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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定的理想信念是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保證

　　　　——關于蘇東劇變的一點思考

　　蘇聯東歐國家政局劇變、社會制度演變的悲劇，已經過去20多年了。這一歷史性悲劇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遭到的最大挫折，人們不能不認真思考事件發生的原因，以便從中吸取教訓。這種思考，自蘇聯亡黨亡國那天起，就一直沒有停息過。

　　關于蘇聯東歐國家向資本主義演變的原因，學術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說法是各種各樣的。基于不同的階級立場，有時觀點截然相反。即使都是從工人階級的立場、從捍衛社會主義的立場出發，看法也不一樣。這也很好理解，因為像蘇聯東歐國家演變這樣復雜的歷史事件，必然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人們可以從不同角度來考察這個問題，得出不同的結論。

　　但是，不管有怎樣的看法，有一條是誰也不能否定的，即蘇東劇變是同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喪失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喪失了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同他們否定和拋棄了理想信念分不開的。不僅我們黨的領導人是這樣看的，而且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政治家也是這樣看的。我們引用三段話來闡述這一點。這三段話，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思考，它們都是聯系蘇東劇變的教訓，從正反兩方面，深刻地說明堅定的理想信念是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保證。

　　第一段話。習近平同志2012年11月17日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的講話中說：“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說，理想信念就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1]他提出，“革命理想高于天”。這些話，雖然應該是共產黨員的常識，在革命斗爭年代，也是經常講的話。但在當前條件下旗幟鮮明地提出來，卻是震聾發聵的。

　　改革開放以來，一股不講理想信念、甚至嘲笑理想信念的實用主義歪風蔓延開來。記得改革開放之初，中央黨校的一位教授就在課堂上講；“主義不能當飯吃，公有制又不能打糧食”，講什么共產主義，講什么生產資料公有制，那能管什么用？都是些空話。現在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只要能把經濟搞上去就行了。這種觀點，當時曾當作思想解放的典范，倍加推崇。于是，不要問姓“社”姓“資”的“貓論”成為輿論的主流（有人還假借鄧小平的話來加以論證，這是對鄧小平理論的歪曲。這一點，我們在另外的地方講）。誰要講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那就是思想僵化，是“左”的表現。

　　然而，不講理想信念是十分危險的。精神上缺“鈣”，得了“軟骨病”，一旦有點風吹草動，就頂不住了，就會徹底垮下去的。一個政黨，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理想信念的支撐，是會亡黨亡國的。這不是聳人聽聞，而是蘇聯演變留下來的血的教訓。

　　習近平總書記總結蘇聯亡黨亡國的教訓，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蘇聯為什么會解體？蘇共為什么會垮臺？一個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了。最后‘城頭變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間。教訓十分深刻啊！”而理想信念的動搖是從歷史虛無主義開始的。他說“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有什么作用了。” “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按照黨員比例，蘇共超過我們，但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么人出來抗爭。”許多人曾對此很不理解：蘇聯共產黨這個具有悠久革命斗爭歷史的政黨，5萬名黨員時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500萬名黨員時打敗了希特勒法西斯，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勝利；而在擁有2500萬名黨時，慘遭解散，紅場上卻毫無反應，好像什么事情都沒有發生似的，這簡直令人不可思議。然而這是事實。原因就在于，經過戈爾巴喬夫上臺六年多時間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徹底否定了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搞得誰也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了，不相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了，都得了“軟骨病”，沒有男子漢的氣概了，連站都站不起來了，還怎么能反抗呢！

　　這是他剛擔任總書記、在考察廣東這個改革開放前沿的時候說的話。這表明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在思考怎么才能保證我們黨和國家永遠不改變顏色的問題，怎樣才能保證改革開放有一個正確的方向、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健康發展、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問題。他從蘇聯的教訓中得出結論，只有正確對待我們自己的歷史，始終具有堅定的理想信念，才是黨和國家永不變色的根本保障。而否定自己的歷史，喪失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是會導致亡黨亡國的。
 

　　第二段話。蘇聯解體后不久，1994年1月，93歲高齡的我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彭真同志提出，要認真總結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的教訓，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他說：“我在醫院考慮一個問題，即需要好好研究蘇聯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研究兩國的變化。

　　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是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是一個變化中的社會。所以，社會主義建設一定要以共產主義為靈魂，為總綱。綱舉目張。我們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這是寫進黨章的。抓住這一點，社會主義建設就可以搞得好一些，放棄了這一點，就要演變。蘇聯、東歐都是如此。中國所以還能夠支撐，就在于還沒有放棄這一點。抓住了這一點，就不會‘左’右搖擺，即使搖擺也不會太大。放棄了，就不知道搖擺到哪兒去了。蘇東不就是這樣嗎？

　　進入社會主義怎么走？蘇聯搞了七十年又變了。中國近半個世紀了。怎么搞法？毛主席講了一些，我們也講了一些，還沒想清楚。從毛主席開始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綜合起來進行研究。

