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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理論界毛澤東研究狀況評述(2005-2014)

點擊：  作者：滄南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發布時間:2016-05-12 10:40:44

         作者簡介：滄南(1924- )，男，安徽合肥人，教授，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從事毛澤東思想研究。

內容提要：十年來有關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研究成果及熱點問題，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夢與毛澤東思想一脈相通研究，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研究，毛澤東精神研究，毛澤東主體性思想研究，“第三次國共合作”研究，“毛主義”研究等方面進行簡要述評，認為近十年的毛澤東研究都是在結合現實實際、思想實際和歷史實際的基礎上進行的，特別是對“毛澤東精神”的研討，取得了一定的共識，一致同意“毛澤東精神”的提法。盡管毛澤東研究在近十年來取得一些階段性的成果，但從整體上來看，毛澤東生平事業和毛澤東思想研究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自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以來，國內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持續深入發展，且理性程度越來越高，愈發注重與現實社會生活的緊密聯系和對現實的啟示與指導意義。十年來，出版的專著有2300余部，發表的研究論文更是達到近5萬篇。筆者擬就十年來國內有關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研究成果及研究的熱點問題作簡要述評。

一、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夢之間的關系是源和流、繼承和發展關系。

對毛澤東思想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夢是流，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在繼承基礎上的發展。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中國夢來說，毛澤東思想是源，是基礎。毛澤東思想博大精深，是一系列極具創造性的經驗的高度總結和概括，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孕育和創建，為實現中國夢提供了歷史淵源和理論根據。沒有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中國夢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毛澤東雖然沒有具體闡述過中國夢這個概念，但是，他的一生是為帶領中華民族走出苦難，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強大、人民共同富裕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享有平等權利而戰斗的一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夢與毛澤東思想是前后相承，一脈相通的。

陸源輝認為，從全面開始社會主義建設至“文化大革命”結束，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進行了20多年的艱辛探索確立了許多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的、符合中國國情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雖然，由于種種原因違背了客觀規律，遭受過挫敗和損失，但不管是成功的經驗還是失敗的教訓，都應被視作中國共產黨珍貴的思想財富。毛澤東是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先行者、開拓者和奠基人，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基礎，提供了資鑒[1]。

劉林元認為，毛澤東思想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對中國特色事業已經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還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是中國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繼續和進一步發展，從理論到實踐會有許多新的內容、新的特點，但可以斷定，毛澤東思想中關于發展社會主義和黨的建設思想理論，仍然具有指導意義。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實實踐中，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同時，一定要銘記毛澤東思想[2]。

陳雪薇認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對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全面的艱辛探索，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理論準備和物質基礎。新的歷史時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繼承、完善、創新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3]。

肖貴清指出，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深入探索，為成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歷史經驗；毛澤東關于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提供了基礎；毛澤東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架設，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基本框架。進而，他還認為，分析和研究毛澤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創、理論體系孕育、制度確立的歷史貢獻，系統總結這一過程中的歷史經驗，對于正確把握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前后兩個三十年的關系、正確評價和研究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和作用[4]。

雷鳴等認為，毛澤東思想對實現中國夢的巨大貢獻，概括地說，主要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一是開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為實現中國夢創造了條件；二是創造性地領導社會主義改造革命，啟動了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國夢的歷史征程；三是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為實現中國夢描繪宏偉藍圖[5]。

趙效萍認為，毛澤東的群眾路線理論與實踐對實現中國夢的重要啟示是：要強化黨的領導核心作用，尊重和發揮人民群眾的主體作用，搞好群眾工作，與時俱進地推進理論創新[6]。

二、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研究

研討毛澤東思想，有兩個關鍵問題。

第一，就是怎樣看待毛澤東和他晚年失誤的問題。對毛澤東的是非、功過評價不恰當，不實事求是，就不可能正確地詮釋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史。毛澤東同任何人一樣，也有他的缺點和錯誤。毛澤東雖然在“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應該肯定功大于過。毛澤東功績是第一位的，毛澤東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因為他的功績而諱言他的錯誤，或是因為他的錯誤而否定他的功績，都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毛澤東思想以前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天、將來也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對世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偉大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這面旗幟。

