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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給側”理論與實踐的來龍去脈

　　——論“新供給經濟學”

　　一個政治經濟學星

　　“供給側”在漢語、在中國是個聽起來十分蹩腳詞匯，哪怕屬于知識界圈里人，也十有八九，不知所云 ---- 原因就在于“供給側”是西方新自由主義微觀經濟學的一個專有名詞，即英文“supply side”，它源自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興盛時期圍繞里根政府實行的有利于財富擁有者的一套削減稅率政策。想對“供給側”術語了解更多的中國人，可以閱讀附在此文之后的我們對網上《維基百科》“供給側”網頁英文文字的中文翻譯;聰明智慧從這里開始。

　　“供給側”被介紹為什么意義了?

　　在最近很短一段時間，“供給側”在中國環境成為被大量宣傳的一個術語。它被說成了包含什么意義的術語了呢?

　　“供給側”被說成了帶有中國改革方向的術語含義——變成了“供給側改革”。為什么呢? 人們聽到業內人士給出的原因是“供給側”(商品生產)已經越來越不適應市場需求變化。三十多年來的大量商品生產者由“公有、計劃性”改為“私有、市場性”，在邏輯上卻是變得了“越來越不適應市場需求變化”。因此，“供給側改革”的目的是: “側重于企業微觀機制的重構，提高要素和資源優化配置，進而提高經濟效率。當前迫切需要進行的“供給側改革”包括三方面：一是建立有效的過剩產能退出機制,減少“僵尸”企業，讓資源要素重新流動起來。二是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別是鋼鐵、石化、有色、建材、煤炭等上游產業，大部分都是國有企業，必須及時有效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三是建立企業家激勵機制，加強產權保護，營造一個企業家能夠有創新、創業激情的激勵機制和環境。”大批企業進行機制重構，包括大批國有企業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這還是微觀性的嗎?把只是含義為“政府削減稅率”的“微觀”經濟學“供給側”政策變成如此改革之“宏觀”的范疇，有文章索性正式給予“供給側”一個“宏觀”標簽，將“供給側”說成是“宏調思維的革新策”，稱它為“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變化的一個新角度”，目標是“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中國經濟變革的重點正在發生轉變”。“供給側”作為一個微觀術語，它承受得了這么走向宏觀變化而稱的內容嗎?它原有的話語邏輯還在嗎?走進“宏觀”之后的話語邏輯建立得起來嗎?

　　據有文章說，中國有了一個“新供給經濟學”。新供給經濟思想是突出“創新”的作用，是回到了經濟增長理論的本源，體現是怎么從“供給側”這個角度觀察和分析中國宏觀經濟問題，比如制度供給、構建發展新體制，是要通過“創新引領”;所以，“供給側”這一理念來自于中國的“新供給”，“新供給”是中國式“供給學派”的簡稱，是中央政府所倚重的宏觀調控體系的新一套理論話語。中國當今“供給學派”是自2011年初開始探究、構建從供給端入手推動中國改革發展的新型經濟理論的。據說，“新供給學派”建立背后的推動，是因為發生以被稱為“現代經濟學的吸血鬼獵人”的美國學者杰夫•馬德里克為代表的國際經濟學界對主流經濟學進行反思，他的新書《七個壞主意：主流經濟學家如何破壞美國和世界》，向人們解釋“一些經濟學家之所以很危險，不是他們還有沒懂的東西，而是因為他們懂得的東西并非是那樣”。在這一波反思中，有美國學者提出“經濟學的未來在中國”;所以有了這樣一種假設，即“中國經濟學家如能有正確態度，經濟學就會成為中國主導的學科”。對從“供給端入手推動中國改革發展的新型經濟理論”的探究、構建，就成為這一假設前提下的行動。