　　對此，馬克思沒有講很多，寫《哥達綱領批判》是被迫的，到現在還是個綱領。列寧搞社會主義建設時間很短。我們的《兩論》提出對斯大林的功過要三七開。這是公道的。現在看，我們評論的正確性越來越清楚。蘇聯亂，是從赫魯曉夫開始的。現在搞的，實質上還是赫魯曉夫所主張的那一套，不過是惡性發展罷了。”

　　“列寧主義倒不了，斯大林七成還是七成。”[2]

　　彭真同志實際上提出了一個事關社會主義發展前途的重要原則問題。社會主義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社會。恩格斯早在1890年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3]關鍵是怎么變、朝什么方向變？如果堅持共產主義理想，引導社會主義朝著共產主義方向前進，那么即使發生一些搖擺，出現一些失誤，經過認真總結經驗，總是可以糾正的，不會垮臺，因為總的趨勢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要求的；如果放棄了共產主義理想，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那就同社會發展規律背道而馳了，如果這樣，共產黨必然要變質、垮臺，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演變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蘇聯的問題是，從赫魯曉夫開始，提出了一系列背離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觀點，到戈爾巴喬夫時期，惡性發展，形成了一整套修正主義的理論和路線，即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和路線，結果造成了亡黨亡國的悲劇。彭真這一論斷，高屋建瓴，不去糾纏種種細節，而是從歷史發展趨勢上分析問題，給人以啟迪。

　　說句某些人忌諱說、然而卻是難以否認的話，那就是：社會主義社會客觀上存在著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兩種思潮的較量，因而存在著兩種前途：一種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朝著共產主義方向前進；另一種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或者換個名稱，叫做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要想停留在原地、保持原狀，不發生變化，把它凝固化，那是做不到的。社會主義是存在矛盾的，有矛盾，就有斗爭。不要回避這一點。“樹欲靜而風不止”，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涌現的反馬克思主義思潮，諸如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普世價值”、歷史虛無主義、“憲政民主”等等，就是想把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拉到資本主義化的道路上去。這些思潮的說法不一樣，詞藻不斷翻新，但政治目的是一樣的，無非是：政治上推翻共產黨的領導，要求實行多黨制，否定無產階級專政，要求實行資本主義憲政民主；經濟上反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要求實行私有化；思想上反對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要求實行讓資產階級思想占據指導地位的所謂“多元化”。在這些反馬克思主義思潮輪番進攻面前，如果沒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就會自覺不自覺地接受這些思潮的影響，在實踐中自發地往資本主義化方向走。這種危險是客觀存在的。

　　事情正如彭真分析的那樣，社會主義確實存在兩種發展方向，存在兩條道路可走。斯大林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完成、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以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斗爭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資本主義制度不可能復辟。這個想法太天真了。我們把我國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同蘇聯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時的情況作一比較吧。那時中蘇兩國都面臨著種種困難和問題，都需要改革。相對來說，我國存在的矛盾和問題要比蘇聯更為嚴重一些。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國國內問題堆積成山。經濟長期停滯不前，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政治上林彪、“四人幫”制造的冤假錯案眾多，矛盾尖銳。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a件，一定程度上就是這些積累的矛盾的總爆發。而蘇聯存在的問題則要輕得多。經濟雖然增長速度下降，但每年仍增長5—6%，工資定期增加，人民基本生活有保障，政局比較穩定。但隨后兩國朝著兩個相反的方向進行改革：我們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按照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方向進行改革，不僅克服了困難，而且出現了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社會安定的欣欣向榮的局面，在蘇東劇變、世界社會主義跌入低潮的惡劣環境中，使社會主義紅旗依然屹立在東方。近年來，在世界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我國一枝獨秀，仍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顯示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吸引著世界人民的目光；而蘇聯在戈爾巴喬夫領導下，走了另外一條道路。他們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否定共產主義理想，提出一條修正主義路線，即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把作若干改良的資本主義制度作為奮斗目標，按照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進行改革，短短六年時間，就把黨和國家引上歧途，最后在敵對勢力的進逼下步步退讓，拱手讓權，落得個蘇共解散、蘇聯解體這樣的亡黨亡國的悲慘結局。

　　兩國發展情況的比較，可以看到，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信念，有沒有共產主義的理想，這是決定性的問題。方向、路線錯了，一切皆錯。問題并不在于有沒有困難和矛盾。社會主義是一個嶄新的制度，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搬用，必須在探索中前進，探索就不可能不犯錯誤。怎么搞社會主義，我們探索了六十多年，取得了一些規律性的認識，但老實說，至今也還沒有完全搞清楚。因為人的認識總是不可能同客觀世界完全一致的，對于客觀世界的運動來說，人們的認識只能盡可能地反映它，但很難窮盡它。社會主義事業在不斷發展，一個問題解決了，又會產生新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也是在矛盾的運動中發展的。這是事物存在和發展的辯證法。因此，客觀地說，建設社會主義犯一些錯誤總是難免的。要想找到一種完美無缺、一點毛病都沒有的社會主義模式，恐怕是空想。在社會主義的發展中不可避免會產生搖擺，會出現各種困難和問題，關鍵在于，怎樣對待和處理這些問題和矛盾。堅持正確的方向，有一條正確的路線，就可以克服這些困難、解決這些矛盾，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即使犯了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帶全局性的錯誤，我們也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但是，如果方向錯了，路線錯了，問題就會越來越嚴重，矛盾會越積累越多，由量的積累演變為質的變化，最終會導致垮臺的。