毛澤東逝世后，對毛澤東的看法，有歌頌贊揚的，有批判反對的，更有甚者連他的人格也給否定了，還有從思想意識方面來定位毛澤東，各式各樣的說法都有。

蕭延中將我國學術界對毛澤東研究基本傾向概括為4個流派。一是“主流意識形態”。這是指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解釋，它控制著中國毛澤東研究的政治話語權，其功能是宣傳執政黨的政治合法性，并以不斷強化這種話語的滲透力作為研究的首要任務，具有高度的意識形態傾向。同時，還存在著一個可以被稱為“亞意識形態取向”的層面，其特征是圍繞“主流意識形態”的主旨，對其觀點作進一步、更學術性的再詮釋。二是“否定批判取向”。這一流派對毛澤東持濃烈的批判傾向。在他們看來，可以從毛澤東整體研究中剝離出一個至少包含5個批判要素的結構模式。這5個批判因素是：信仰體系上的烏托邦理念、政治上的個人獨裁、行為上的詭詐謀略、心理方面的自戀傾向，以及由這些要素綜合而成的政治認知格局。更進一步，這派學者認為，正是這些因素，導致毛澤東晚年走出了一條給中國正常發展造成了重大損失的政治軌跡。三是“新左翼”派。毛澤東晚年的某些言行被“新左翼”學者解釋后，錯綜復雜的歷史被轉換成邏輯嚴密的理論，作為政治家兼思想家的毛澤東，就被無情地從歷史的具體語境中剝離出來了，他那原本帶有強烈個人意欲的政治動機，就被抽象成某種具有普遍意向的理想圖景。如此一來，帶著一種預設的洞見去分析“被選擇”以后的歷史，“新左翼”所建構的僅僅只是一個“應然”的毛澤東，因而不可避免地將自己諸多對現實的憤慨和對未來的愿景投射進一個美麗的烏托邦鏡像之中。四是“歷史主義學派”。這派學者大多是訓練有素的專業歷史學家，他們堅守學者應有品質，堅持歷史闡釋必須基于客觀史實的治史原則，用史料來敘述說理，認為理論上的過度闡述，雖然可能風靡一時，但終究無法擁有長久的生命力。蕭延中還指出，“毛澤東問題”所折射出來的是當下中國社會價值選擇上的漂泊與混沌之“不確定性”。甚至可以說，或許“毛澤東問題”會從今天我們這一代開始，留給中國思想和歷史一道無解難題。因為這一“問題”的涵義，不僅僅涉及當代中國史或“毛澤東時代”之思想與制度的判斷與評價，而且其潛在深度還直接指向了“人性悖論”這一難有破解的“奧秘”[7]。

何云峰認為，當前學界對毛澤東晚年失誤的評價沒有抓到要害。毛澤東人格中的理想主義傾向可能才是他晚年失誤的主要原因。相對于其他中共領導人來說，毛澤東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他的理想主義傾向特別明顯，越到晚年越是忽視實際。毛澤東的理想主義促使他堅定不移地追求他心中的理想社會藍圖；理想主義將他引向急躁冒進，導致他走向自我迷信和專制獨裁。從理想主義傾向入手，能夠更好地探尋毛澤東晚年發生種種失誤的重要根源[8]。

王兵認為，毛澤東晚年失誤的原因是多種因素的“合力”，并非某一單一構件造成的，既有錯綜復雜的社會歷史的客觀因素，也與毛澤東主觀思想、心理緊密相關。而在這些原因體系之中，最為重要且深層次的根源在于毛澤東晚年偏離了黨一貫提倡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陷入了主觀主義的“泥潭”，而這種主觀主義的主要構件是理想主義和經驗主義[9]。王丹認為，革命時期毛澤東結合中國國情，對馬克思階級分析法進行了創造性地發展，指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階級分析法的運用出現偏差，使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遭受嚴重挫折[10]。劉正妙認為，學術界對毛澤東晚年失誤的原因有各種式樣的說法，雖然這些說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沒有抓住要害。毛澤東思維結構的雙重維度——理想性和現實性之間的緊張關系，恐怕才是深層根源[11]。