　　據說，屬于這個新學派的經濟學者有一兩百人，他們力圖反思近幾十年的傳統經濟學主流框架，認為它屬于西方人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而中國人思維特征是由此及彼，具過程性。中國傳統文化特質為“和與融”。這決定中國“新供給學派”的求真務實學術態度融會古今、開放包容、貫通中西。“新供給學派”的理論前端涉及先秦時期經濟學思想，如管子、韓非子，還如法家、道家、孔孟思想，與西方經濟學結合，提出了生產力的投資、消費和出口“新三駕馬車”理論，強調經濟發展的中國模式。這一新供給經濟學派的問題意識是什么呢?有文章說，是該學派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來的國家發展中長期戰略：中國和今后關鍵任務就是提升經濟國際競爭力。在這個問題意識下，是構建和發展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把關鍵放在充分釋放“制度供給潛力”，進一步激發活力,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穩步而持續地提升。“新供給經濟學”梳理與考察西方傳統供給學派、凱恩斯主義與非凱恩斯主義學術與政策主張得失,把已有理論經濟學與分支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融會、打通,根據中國國情與實踐，提出適合中國客觀需要的“新供給經濟學”理論框架，確立以推動機制創新的切入點,以結構優化的側重點,從“供給端”入手推動中國新一輪改革，化解“滯脹”、“中等收入陷阱”等風險問題，彌合城鄉“二元經濟”，造成可持續健康發展與質量提升的新一輪經濟局面。“新供給經濟學”的“新供給創新思路”的認識框架是以創新構建“新動力”，以改善“供給側環境和機制”激發活力，需要考慮“如何充分釋放微觀經濟主體潛力和活力”。

　　上述“新供給經濟學”的敘述話語，外行人是不知所云的，不過其中至少有一個理論邏輯需要清晰地理清、說明白，它是一系列問題：如果真如美國學者說的“經濟學的未來在中國”，那么在未來中國的經濟學應該是什么樣的呢?它一定是一種不同的經濟學，但又是怎樣不同的經濟學呢?它為什么是一種“新供給經濟學”而不是別的什么呢?“新供給經濟學”究竟與風光不再的美國經濟學在哪些方面一樣，又在什么方面有區別呢?既然傳統經濟學是不具普遍性，終于不能主導下去了，中國經濟學就能上升為具普遍性的，能去主導世界經濟學?

　　要對上述這幾個問題做出回答，其實它的話語邏輯與西方主流經濟學風光不再的原因有著根本的聯系。作為國際經濟學界對主流經濟學做出反思的代表，杰夫•馬德里克提出的主流經濟學者破壞美國和世界的“七個壞主意”是：1)“看不見的手”——市場在沒有政府干預之下總能自我調節出理想價格;2)“塞伊定律”——市場經濟總能達到完全平衡狀態;3)“米爾頓•弗里德曼謬論”——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干預;4)“低通脹是最重要的”;5)“投機泡沫是不存在的” ——市場永遠是正當的;6)“全球化”——不受政府干預的自由世界(固定、統一自由放任、弗里德曼條件的);7)經濟學是一門科學。杰夫•馬德里克以及國際經濟學界對主流經濟學做出的反思是一系列徹底批判觀點，包括：不相信有什么普世理論;政府干預是必要的，放松管理是要出問題的;凱恩斯不是要棍打資本主義，而是要挽救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是“弗里德曼意識形態”;經濟學已經走到經濟忽悠學上去了;批評“市場教旨主義”錯誤;弗里德曼是7個糟糕理論的影響最大的;歷來的經濟政策背后是謬誤的概念;經濟學家追隨政治，但是不談政治;經濟學無非是簡單、容易學、聽起來讓人覺得聰明的教條;金融危機是自然經濟周期使然;經濟學家將自己死綁在一種教條理論上;“華盛頓共識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的崇拜滲透到政府、成為工作的總信條，成為一種宗教迷信;市場經濟變成政府意識形態，成為政府政策，成為一團混雜理念;7個壞主意都是經濟學得以建立的宗旨教條;更壞的不是這些壞主意本身，而是壞在將其推行、說它們不管什么情況都必須按照執行的;政府政策和經濟學者的智慧，不是科學，而是為忽悠而策劃的;高稅收、大政府阻礙經濟增長?成功的研究結論是大政府有利于經濟增長;經濟學不是科學，不過是一堆假設而已，等等。

　　國際、國內學者恐怕都會想知道“中國新供給經濟學”對杰夫•馬德里克提出的主流經濟學者破壞美國和世界的“七個壞主意”和上述那些反思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是表達如何的同意或不同意的，是如何梳理與考察西方傳統供給學派、凱恩斯主義與非凱恩斯主義學術與政策主張得失的,是怎樣把已有理論經濟學與分支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融會、打通的，是怎么在理論邏輯上將先秦時期經濟學思想，如管子、韓非子，還如法家、道家、孔孟思想，與西方經濟學結合的。這可以有利于人們思考，“中國新供給經濟學”在多大程度上與西方風光不再的主流經濟學難解難分，或是在多大程度上與它劃清了界限;由此可判斷，中國這種“新供給經濟學”在何種意義上謂“新”，它未來登上世界經濟學主導地位的可能性會有多大。更切實的問題是，“中國新供給經濟學”是否認為在中國有反省所受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影響的必要?是否應當檢討它在我們的經濟理論界和市場經濟運行中仍然具有很大的迷惑力量?

