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五月天,超碰电影,视频一区二区三区四区

周喜峰：供給側經濟改革再思考

點擊：作者：周喜峰來源：昆侖策研究院編發發布時間:2015-12-19 09:08:45

　　供給側經濟改革再思考——經濟學第零定律

　　一、和學悖論

　　2015年11月30日，和學創始人劉浩鋒先生發表《率極均衡原理：辯證看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劉浩鋒先生在文中指出：

　　當前中國正遭遇經濟危機，表現為經濟持續下滑，出現產能過剩，產品市場無法消化，制造業的倒閉與蕭條在惡化，大量的失業人口在增加，銀行不愿意貸款，企業家不愿意投資，很多企業資金鏈斷流，股市興風作浪導致數十上百萬中產階級破產，信用破產連鎖反應加劇，民間金融亂像層出不窮，富商不愛國向國外轉移資產，而住房、教育、醫療三座大山在急遽消耗國民的財富，如此惡性循環的經濟在不斷持續，觸底爆發似乎并不太遠。

　　當這些市場空間被擇優分配強調局部效率至上嚴重扭曲的時候，中國爆發了內需不足的問題。內需不足根本是利益分配兩極分化導致的。資源大量聚集在少數人手里，廣大老百姓在幾座大山壓迫下，手里缺錢，需求不振，消費市場疲軟，從而影響市場產出。怎么辦？我們看到，無論是2009－2010年胡溫當局的“四萬億”投資直奔拉動內需而來，2015年以來，央行已5次降息降準、發改委新批基建項目超過2萬億人民幣，中國依然在持續反復刺激需求，可是，刺激如果不得法也會導致遲鈍麻木的結果。顯然，后期的積極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效果已不那么明顯了。

　　以往早期凱恩斯主義的方式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維持了平均每年7-8左右的GDP增長率，但近期的政府積極貨幣財政政策的“凱恩斯主義”方式，并未有效緩解經濟下行壓力。相反，房市增長達到極限利潤空間壓縮的時候，新增加的流動性卻涌入股市，為內外勾結的金融鱷魚吞噬掠奪提供了方便，不久前六月爆發的股災直接吞噬了三十余萬億的財富，一夜之間，數十上百萬的中產階級破產，甚至有人相繼跳樓。

　　凱恩斯主義與供給經濟學代表了選擇不同資源配置手段為主，前者相信市場失靈相信政府干預，后者堅信市場萬能排斥政府干預，前者常常用社會主義手段走資本主義道路，后者用資本主義手段堅持資本主義道路。改開使用資本主義手段走社會主義道路。

　　凱恩斯主義成就了羅斯福總統；凱恩斯主義也導致卡特總統下臺。供給經濟學解決了滯脹成就了里根總統，但人們忽略了，供給經濟學也導致里根支持的老布什總統內政平平與經濟衰退、工廠破產、經濟增長率下降、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均保持高水平、選民收入下降的經濟危機而下臺。

　　供給經濟學是向自由放縱遠離政府干預的古典經濟學方向回歸，企圖通過局部創新的經濟行為影響宏觀的經濟方向，達成完備的自我平衡的經濟狀態。以70年代滯脹為例，卡特總統開出的藥方是：需求不足，政府應該刺激需求。而供給經濟學截然相反，認為問題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給側（供給面、供給邊）出了問題，不該生產的生產太多，同時消費者需要的東西缺乏供給。供給經濟學拋出的路數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如減少政府管制推動企業家創新，降低稅賦提高經濟主體積極性，堅持打造“小政府，大市場”、自由競爭。長期以來，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在邏輯上是一對悖論，無法統一。