第二，就是“文化大革命”問題。對此，胡喬木曾有過深入的分析和深刻的反思[12]。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學界從多個視角進行解讀和分析，試圖作出科學的解釋和理論的說明。毛澤東為什么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發動“文化大革命”？他的初衷是什么？只有把這兩個問題研究好、搞深搞透，才有可能真正了解毛澤東在探索建設適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和鞏固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地位，或者說他在探索如何避免黃炎培提出的歷史周期律時究競走的是一條什么樣的道路，才有可能從毛澤東的探索中吸取某些合理的因素。十年來，國內一些專家學者撰寫了一些有關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作者們從不同的視角論述毛澤東為什么要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時，也是見仁見智，莫衷一是。

金春明認為，“文化大革命”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是一場特殊的政治運動。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有著緊密聯系。一方面，沒有毛澤東就不會有“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只有毛澤東也不會有‘文化大革命’”。他進一步分析了后一觀點，提出：“首先，正是因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20世紀60年代的國際國內大背景，為毛澤東提供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舞臺。其次，中國政治制度、體制和機制的不健全，特別是殘存的嚴重封建主義弊端，為毛澤東背離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原則，實行個人專斷提供了便利條件。第三，歷史的最終結果是合力造成。”他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有4：反對修正主義，捍衛馬列主義；促進世界革命，挽救國際共運；解決黨變質的問題；解決接班人問題，防止黨變修[13]。

李江新等指出，毛澤東晚年在文化問題上的認識偏差是其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文化領域開展了一系列過火的批判，意識形態領域的火藥越來越濃，并直接引發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14]。

張北根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面對新情況新問題，毛澤東缺少理論準備，經驗也不足，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和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內的執政規律探討得不夠，認為中國社會出現了諸多“問題”。第一，在政治領域階級矛盾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政權掌握在敵人手中。第二，在中共黨內出現了以劉少奇為首的走資派，出了修正主義。第三，毛澤東認為在經濟領域出現了資本主義。第四，在文化領域出現了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第五，僅僅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能解決中國社會中的“黑暗面”問題[15]。

葉昌友也認為，毛澤東晚年對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三大主義”嚴重認識偏差和所致力追求的目標，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16]。

田克勤等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誤解和錯誤處理干群關系。他希望通過發動一場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從根源上扭轉和改變領導干部的思想觀念和工作作風，防止出現干部蛻變為騎在人民頭上的寄生蟲，培養一代大公無私、公而忘私，不為物質享受迷惑的新人，進而實現“干群關系和諧”的理想社會主義模式[17]。

三、“毛澤東精神”研究

關于“毛澤東精神”，學界一致同意“毛澤東精神”的提法。至于“毛澤東精神”的具體內涵，大家看法就不一致。目前研討主要集中在以下3個問題，一是關于毛澤東精神定位的問題；二是關于毛澤東精神與毛澤東思想關系的問題；三是關于毛澤東精神與民族精神關系的問題。這3個問題都涉及毛澤東精神的內容。

宋儉等認為，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二是貫穿于上述理論的立場、觀點、方法，主要是指毛澤東思想中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三是以愛國主義精神為核心，以為人民服務精神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包含自主創新精神、實事求是精神、勤儉節約精神、集體主義精神、英雄革命精神等豐富內在的毛澤東精神，并認為毛澤東精神與毛澤東思想之間有著密切聯系，毛澤東精神蘊含于毛澤東思想之中，毛澤東思想必須借毛澤東精神以煥發出巨大的生命力、影響力和感召力，但兩者的內涵是有區別的[18]。許全興也認為，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最少應該由3個層次的要素組成。第一層次是有關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理論；第二層次是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基礎和活的靈魂，也就是毛澤東的哲學思想；第三層次是精神層次，即毛澤東精神。它是毛澤東思想中最深層的、最本質的內容[19]。

胡為雄認為，毛澤東給我們留下了一種他人無法提出和企及的“毛澤東精神”。它包括愛國主義精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精神，勇于斗爭、敢于勝利精神，爭取國家和民族獨立與平等、自由與公平精神，國際主義的精神和共產主義精神，獨立思考精神，不斷進取精神和敢于創新精神等。毛澤東精神在中國乘“毛澤東熱”回歸，它將與中國與世界同在[20]。