　　“供給側”作為經濟學行話原是什么意思?

　　現在冒出來的“中國新供給(側)經濟學”到底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供給側經濟學”有什么邏輯關系?這是作為中國人不應當不去弄清楚的。而要弄清楚，很省事，去看看網上《維基百科》的“供給側”網頁介紹(英文)該是一個恰當入手處。清楚了，作為西方主流經濟學行話的“供給側”術語，其意思可以概述如下：

　　“供給側”是新自由主義(亞當•斯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思想在上世紀70年代前后復活)的政府削減私人資本集團收入稅收政策決策(以里根政府為代表)。“供應方”(“供給側”)經濟學是一種微觀經濟理論;其理論是經濟增長可最有效地由資本投資創造，辦法是降低產品與服務生產障礙。典型“供給側”經濟學者推薦的政策是降低“邊際稅率”① 和放松政府監管。

　　“供給側經濟學”這個術語，有時被認為是1975年新聞記者猶大•萬尼斯基編造的，也有認為第一個使用“供給側”(或曰“供給側論者”)這一術語的是前尼克松總統1976年的經濟顧問赫伯特•斯泰因。“供給側”是經濟學者羅伯特•蒙代爾和阿瑟•拉弗的理念。“供給側經濟學”被比作“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②，并非是任何經濟學者正式提倡的。“拉弗曲線”被認為是表達“供給側經濟學”的核心理論：降低稅率可帶來政府稅收的增加，取消高稅率體制可造成出現更過經濟活動，更多經濟活動則造成更多稅收機會。

　　“供給側經濟學”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對凱恩斯經濟政策的回應而產生，它吸收一系列“非凱恩斯經濟思想”，尤其是“芝加哥經濟學派” 和“新古典經濟學派”。 (所謂新自由主義)③與“古典(資本主義)④經濟學”一樣，“供給側經濟學”提出“生產”或“供應”是經濟繁榮的關鍵，而且“消費”或“需求”只是次位的結果。這種思想早就包含在“塞伊經濟學定律”之中，即“供應創造對自己的需求。” 1983年經濟學者維克托•坎托 (Victor Canto)，一個阿瑟•拉弗的追隨者，出版了《供給側經濟學基礎》。這套理論集中討論邊際稅率對刺激工作與存款的影響。

　　“拉弗曲線”代表“供給側經濟學”原理，即政府在100%稅率點的稅收值與在0稅率點稅收值相等。在這兩個值之間有一個稅率點能產生最大稅收值。“供給側”人士在很大程度受的影響是拉弗這樣一個觀點：稅率與稅值是不同的兩回事，稅率過高或過低都產生不出最大稅值。“供給側”人士認為，在一個高稅率環境，降低稅率導致的或者是稅值增長或者是稅值小幅度下降，而不是對以前稅基⑤ 的靜止預估所預料的那種情況。這種情況導致“供給側”人士倡導大幅度削減邊際收入與資本盈利稅率，鼓勵投資方向的資產配置，這樣就會產生更大供應，這就是所謂“供給側經濟學”。

　　“供給側經濟學”提出“稅減可帶來經濟增長”，而歷史數據卻顯示不出降低最高邊際稅率與國內生產總值之間有什么明顯關系。推行“供給側”理論的要害是擴大自由貿易與資本自由移動。理由是自由資本移動，以比較利好的經典推理，可頻頻帶來經濟的擴張。降低貿易稅收障礙可使國內經濟獲得所有國際經濟從低關稅障礙的利好。“供給側”經濟學者對赤字沒有太多話可說，蒙代爾指出“財政紀律是學得的行為”，也即預算赤字持續運行是強迫政府降低支出，以使與財政收入持平。“供給側經濟學”倡導者們聲稱，因為強勁經濟增長，減稅最終導致政府稅務收入整體性增加。但是，有些經濟學者反駁這種說法，指出事實上政府稅收入作為國內生產總值百分比在里根時期是低落的。

　　雖然“供給側經濟學”的術語是后來造出的，可這種思想上世紀20年代就實行過。20年代的美國出現過幾次所得稅稅減，對實行稅減負責的人們聲稱，稅減將帶來稅收增加，但是這種情形沒有發生。