　　中國經濟下行如此之快，如果僅僅是單方面的供給側改革，很有可能等不到需要三四年甚至更久才能見效的供給側政策的改革紅利，就觸底爆發了。供給側說到底是通過微觀經濟達到宏觀治理效果，通過局部改善達到整體健全的目標，這本身是冒險的。就算遠水能救近火，我們有足夠的創新與質量提升所創造的全面就業與經濟增長可以救廣大退出市場的產能與產品過剩的中小企業形成的空缺？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依然是學習西方手段企圖化解市場化改革形成的當前危機，但無論從最先有利于誰，以及是否可能化解危機成功推動經濟轉型升級，都對現有制度是高風險的。因為，局部優化升級從來沒有改變過整體兩極分化、產出與消費鏈條割裂的關鍵問題。

　　西方經濟學發展到今天，它們不知道“效率是局部的公平，公平是整體的效率”這種微觀與宏觀互相依存轉化的辯證關系。在他們的僵硬思維看來，資本主義只解決效率問題，公平是社會主義才解決的。效率與公平這對冤家一直是他們眼里的邏輯悖論，在形式邏輯系統里面是永遠無解的。

　　和學思想體系在第五卷《經濟科學原理》一書中指出這是西方文化自性危機所在，解決不了西方文化的數學邏輯悖論問題，西方文化無法繼續支持世界可持續性和平發展。也正是這個意義上，中國文化復興根底在于國學的現代化全球化，尤其在科學層面體現于太極圖易理在數理邏輯上的工具創新與全面應用，彌補并駕馭形式邏輯的片面與不足。思維方式與分析工具的片面導致西方文化經歷五百余年勃興后陷入自我解構的價值虛無主義衰竭困境。

　　劉浩鋒先生創立天道辯證邏輯，并以此為基礎分析當今社會正在進行的供給側經濟改革的形勢，劉浩鋒先生得出的結論無疑是深刻的，但開出的藥方卻令人迷惑。劉浩鋒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引導民眾集資入股方式來重新分類定義剩余產能企業，使之成為真正服務民生福祉的共產的集體主義經濟以及新的公有制經濟形式是可以的。因為只有這種方式才能更好的實現公平。問題是，我們這樣做不是階級斗爭與革命對資本家與企業家的財富掠奪，而是在即有法理基礎上的入股收購，這樣實現了企業家的收益，也實現了政府收益，更實現了一般民眾的產權收益。”

　　顯然，劉浩鋒先生開出的藥方是新形式“打土豪分田地”的股份制改造，這完全違背和學宗旨，完全違背和諧社會和法治原則，形成明顯的“和學悖論”。

　　產生和學悖論的原因在于：劉浩鋒先生雖然把辯證邏輯發展到天道辯證邏輯，但沒有提升到平衡邏輯的高度。

　　劉浩鋒先生在《和學論經濟一帶一路：文化還是錢化？》中指出：“形式邏輯能夠引導事物朝精細化方向發展，但模型越精致越局促，它只能解決相對靜止條件下的局部問題，所以局部有效，發現局部真相，不能解決整體論域與無窮論域的問題。辯證邏輯卻恰恰相反。因此，辯證邏輯駕馭形式邏輯，才是科學完備的表現。辯證邏輯成為引領世界科學界的新引擎，也是本次中國文化復興貢獻世界的基礎科學所在。”

　　劉浩鋒先生對辯證邏輯與形式邏輯關系的理解也是產生和學悖論的原因。

　　二、平衡邏輯

　　平衡邏輯可表述為：一分為二、合而為一、陰陽平衡、三位一體。平衡邏輯體現在特殊形式定額消費控制方案中，特殊形式定額消費控制方案為：

　　1. 根據環境所能承受消費的實際情況和其他因素，對于個人的消費進行限制，并規定個人的消費金額。為體現公平原則，不管個人擁有多少財富，每個人的消費金額是相同的，超過規定金額的消費將被審批。

　　2. 根據環境所能承受消費的實際情況和其他因素，對于個人的住房面積進行限制，并規定個人的住房面積。為體現公平原則，不管個人擁有多少財富，每個人的住房面積是相同的。