徐治彬則不贊同將“毛澤東精神”歸納為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第三層次。他認為，首先從概念上來看，精神并不是思想的必然構成要素，那么，怎么可以把毛澤東精神定位于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第三個層次呢？因精神的涵蓋面遠遠大于思想，思想是精神的組成部分，把毛澤東精神定位于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第三個層次很讓人費解。其次，如果把毛澤東精神視為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第三個層次，那么如何理解它與毛澤東思想的第二個組成部分即活的靈魂的關系呢？將毛澤東精神歸納于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第三個組成部分，那么，這兩個層次的內容就存在著很多的交叉和重疊，第二層次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等與第三層次的實事求是精神、為人民服務精神、獨立自主精神之間又是什么關系呢？它們之間存在哪些聯系和區別[21]？

沈楠認為，從總體上看，“毛澤東精神”的研討，還處在起步階段，沒有形成較為系統、完整、深入的研究與闡釋，有必要不斷開拓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尤其是應關注如下3個問題：一是關于毛澤東精神歷史方位的問題；二是關于合理處理毛澤東精神與毛澤東思想關系的問題；三是關于如何處理毛澤東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與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與馬克思主義關系的問題[22]。

四、毛澤東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研究

這個問題要使我們回到20世紀中期，就時間來說，距離今天也不過五六十年之久，但是，對于現在的中青年人來說，那就比較陌生了。在那個年代所發生的一些問題，如果用今天的眼光、認識來看的話，就很難以理解。所以，李捷提出的“歷史還原法”，對于認識與理解毛澤東對于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非常重要。再說得具體些就是：毛澤東是怎樣說的，是針對什么問題說的，是在什么時候、什么條件下說的，把這些歷史資料統統都擺出來，讓歷史資料來說話，問題就搞清楚了。這就是一切以條件、時間和地點為轉移的方法，也就是唯物辯證法的方法。因此，要按照歷史主義方法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既還原具體的語境，又對毛澤東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的戰略思想與具體戰術思想、根本原則與具體政策做仔細的分梳，才能形成比較公正的評判，才能使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一脈相通的觀點得到合理的理解，也只有這樣才有益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

李捷運用“歷史還原法”來分析研究毛澤東在1949年后做的3件大事，即：搞建設、謀求新中國的大國地位、鞏固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的地位。李捷把“3件大事”都放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把有關的歷史資料都擺出來，讓資料來說話，這樣就可以清楚地看出“3件大事”的得和失[23]。

徐崇溫認為，毛澤東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探索：關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構想和實現步驟，關于適合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業現代化道路和方略，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發展方位、管理體制以及民主政治制度建設和文化治理的方針。然而，由于國內外獨特環境的干擾和影響，特別是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的作用，在毛澤東的思想中又逐漸形成和生長出一個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設想相對立的以階級斗爭為主要內容的思想框架。這一思想框架影響了毛澤東探索的方向，引導他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步入歧途[24]。

徐俊忠認為，毛澤東率先提出以蘇為鑒，倡導為中國創造社會主義建設制定新策略，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發展奠基。在經濟管理體制選擇上，毛澤東拒絕照搬照抄蘇聯經驗，提出要進行新的“路線創造”，成為后來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的理論先聲，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提供了重要思想資源；在國家宏觀管理體制上，提出要批判地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管理經驗，并以“虛君共和”的構想去調整中央和地方的權力分配，力圖發揮2個積極性，推動社會主義建設不斷高速發展；在經濟運行機制上，主張科學認識商品和價值規律，不能把商品交換和生產與資本主義混淆起來；在探索農村現代化道路上，將人民公社視為農村中帶有自我發展和自我管理可能的基層組織架構，以避免重蹈蘇聯集體農莊的慘痛代價和西方城市化發展道路的覆轍。科學評價和闡述毛澤東的上述重要思想，必須將其置于當時具體歷史環境[25]。

五、毛澤東主體性思想研究

毛澤東主體性思想的研究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毛澤東主體性思想內涵的闡述，另一方面是對毛澤東改造主體思想的研究。