　　當今經濟學家并不認為“供給側經濟學”是什么站得住腳的經濟理論，艾倫•布林德在他2006年的教材中，稱“供給側經濟學”為“霉氣”也許是“傻子”學派。宏觀經濟學者格雷格•曼昆，曾擔任喬治W•布什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在他的經濟學導論教材中，也對“供給側經濟學”提出類似嚴厲批評。1992年《哈佛國際評論》詹姆斯•托賓的一篇文章，寫道：“稅減會實際上增加稅務收入這種思想最終得有人們去調侃它。”

　　“供給側經濟學”許諾的東西沒有變成現實。里根總統認為，由于“拉弗曲線”的影響，政府能夠維持支出、消減稅率且平衡預算 --- 可情況根本就不是這樣，政府收入嚴重下降;如果不是稅減，稅收值本來是可以實現的。為回應“供給側”鼓吹者卓班德特•烏利希(Trabandt Uhlig)的“靜態上升過高估計消減勞動力與資本稅率的稅收損失”觀點， 2003年國會預算辦公室做了一個“供給側”派鼓動的稅減“動態上升分析”，結果研究所用九個模式，只有兩個顯示后十年赤字將因為稅減會大幅度改善，其他七個模式都不是這種結果。

　　“供給側經濟學”與“里根經濟學”是什么關系呢?1981年7月，里根作了一次橢圓辦公室電視演講，陳述了他的降低稅收計劃。這樣，里根把“供給側經濟學”變成了家喻戶曉語匯，聲言要做一次全面性所得稅減稅和更大降低資本盈利稅率。喬治 H.W. •布什于爭取共和黨總統選舉提名參加1980年競選時，嘲笑里根的“供給側”政策是“邪術經濟學”(voodoo economics)。但是他后來為保證得到1988年競選的共和黨提名，又對這一政策做出廉價口頭支持。

　　在美國，人們常以“供給側經濟學”等同于里根經濟學，因為里根財政政策大體上根據的是“供給側經濟學”。里根在上世紀80年代競選時的說法是“太多的錢追逐太少的物品”，承諾的是“生產出我們的出路”。里根政府時的國會通過了一份5年之內削減7490億美元的法案，這使得詹森•希莫威茨將里根稱為一個政治的“供給側經濟學”強力推動者，頌揚他領導有方。而對“里根經濟學”的批評認為，沒有做到“供給側”人士承諾的夸大效果。克魯格曼的說法是:“羅納德•里根被選上時，‘供給側’學派得到一次試驗機會。但是不幸，他們失敗了。”克魯格曼及其他評論者提出里根政府時期預算赤字增大，指出“拉弗曲線”是錯誤的。

　　還有的對“供給側”經濟政策的批評說，“降低稅收率會增加稅收”的說法是個煙幕彈，掩蓋的是使政府“挨餓”，企圖是削減稅率會使政府開支出現相應走低。但是這種辦法最后不是“供給側”經濟政策預想的結果;保羅•薩繆爾森把這種想法稱為“絳蟲理論”——意思是解決絳蟲的辦法是朝著病人肚子上捅一刀。

　　“供給側經濟學”的術語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對“拉弗曲線”的有關想法與相信“降低稅收率會使稅收增加”說法之間，頻頻地充滿混亂與困惑。其實許多“供給側經濟學者”對后一種說法持懷疑態度，卻依然支持降低稅率總政策。經濟學者格雷格•曼昆在他第三版《微觀經濟學原理》一書的小標題為“江湖騙子和偏執病人”一節，用了“時尚經濟學”一詞來形容“降低稅收率會使稅收增加”的說法:

　　一個“時尚經濟學”的例子是在1980年，一小部分經濟學者給總統候選人羅納德•里根出招：“一次全面性所得稅減稅會增加稅收”。理由是如果人們能保持收入的更大部分，他們則會為賺取更多收入工作得更努力。這些人說，盡管稅率降了，收入提升很多，稅收也跟著提升。幾乎所有科班經濟學者，包括大多數支持里根減稅的人，都說這種預測結果太離譜而不可樂觀。低稅率也許會鼓勵人們更努力工作，這種額外努力也可能對低稅收直接影響有一定彌補性，但是沒有可信的根據表明，人們工作得努力會大到能構成一方面降低稅率而另一方面稅收增加的原因。人們實行“時尚節食”會不顧健康風險，但是不會發生所期待的長期體重減輕效果。十分類似，政客們如果依靠這么一幫“江湖騙子和偏執家伙”給出的招數，他們絕無辦法實現預期的結果。里根當選后，國會通過了里根提出削減稅率的法案，但是削減稅率并未帶來稅收值增加。