　　3. 根據環境所能承受消費的實際情況和其他因素，對于個人的水電煤消費進行限制，并規定個人的水電煤消費量。為體現公平原則，不管個人擁有多少財富，每個人的水電煤消費量是相同的。

　　4. 籌建非盈利性監管機構，承擔全社會（包括個人和企業）資金流動的監管任務，對于信息化飛速發展的當代社會，這可以經過努力而實現。

　　5. 政府的財政將公開，官員的財產將公開，企業的財務將公開，個人的財產也將公開。

　　6. 個人和企業的投資行為將被鼓勵，個人和企業的投機行為將被限制。

　　7. 對于任何企業在如下三個方面進行監管：

　　（1）企業與環境的關系

　　企業消耗的能源、資源和企業的環境保護措施將被審核和監管。由于環境成本因素，企業的全球化運作將被控制。

　　（2）企業的社會效益

　　企業的社會效益將被評估，促進社會和諧的企業行為將被鼓勵。具有優秀社會效益的企業，如對于就業貢獻巨大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等，在資金和稅收等方面將被支持。

　　（3）企業的廣告和宣傳費用

　　為遏制資本的猖狂和貪婪并考慮環境承受能力的實際情況，任何企業（不管規模大?。┑膹V告和宣傳費用將被限制。為體現市場競爭的公平原則，任何企業的廣告和宣傳費用將被規定為相同的。

　　特殊形式定額消費控制方案體現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人自身三者的和諧。

　　在實行特殊形式定額消費控制方案的情況下，人們工作既為公又為私，為公與為私已實現“一分為二，合而為一”的“陰陽平衡”，“為公、為私、既為公又為私”形成“三位一體”。

　　特殊形式定額消費控制方案符合老子名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對應于貨幣產生前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二對應于貨幣產生后“為公”與“為私”這一對陰陽的爭斗，三對應于實行定額消費控制方案后“為公、為私、既為公又為私”三位一體，萬物對應于全方位和諧社會。

　　三、平衡邏輯與形式邏輯的關系

　　在實行特殊形式定額消費控制方案的情況下，所有制是名義上私有制、本質上公有制，從邏輯的角度更能闡明這種所有制的本質。這種所有制運行同時基于兩種邏輯，即平衡邏輯和形式邏輯，平衡邏輯體現在貨幣使用受控，形式邏輯體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中。在實行特殊形式定額消費控制方案的情況下，平衡邏輯與形式邏輯已相結合。細察特殊形式定額消費控制方案，平衡邏輯與形式邏輯的關系可總結為：在形式邏輯所產生的效果上，平衡邏輯起制約的作用。

　　平衡邏輯與形式邏輯的關系符合姜祖桐先生的觀點。

　　姜祖桐先生在《易學宇宙學》中精辟地指出：“ 康德和海德格爾發現，平衡是宇宙第一秩序，提出了平衡對守恒‘立法’概念；任何沒有獲得平衡恒的事物，免談守恒。”

　　四、經濟學第零定律

　　由于平衡邏輯制約形式邏輯，所有的經濟行為必須以體現平衡邏輯的特殊形式定額消費控制方案為基礎，因此，特殊形式定額消費控制方案可被認為是經濟學第零定律。

　　五、結語

　　2015年12月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決定認為，確保到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為此，決定從總體要求、總體目標以及具體舉措等方面對該任務做了詳盡規定。

　　從平衡邏輯的觀點來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無疑正確和光輝，不僅與供給側經濟改革不矛盾，而且滿足和諧社會和法治的要求。

　　問題是，打贏脫貧攻堅戰雖然符合平衡邏輯，但并不能同時滿足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人自身三者全方位和諧的要求。因此，只有實行特殊形式定額消費控制方案，才能真正實現社會和諧。

　　（來源：作者來稿，昆侖策研究院編發）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昆侖策網：http://www.kunlunc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