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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和市場經濟，是明顯不同的兩個概念。

　　前者是一種經濟手段，所以，它或者也該叫市場手段，而后者，市場經濟，則是一種經濟制度。

　　對這兩種東西必須搞明白，即市場并不等于市場經濟。

　　說到這兩個概念，在于到底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的正統是哪個的問題，以前，即1979年之前，嚴格地說，中國的經濟制度就是計劃經濟，后來，鄧小平開始搞改革開放，之后經歷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漸漸作為一種經濟制度被固定下來--但，這種固定至今仍有未盡明了之處，即很多時候，市場經濟被完全等同于市場手段，即只有市場手段才是市場經濟最正確的手段，其他的都是需要被改革掉的。

　　這個立論的另一個來源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在很多方面借鑒了西方的經濟制度，而在大部分西方國家的經濟制度里，市場也占有絕對的地位，這也就造成市場經濟就是市場手段的呆板認知。

　　習近平前幾天跟一批社會科學精英們開會，要求當下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要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理論依據(我的理解)，之前我們也常聽到“三個自信”之類的說法，但說來說去都沒有將中國當下不但實行許久，而且非常見成效的市場經濟進行屬于自己的定義，中國目前的經濟制度，其實是混合著市場手段和計劃手段的一種經濟制度，我以為，這種經濟制度的“市場性”其實比純粹的市場手段的“市場性”更要市場，即中國的市場經濟才是世界上最先進和最有效的，當然肯定也是最正牌的市場經濟，而流行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以純粹的市場手段為原則的市場經濟，無論是從經濟模式上，還是從實際效用上，已經表現出更多的殘缺和不足，美國從2008年以來爆發的經濟危機，從根本上說，就是它的所謂市場經濟制度中，計劃手段嚴重不足，不力。

　　為什么市場經濟要包括市場手段和計劃手段?我覺得，這其實并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哲學問題，沒有那么一點兒哲學思維能力還真的理解不了，毛主席的《實踐論》《矛盾論》可以為此提供一些思維方式的支撐;但很可惜，尤其在今天，我們動不動就能從那些關系國家經濟大勢、大盤和大策略的人們的嘴里聽到一些非常幼稚的話，比如一味單純地鼓吹市場手段，把市場手段當成市場經濟的惟一，把計劃手段當成市場經濟的對立面，在這樣的低智思維之下，國有企業、國有資產就成為他們打擊、排擠的對像，但，從實際的操盤上說，他們又不得不必須依賴之。

　　其實，從中國實行的，全地球最為成熟和高級的市場經濟的含義，即，它既包含市場手段，也包含計劃手段上看，我們現在也應該探索給社會主義制度一個重新的定義。

　　又其實，在馬克思當年的定義里，社會主義制度一定要在資本主義制度成熟和腐朽之后，在其上面建立起來，但馬克思生前也沒有料到，人類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卻起源于農奴時代的沙俄和半殖民地、并封建社會的中國，而沒有等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完全腐朽之后，才在上面建立社會主義。

　　今天的中國，應該是人類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幸運，因為它逃過了1990年代那一大波社會主義國家的倒閉潮，而依靠市場和計劃協調發展的方式，高歌猛進地發展到現在，再這樣發展下去10年或者20年，它必將PK掉人類社會上產生的所有資本主義國家;所以，又一種誤區出來了，認為中國正在轉向資本主義，而中國體制內的那些既得利益集團們更是樂不得地利用了這種說法，他們說，社會主義不行了，中國只有資本主義一條路了，把國有資產快分給我們吧，云云。

　　我決不認同。

　　我還是認為，現在中國的社會制度仍然是社會主義制度(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只是它是混合了初級社會主義和高級資本主義的一種制度，我也不認為它只是一種“特色”，因為從毛澤東《實踐論》《矛盾論》提供的視角看，只有中國這樣歷經了真正的社會實踐和社會斗爭，獲得的社會主義制度，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正宗正脈，而我們不能完全以當年馬克思、列寧，甚至是毛澤東所經歷的和所論述的社會主義制度作為絕對藍本。

　　這里還是一個哲學問題，正如高級的市場經濟一定是包含了市場和計劃雙重經濟手段的。

　　而高級的社會主義制度，也被實踐證明，一定是包含了資本主義和初級社會主義的雙重政治制度，而且，馬克思其實早在100多年前就論述過，社會主義制度要建立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物質生產之上，這其實也正應驗了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近40年，在初級社會主義制度之外，再進行以市場為手段，以資本為龍頭的“資本主義化”改革開放，我們現在應該理直氣壯地說中國在初級社會主義之上，又用了三四十年時間，成功補上了一堂資本主義的課，但我們最終的終點一定還是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制度。

　　矛盾中的兩個方面，并不是以其中一個方面的消失為結局，而是通過矛盾將整個矛盾體提升到更高一個層級，而未來仍然它是一個矛盾體，我想，更高層次的社會主義制度其實正是這種矛盾體，現在它體內的矛盾就是計劃與市場之間的矛盾，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中國的這個矛盾體才因之比那些體內矛盾斗爭并激烈的矛盾體進步得更快。

　　其實，說到底是現在的中國，和現在的中共應該以怎樣的思維，尤其是怎樣的哲學思維總結概括自己所領導的這三四十年的以社會主義為基礎的，以資本主義為手段的改革開放，該如何自信地認定自己的實踐正在引領著人類美好的未來，而不是如“特色”兩個字所自然流露的，似乎中國只是世界是最偶然、幸運的一個國家、一群人。

　　中國應有膽量、有雄心壯志向全世界說，我們這幾十年的發展才是最為“普世”的--雖然本人非常討厭“普世”這兩個字，但無可回避的是，在當下全世界接近200個國家實行的各種各樣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中，中國的，無疑已被實踐證明是最好的，或者說，哪怕是最不壞的。

　　理想都是虛幻的，中國的今天似乎既不合乎理想的社會主義理論，也不合適理想的資本主義理論。

　　現實才是偉大的，中國的今天是中國共產黨領著中國人民一步一步走出來的，真正的有價值觀的社會哲學就應該產生于這些腳踏實地的實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