　　“供給側”經濟學是一直被人批評的，因為它是對高收入人群有利的政策。2012年一項調查顯示，大多數經濟學者對“拉弗曲線”——“通過中期對聯邦美國所得稅消減稅率會增加稅值增加”的假設采取不予接受態度。當問他們：“當前對聯邦所得稅率削減會足以帶來課稅收入增加，年總稅收將在五年內比不削減稅率時期呈走高趨勢，是否是這樣?”接受芝加哥大學這項調查的經濟學者，沒有人同意。對“供給側”政策的批評強調的是，增長的聯邦赤字與當前財政赤字會加劇收入不平等，這種政策在促進增長上是失敗的。

　　2006年《華盛頓郵報》塞巴斯蒂安•馬拉比引述布什、切尼、弗里斯特、格拉斯利和里桑托勒姆等人，誤述布什政府的減稅效果。2007年1月3日布什寫文章說“這是一個事實，我們消減稅收，已為強勁的經濟增長與收入記錄，注入動力。” 2003—2004年間曾任布什經濟顧問委員會首席經濟學家安德魯•維克對這一聲稱的回應是：

　　你們都是聰明人。你懂得，削減稅率并沒有帶來收入記錄;你懂得怎么做才能說清什么才是原因;你懂得削減稅收的第一鏈效果是稅務收入降低。我們都會同意最終稅收的減少會比這第一鏈效果還要低，因為低稅率刺激更大經濟活動，因而更擴大計稅基數。沒有長著頭腦的人會相信這樣做會彌補，也不會救助這些減稅政策帶來的第一鏈效果——一個人也沒有!

　　“供給側”稅收制度范式，偏重獎勵投資而不是消費，在整個政治圖譜是被認可的;自1982年，在美國提出的計劃，沒有不是根植于“供給側經濟理論”的(1993年克林頓增加稅收是例外)，而這種做法很少有被嚴肅考慮作為立法通過的機會。1986年一項稅收改革草擬出來，被蒙代爾形容為“完成‘供給側’經濟學革命”;它包括增加工資稅率，減少最高邊際稅率與增加資本盈利稅，加上按揭(房貸)利息折扣和州稅遞減效應，最后接近于均一稅的效果。它的推動者蒙代爾和拉弗，把股票市場顯著牛市狀況說成是稅收改革效應表現，而他們其實知道資本盈利走高情勢與其說是有利形勢，不如說是出問題狀況。

　　削減邊際稅率應該說是主要為著財富擁有者著想的;這正如保羅•克魯格曼這樣的評論家所認為的——是政治動機而不是經濟動機!這一套特別愚蠢主意，提出推行“供給側經濟學”概念，是一種怪癖偏執主義;這樣的學問，要不是因為對出版編輯和財富擁有者的偏見是一種討好，本是不會產生什么影響的。經濟學家約翰•加爾布雷斯寫道，正如戴維•斯托克曼先生所說，供給側經濟學不過是一層護封，下面藏著的是“涓滴法”⑥經濟學政策， 是老一代且不太文雅一代所稱呼的“養馬與麻雀理論” ——也即，你喂馬匹足夠的燕麥，不免會哩哩啦啦滴散在路上，讓麻雀吃了去!——養肥富人，老百姓以吃食掉落面包屑為活路。

　　到此為止，是我從《維基百科》介紹“供給側”的網頁翻譯和引述的，除個別處，幾乎未加自己評論。其實用不著苦心琢磨，從“供給側”這一術語在“中國新供給側經濟學”的被沿用，就能想象到二者之間的一體性與一脈相承。所謂“一體性”和“一脈相承”，說的是它們都對主流經濟學(或曰新自由主義)“七個壞主意”或全部或部分認可。再重復一遍，它們是：“看不見的手”、“塞伊定律”、“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干預”、“控制通脹最重要的”、市場永遠是正當的、不受政府干預的自由放任“全球化”和“經濟學是一門科學”。而對其接受，再加以里根經濟政府政策為據，等于是整體上認同資本主義制度，認同新自由主義經濟，認同亞當•斯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為“看不見的手”);這在中國，就是把這里當成資本主義或者朝著資本主義走去而操作。我們由此可意會出經濟學者嘴里口頭禪的“轉型”一詞的最終涵義。