王福民認為，毛澤東主體性思想是一個完整的結構系統，其中，獨立性邏輯是指人民群眾對個體存在的權利、價值與尊嚴的認知、自覺、自信與保護，是主體努力實現自身價值追求、價值愿景的文化形態；求真性邏輯是指主體對客體本質深入研究、分析和理性把握的能動性特質；實踐性邏輯是指主體在追求自身價值目標過程中，進而將其轉變為現實的社會存在的旨趣；超越性邏輯是指主體批判與否定既存文化體系和實踐模式的創新性特質，其邏輯演變過程體現為總體性框架的轉變與飛躍。以上四重邏輯及其相互作用關系構成了內在于毛澤東主體性思想的邏輯架構[26]。

程新英等指出，毛澤東認為的群體是建立在群體與個體統一基礎之上的，是消除了等級差別、血緣宗族關系從而建立在個體平等基礎上的群體，是以個體的自主、自覺為前提，是積極的、能動的。毛澤東的主體思想體現了創造主體與目的主體的統一，超越了中國傳統與近代西方對二者的割裂[27]。

王向清指出，毛澤東的實踐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理論有著本質聯系，毛澤東在長期的軍事實踐活動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軍事實踐智慧[28]。毛澤東非常強調主觀世界的改造。承認主觀因素在一定條件下的決定作用，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一條基本原理，也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根本特征。

劉林元認為，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闡述的“兩個世界”的思想，第一次為改造主體作為重要的哲學命題破了題，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使命和研究領域開辟了新的廣博的空域，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他還指出，毛澤東提出的改造主體思想是全方位的改造，包括價值立場和世界觀的改造；從“利己”到“為人”的人生目標和人生態度的改造；作風的改造；主體實踐能力的改造，提高“想”和“做”的能力。改造主體的根本途徑是實踐。歷史發展到今天，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固然重要，但改造主觀世界更為迫切，更為重要。沒有很好改造主觀世界，就無法進一步深入改造客觀世界，不改造人與客觀世界的關系，它們之間就無法建立和諧平衡的關系。[29]

顏佳華等從政治意識思想的視角，將意識形態的能動作用具體地概括為3個“重要功能”：“一是引導功能。在社會轉型或是社會發展處于巨變的關鍵時期，意識形態的引導功能就能得到充分體現，它能帶領人們走出迷茫和失落，尋找到正確的前進道路。第二是推動功能。意識形態能對政治和經濟產生反作用，根據毛澤東的總體性革命觀點，文化革命與意識形態具有相似功能，在中國革命的斗爭中發揮著獨一無二的推動作用。三是維護功能。意識形態具有維護國家政權穩定、開發和增強政權合法性的功能”[30]。

六、“第三次國共合作”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毛澤東就已將如何解決臺灣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解決臺灣問題只有2種辦法，或武力解決，或政治解決。毛澤東原本打算武力解決臺灣問題，但是，他充分考慮到武力解決臺灣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旋即改變思路，變武力統一為和平統一，并提出“第三次國共合作”的構想。

梁柱根據大量歷史資料具體地分析研究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是如何根據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及時地把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并于1956年1月25日在一次會議上公開提出第三次國共合作的構想。他認為，毛澤東的和平統一臺灣的一系列論述，為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的構想奠定了理論基礎。同時，變武力解決為和平統一，是根據復雜多變的形勢，并在全面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作出的，從而為實現祖國統一大業開辟了更為開闊的道路[31]。

熊華源等認為，1949年至1955年，毛澤東較多地考慮以戰爭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并經歷了以武力直接解決臺灣和分步驟有計劃地解決臺灣2個階段的設想。1956年至1967年，毛澤東主要考慮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工作重心應轉向爭取臺灣實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這就是通過各種途徑，采取各種方法，爭取以蔣氏父子、陳誠為代表的臺灣高級軍政官員，以便使臺灣將來完整回歸祖國[32]。

張春英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等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根據國內外環境的變化，為解決臺灣問題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指導著祖國統一的實踐。這些重大決策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進程作出的艱辛探索，為改革開放后黨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的提出和實施奠定了基礎[33]。

