道。這些本來用于提振自己軍隊士氣，指導作戰行動的報道，那知弄巧成拙，反而成為紅軍得來全不費功夫的情報，彌補了由于通信裝備保障有限，各部間相互聯絡不暢的不足。如毛澤東經常要一軍團偵察連長梁興初出去找點“精神食糧”---近期和比較近期的雜志或報紙。在哈達鋪，他從收集的報紙雜志上得知：徐海東率領的紅軍到達了陜北，與劉志丹的陜北紅軍會合了。同時，找到一份雜志上刊登的一幅國民黨當局繪制的陜北根據地略圖，并從刊登了國民黨當局的軍情分析的《大公報》中確切地知道：在陜北，紅軍活動之劇烈猶如當年的江西蘇區，而且存在著一塊與江西的中央蘇區面積一樣大的紅色根據地。一張報紙透露的信息，對中國歷史的走向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

1934年夏，紅三軍轉戰到四川酉陽縣一個叫南腰界的小村莊。賀龍從當地小學校里弄來的一張國民黨當局的報紙上看到：“江西蕭克匪部第六軍團竄入黔東，企圖與賀龍匪部會合。”而此時，蕭克和王震率領的紅六軍團已經從甘溪的圍困中突圍，正分成數股頑強地向紅三軍所在方向艱難靠近。1934年10月，甘溪戰斗失利的紅十七師五十團團長郭鵬、政委彭林率部突圍后，朝余慶方向去找賀龍總指揮。他們從一所學校教師辦公室里一處破廢物堆旁邊找到半張石阡縣的舊報紙，上面用宋體字寫著：“賀龍匪部在沿河、印江一帶騷擾，向西南方向蠢動---”。由此得知賀總的活動地區和所去的方向后，進而依靠半張舊報紙找到了主力部隊。

獲知百姓的信息。當時，“通匪”是要殺頭的，但即便有生命危險，老百姓也會毫不猶豫為自己的子弟兵提供情報。如擔任全軍先鋒的二軍團偵察連奉命趕赴烏江渡口鴨池河時，紅軍戰士就是在渡口附近的一個村子的老鄉口中得知了當面敵情。從很多老百姓的口中，紅軍獲得了及時而準確的戰術情報。

在贛南的三年游擊戰爭中，老百姓更是不可或缺的情報源。為粉碎敵人的“清剿”，紅軍游擊隊組成“武裝工作隊”，分赴各游擊區發動群眾。廣大群眾紛紛參加了不脫產的游擊小組，他們配合游擊隊站崗放哨，作偵察，搞情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如游擊隊抓住并懲罰一貫敲詐勒索，魚肉鄉民，無惡不作的陂頭鎮大劉莊的吳保長，就是中秋節前夕，一個老表向游擊隊報告了這個陰險毒辣、詭計多端的吳保長要回家過節。群眾還與被封鎖在山里的游擊隊約定暗號，不僅冒著生命危險送糧、油、菜、鹽，而且有的想方設法為紅軍送敵人活動的情報，如國民黨軍隊要搜山，就對山里趕墟(趕集)的人說：“喂!明天不要亂跑呀，有軍隊去搜山。”北山游擊隊偵察班長劉燕青，帶著幾個游擊隊員化裝到新鎮附近去偵察敵情時，也是在地下工作人員和群眾的大力支持配合，才能夠把新鎮敵人據點的兵力，防守工事和地形摸得清清楚楚。

有了“火眼金睛”，紅軍大致甚至有時準確地掌握了國民黨的內情，所以在國民黨軍的重兵圍追堵截中往往措置裕如，就像毛澤東稱贊的，我們和蔣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壓寶，看得準、贏得了。

（作者系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區人武部政治委員；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作者來稿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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