　　其實在仔細讀過的迄今已經發表出的“供給側”文章，已顯露“中國新供給側經濟學”與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供給側”經濟政策無法劃清的關系。比如，有文章提供了更靠譜的說法，指出“供給側”一詞經濟學界并不陌生，它背后是個影響巨大的經濟學派——供給學派;著名的“拉弗曲線”(意在說明提高稅率不一定能增加稅收)就來自這個學派。拉弗之本意是督促政府少征稅。供給學派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市場化潮流的理論，里根削減所得稅依據的就是拉弗曲線。此外，法國經濟學家薩伊是供給學派鼻祖;大名鼎鼎的薩伊定律意思是：供給創造需求。有文章回答人們的問題“供給側改革是否有先例”，明確解釋20世紀70-80年代，美、英相繼陷入滯脹，“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分別“采用減稅和國企改革等措施幫助經濟走出衰退的泥淖”。我們的媒體居然公開以“里根”和“撒切爾”為根據，是一種不知尺寸、不知是已讓自己丟臉之事，因為在學術界，無人不曉這兩位是以大搞“新自由主義”和“私有化”經濟政策載入史冊人物。他們不僅沒有“幫助經濟走出衰屯的泥淖”，而是給美、英以及世界帶來今天貧富冰火兩重天的嚴峻狀況。更何況哪怕按照西方經濟學常識而言，他們的政策沒有數字證明是積極和成功的，而是反面。

　　當然，在今天中國的“供給側”術語敘事當中，是包括里根政府那時候的“削減政府稅收政策”的，只不過這是中國“新供給經濟學”政策所要干的遠遠“大宗事情”之一而已。因此“削減政府稅率”只是一個“不在話下”而尚未作為大講特講的問題而言，僅是稍有披露之事---所以，“供給側改革，必須加快推進新一輪財稅”;有的說“不管是從發展的角度講，還是從改革的角度講，本輪調整都存在著大量的減稅空間”，甚至有的說“財政赤字率可以增長到3%左右，總量達到2萬億元。同時逐步將結構性減稅轉變為總量性減稅，改革現有財政支付模式---很有點圖窮匕首現的味道。有些說法簡直與80年代西方主流供給側政策或者里根經濟學話語如出一轍，說要“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但是增加的赤字在適當增加必要的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的同時主要用于降稅帶來的財政的減收”。一篇“權威專家解讀‘供給側改革內涵和路徑’”文章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五個“關鍵”，其中“第三”是增加人口供給(人性化乎?人口都變成了不是人的“供給”)：“第四”便是“要通過減稅減費，促進制造業的發展”。不少文章的說法還有“減稅降費和財政支出提升意味著政府部門(主要是中央政府)的杠桿率將大幅上升”、供給側管理重在“降低稅費負擔”等方式、“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搞活微觀，增強企業競爭力;減輕企業稅費負擔，讓企業輕裝上陣”、“減輕企業稅負”、“給企業減稅，回復企業活力”等等。這中間，對模仿里根經濟學供給側政府政策講得最明確者說：“供給側改革核心是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目前從財稅改革角度來講，政府需要做的是逐步選擇減稅減負的稅收政策，這包括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和增值稅稅率，結合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改革，加大稅前扣除項目，降低個稅邊際稅率，并與通貨膨脹率掛鉤”。

　　然而，里根的“供給側”來到在今天中國的敘事之中并不是西方“供給學派”概念那么單純;它遠比那個西方術語更龐雜，要遠比減稅的事情做得大得多，多得多。因此它不再是純學理的(抑或不符合邏輯的)，按照中國特色的“新供給側經濟學”說法是: “無論是注重擴大需求的凱恩斯主義，還是強調供給側管理的供給學派，對中國宏觀調控和經濟決策的實踐而言，都不是純粹的經濟學學理問題，而是要結合中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這似乎是說，理論可以不符合邏輯與學理，只要“解決問題”，如果真是如此，又何必將自己稱為傳統“科學”意義的“供給側經濟學”呢?