七、“毛主義”研究

“毛主義”是美國哈佛大學已故教授、國外毛澤東研究知名學者史華慈首先提出的。按史華慈的看法，“‘毛主義’戰略本質上是將一個以列寧主義原則組織建立起來的、由于信仰馬克思主義的若干基本原則而充滿生機活力的政黨，建立在一個完全農民群眾的基礎之上”[34]。這個界說肯定了中國共產黨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是按照列寧主義路線建立起來的，不是“農民黨”，但是，史華慈由此作出的幾個結論，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一是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可以“完全(有的譯為‘純粹’——筆者注)不與城市工人階級有任何聯系”。二是中國共產黨“不是產業工人階級的政黨”，而是“從中國社會各階層吸收人員到中上層的由政治立場分明的領導者組成的精英集團。”三是“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還不是完全馬克思列寧主義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先鋒隊’，而是一個利用農民不滿情緒所產生的動力為基礎，逐漸掌控權力的職業革命者的大集體。”四是中國共產黨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是“行動上異端的開始”，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的“背離”。

王文濤認為，“毛主義”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特別重要的核心觀點選擇性的“背離”，從而演變成“行為的異端”。史華慈在這里所說的“背離”和“異端”都沒有任何貶低的意思，而只是認為，相對于視現代產業工人為革命主要力量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說，毛澤東重構了行動的主體，但卻從未放棄原有的目標。所以，“異端”意味著“獨創”，“背離”意味著“發展”。史華慈就是在意義上給“毛主義”下的定義的[35]。

沈金霞指出，史華慈“最具有創造性的地方就是，首次清楚地區分了‘毛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區別和聯系，開創了西方毛澤東學從政策研究向學術規范性研究轉變的一條新道，使西方毛澤東研究首次具有了學術深度”[36]。

韓洪洪認為，史華慈的以上定義具有如下含義：第一，“毛主義”最顯著的特征是創建了一個“充滿活力的政黨”，“黨”是它的核心樞紐；第二，這個“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列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而且其組織方式是“列寧主義式”的；第三，“黨”的主要成分是“由農民組成的群眾”。而在這3項思想構件中，中國革命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動員廣大的農民參加政治斗爭和運動，這與馬克思和列寧最初設想的由城市無產階級所組成的“城市工人暴動”的革命形式有著天壤之別。因此，在史華慈看來，“毛主義”的語義學的核心思想是強調在農民支持的基礎上開展中國式的共產主義革命，因而就其政治戰略而言，它意味著馬克思、列寧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傳統的“獨創性異端”。這里的所謂“獨創性異端”是指中國革命不是簡單地復制俄國十月革命模式，而是一條具有顯著中國特色的亞洲革命道路。而核心的問題是如何理解史華慈所謂“毛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異端”的說法[37]。

八、評價與展望

首先，十年來毛澤東研究都是在結合現實實際、思想實際和歷史實際的基礎上進行的。學者們基本上都是在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基礎上闡發觀點，取得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關于“毛澤東精神”的研討，就取得了一定的共識，一致同意“毛澤東精神”的提法。現在的分歧不是有或者沒有“毛澤東精神”，而是如何定位“毛澤東精神”。李捷提出的“歷史還原法”，劉林元提出的改造主體思想是全方位的改造，蕭延中將學術界對毛澤東研究基本傾向概括為4個流派，這些論述對于研究毛澤東思想都很有意義。

毛澤東為什么那樣大抓階級斗爭，從黨外抓到黨風，最終導致“文化大革命”，過去一般都是這樣來解釋：這是由于毛澤東背離了他歷來倡導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現在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分析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有“路線”論，“社會主義理想模式”論，“兩種核心思想沖突”論(即毛澤東的平等主義和劉少奇的生產力首位論沖突)，還有“虎氣”“猴氣”“二重性格”論。

其次，十年來毛澤東研究取得了一些階段性的成果。但是，從整體上來看，毛澤東生平事業和毛澤東思想研究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一方面，已經提出尚未得到共識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入研討。比如，“毛澤東精神”的定位問題，“毛澤東精神”的內容問題；如何看待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反走資派”、“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另一方面，對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活的靈魂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的研討還沒有充分展開，僅僅有少部分學者作了相關的研究[38]。

總之，問題很多，需要從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作出理論的說明。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維護毛澤東思想，才能有力地斥責“否定批判取向”派散布的種種謬論。同時還需要拓展研究領域，研究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在中國思想史的歷史地位，對未來中國和世界關系的影響；借鑒中國解釋學的方法將毛澤東研究不斷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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