　　所以，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決定性的事情是，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在此前提下，科學地認識出現的矛盾，踏踏實實地通過改革解決矛盾，推動社會主義事業向共產主義方向發展。一旦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社會主義就必然走上邪路，走上改旗易幟的道路，最終是會亡黨亡國的。蘇聯就是前車之鑒。

　　第三段話。我們還可以引一段尼克松的話。這段話也能給我們啟發。

　　我們看一下尼克松寫的《1999：不戰而勝》一書吧。最觸動我們的是他寫的下面一段話：“今天（指1988年）東歐進行和平演變的時機已經成熟。1983年，我游歷了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遇見了幾位東歐集團的領導人和數百名平民。從他們當中傳出了一個明朗的信號：共產主義教條作為激發人們的力量已經死亡。”“東歐共產黨人已經完全喪失了信仰。當今大多數都是野心家和官僚。共產黨的意志和信心已經破滅。”“正在崛起的一代東歐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實干家，而實用主義則能為和平演變打開缺口。”[4]這段話，確實令人震驚。

　　記得也就在尼克松游歷東歐國家那個時間的前后，我國為了進行經濟改革借鑒東歐國家的經驗，曾派出好幾十個代表團訪問東歐國家，考察他們的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和措施。這些考察團回國后都給中央寫了報告，但報告都只是談到了具體的經濟改革的內容，沒有一個考察團提到像和平演變這樣的重大政治問題。然而過了不久，東歐國家紛紛發生了和平演變，國際壟斷資產階級不費一槍一彈，就在這些國家里實現了夢寐以求的向資本主義演變這樣的事情。事實證明，尼克松的判斷是正確的，他的預言不幸而言中。我們不得不佩服資產階級政治家、思想家的政治敏感性，尼克松從東歐國家從上到下喪失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實用主義現象中敏銳地看到了和平演變的必然性，并由此預測到未來的前景。我們卻沒有看到這一點，回想起來，真是令人慚愧。

　　那么，為什么喪失理想信念的實用主義“能為和平演變打開缺口”呢？

　　這就需要從整個國際階級斗爭的環境來解釋。大家知道，社會主義革命是首先從幾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里發生的，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世界上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并存的局面，“一球兩制”。這種“并存”是充滿著“誰戰勝誰”的斗爭的。在兩種社會制度的較量中，目前資本主義顯然處于優勢地位，政治上、經濟上、科技上、軍事上，以至意識形態上，資本主義的實力遠遠超過社會主義。我們是在資本主義包圍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資強社弱、西強東弱，這種態勢短時期內很難扭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想盡一切辦法顛覆社會主義政權，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復辟資本主義制度，恢復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用武力的辦法不能達到目的，就用和平演變的辦法。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加緊推行和平演變戰略。老實說，我們國內發生的所有重大事情，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操縱著，如果認真查一下，就可以發現，美國在我國用資金、思想等培植起來的“第五縱隊”的實力已經相當可觀。這就是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的體現。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我們正是憑借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共產主義的信念，按照社會發展的規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這是我們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源頭。沒有這種理想信念的支撐，就會自覺不自覺地按照西方的路子走，往資本主義方向走，社會主義事業也就維持不下去。 理想信念是我們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支柱。沒有這個支柱撐著，社會主義事業這個大廈是要垮塌的。如果我們不講理想信念了，埋頭于具體經濟事務，不注意發展方向，成天講不要問姓“社”姓“資”，那正好跌入了西方和平演變的陷阱。

　　尼克松的判斷以及后來實際發生的事實，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十分尖銳的現實問題：理想、信念的缺失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決不能等閑視之。不講政治、不講方向，沉湎于行政、技術具體事務的實用主義，長遠來看是會出大問題的。“實用主義能為和平演變打開缺口”，聽起來有點聳人聽聞，然而卻是被蘇聯東歐國家和平演變的事實證明了的真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出現的問題，恰恰是實用主義泛濫。我們需要從理論上闡明這個真理，從而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

 　　注釋：

　　[1]《求是》雜志，2012年第23期。

　　[2] 1994年，92歲高齡的彭真同志找有林同志談怎樣研究國史。這是有林同志當時的一份記錄（這份記錄，曾當面經彭真同志審閱）。2010年我在協助有林同志統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時，有幸讀到這份記錄。此記錄收入《彭真年譜》時略有刪節。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 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戰而勝》，第168、169頁，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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