　　因為這個理由，今天中國“新供給側經濟學”的因果邏輯與老的邏輯是很不一樣了。正像剛剛《經濟學人》的一篇題為“里根在中國的反響”文章所說，“中國供給派與里根經濟學的擁躉兩者之間有許多的不同，尤其各自在對經濟弊病診斷方面---美國人認為，生產瓶頸會引發通貨膨脹、抑制經濟增長。而其中國供給派同行卻是反向擔憂：認為過度生產會造成通貨緊縮和不能持續快速增長”。里根實行的“供給側經濟學”主要是微觀的政府稅收方面的，而中國“新供給側經濟學”雄心勃勃、激進，干的是宏觀整體“結構性”改革。這太不一樣了，可是仍不能忽略的，是二者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邏輯。中國“新供給側經濟學”矛頭所向正如所言：“‘供給側改革’核心：淘汰落后產能!”不少文章這樣說：“過剩產能退出機制,減少“僵尸”企業，讓資源要素重新流動起來。”再明白一點說的是“產業內部技術和效率低下的落后產能、“僵尸企業”，在妥善解決好職工安置工作基礎上應予以堅決淘汰”。在這個“供給側改革”核心問題上，話語變得更不學術了，而是正像那篇《經濟學人》文章描述的——這種語言在中國簡直是“激進”：“我們不能再耽擱清理僵尸企業了”、“僅靠服用止痛藥和進行輸血是不夠的，我們需要有動大手術的決心”;“僵尸企業”罪過太大了!它的存在一方面吞噬了太多的流動性，擠占了市場信用，另一方面拖累了整個產業。對此，政府要主動從市場干預中退出來，要利用市場的力量強行去杠桿，讓“僵尸企業”破產的破產，關門的關門，重組的重組，改善產業供給”。

　　還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僵尸企業”指的是誰，在這個“社會主義”環境，不能說得太刺激，只能神神秘秘地。說得最明白的也只能說到如此地步，即一篇文章說的：“國企將是去產能的主要承擔者。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各類企業中，國有企業以最高的資產負債率和最低的資產周轉率、最低的主營收入利潤率，實現了收入、利潤的最大幅下滑。這意味著，各類企業中，國有企業盈利能力最為堪憂，產能過剩最為嚴重，未來也將是產能去化的主要承擔者。但淘汰落后產能的過程將有可能造成大批國企員工下崗，因而發展服務業吸納就業也將是必然的選擇。”會說的不如會聽的，不就是又一次私有化的浪潮，像上世紀90年代做的要“解散國有企業”么?從“砸爛大鍋飯”換了一個“供給側經濟學”新說法么?而這個新說法，更接近公開的資本主義說法了，因為它是在資本主義都十分眨眼的里根奉行的“經典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思想”復活形式的“新自由主義供給側經濟學”。怪不得又是那篇《經濟學人》文章一針見血諷刺的：里根是共產主義不共戴天敵人的美國前總統，而我們現在是捍衛共產黨領導的特色社會主義，里根與中國本來是八竿子打不著的關系;而我們似乎與這位與我們為敵的美國前總統有了聯系，搞起聽起來與他相同的“供給側經濟學”和政策來了。

　　兩個都稱為“供給側”經濟學，雖然在“闡釋”與實行“范疇”上十分不同，但是它們同是在資本主義市場新自由主義的話語框架之中，特別是“看不見的手”、“塞伊定律”、“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干預”、私有化、為私有企業松綁、市場永遠是正當的、不受政府干預的自由放任“全球化”等等的精神是一致的。宏觀上熟悉美國經濟的學者，當他們聽到“減少行政審批、打破壟斷的改革”、“放松管制、釋放活力、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改革行政體制，降低制度成本，保護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等等這些話時，無法不讓他們想到當初里根、撒切爾時期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之時的情景與氣氛以及學術界對復活的經典自由主義提倡的所謂“改革”、“全面市場化”、“私有化”、“取消政府監管”等等給西方社會乃至世界帶來災難性經濟衰退、貧富空前分化、經濟不平等一系列危機進行嚴厲批評的話語。中國似乎對這種情況毫無所知，中國其實實在是缺乏打破認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們的一言堂氣氛，打開窗子，放進一點批判性思維與話語的新鮮空氣進來。況且，簡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樣的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和政策，竟居然有媒體發表文章，混淆是非，顛倒黑白，將其稱為“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與創新，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實在太過分了，太離奇，太離譜，太讓具有正常思維的人不可容忍了。這實際正好從反面教育人們，就是宣稱最熱愛“民主自由”的“新自由主義”崇拜者們，所行出的事情，是最背道而馳的，除了“市場獨裁”、金錢獨裁，他們什么都不是。

　　問題的要害是“名不正、言不順”!

　　什么叫做“名不正、言不順”?是我們要解決中國現在面臨問題的話語不對，我們用來表達問題的“名字”不對，概念不對，術語不對，它的根本還是問題意識不對，題目不對。所謂“產能過剩”、“庫存積壓”、“老百姓到國外買東西”、“潛在增速大幅下滑”、“出口增速回落、持續零增長、低成本優勢不再”、“地產銷量增速持續下行，工業化步入后期，投資增速持續下行”——將等等這樣的現象歸結到“供給側”上去，除了假設之外，有什么確實邏輯根據?如果在“經濟學”外面看，把“經濟學”放入一個社會實行的市場經濟大環境，其實很簡單，與其說它們是“供給側”問題，不如將其視為屬于“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假設的問題更切中要害。這些問題都是根據“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假設概念提出來的，假設這樣的市場經濟是因為假設“人性是自私的”，假設“人是互不關聯的個體”與“生來競爭的”、假設市場有一支“看不見的手”，假設“政府是不該干預的”，假設有一種“需求”與“供給”的二元對立等等;是因為這些假設是抽象成立，所以才有一個假設“供給側”，假設是“它”出了問題。而這樣假設抽象而來的“合理”，變成“絕對性”、“普世性”，因而一切現象就都可以放在之下，歸罪與它。正是這種經濟學空想、抽象、假設的本質，所以“經濟學”被通俗稱為、被經濟學者自喻為“科學”。而實實在在的，恰是這種“抽象”、“假設”和“絕對性”惹出來的禍，使得經濟學從一誕生時候起，就脫離人的經驗實在，一旦強加到經驗的社會現實之上，就制造出是非、混亂和矛盾，把人真正、自然的生活搞得雞犬不寧，而從中得到利益的只是少數所謂“競爭勝利者”。為少數無限積累私有財富的個人，不惜破壞所有人的平靜、自然生活，破壞人性化的社會，改變成物化社會，讓大多數人接受不及1%人的任意擺布，這就是假設“經濟學”的本質。那些被歸罪于“供給側”的現象，在根本上都不是來自“供給側”，而恰是來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假設概念的運作，來自它提供給造成“供給側”概念抽象性的環境，傾向于將人們思想引向在這一概念之下，所要在現實行動上去做那么多新自由主義性質的顛倒社會的事情。

　　一些中國經濟學者為什么會做錯題目，為什么炮制“名不正、言不順”的“經濟學說”，其實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們被西方自由主義的學術洗腦了。我們近代以來已經形成一種根深蒂固懶漢習慣，就是在西方闖到我們面前以后，一直沒有很好做到認真地去理解它的現代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的來龍去脈和內在發展邏輯。相反，我們是跟著已經設計好的西方中心主義話語，在概念上往返于西方和中國兩種思想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之間附會來、附會去，而加以附會所使用的標準概念工具，是很多西方傳統習慣性的形而上學、二元對立抽象術語。在這方面，“經濟學”是最典型領域之一。在當今這個問題上，“供給側”究竟原本是一種什么意思，是到了迫在眉睫需要好好考究一下的時候了。

　　真正的科學，必是離不開人經驗的辯證法，而不是什么無中生有的抽象假設。把科學視為非理性的任意假設抽象，才會導致不看經驗事實，只是在概念上來回附會，導致誤讀、誤解，將此當成彼，將黑當成白，搞出淺薄糟糕的思想、學術和壞事的行為出來。我們應當意識到，對“供應側”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會害死人!高稅收、大政府阻礙經濟增長嗎?已經有的經驗、成功的研究結論告訴的是大政府有利“經濟”!

　　提高國際競爭力，不是只局限于經濟、市場之內的事情，不是狹隘的“供給側”問題，而是依靠全體人民，中華民族帶著全球的視野，帶著人類歷史和未來的胸懷，團結一致、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堅定走出自己道路的問題，是全世界人民同舟共濟問題，怎么會是為少數而設計出來“零和游戲“的市場經濟和“供給側”問題?擺在我們面前，必須加以選擇的道路是，要么我們放棄使用“供給側”這個術語，因為它不是屬于我們特色社會主義中國要干的事情所可使用的術語;要么我們停止云里霧里地抽象、誤述“供給側”含義，讓它回到自己西方經濟學語義環境去，還原它的真實涵義。不然的話，我們將遭受所謂“新供給側經濟學”“名不正言不順”的危害，搞亂我們的思想，向錯處導引我們的行動。我們中華民族崛起的事業需要大政府、強政府，中國政府手里要有錢，要辦很多屬于對全球生命共同體有利的事情。如果不讓“供給側”政策剝奪政府稅收，不讓政府變成窮政府，不捆住政府服務于人民的利益，不讓“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偉大戰略泡湯，不讓中華民族的復興之夢變為泡影，我們現在清醒，還來得及!

　　(作者是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來源：原載民族復興網，昆侖策研究院編發有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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