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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抗戰初期，當毛澤東初步闡明持久戰理論時，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人也陸續提出了持久抗戰的主張，這為《論持久戰》的傳播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礎。為了使更多的人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念，毛澤東撰寫了《論持久戰》一文，不僅論證了抗日戰爭的持久性和抗戰勝利的必然性，而且將抗日戰爭分為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進攻三個階段，并對各個階段應該采取的具體戰略方針提出指導性意見。這幫助國人看清了抗日戰爭形勢，為抗日戰爭取得勝利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論持久戰》一文發表后，傳播迅速，國內外輿論對此贊譽不絕，而文化工作者不遺余力地宣傳，進一步擴大了其影響。 

《論持久戰》集中體現了毛澤東對抗日戰爭形勢的總體判斷，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的持久戰戰略，對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目前，學術界對《論持久戰》的研究已經比較深入，尤其是近年來一些學者對國共兩黨的持久戰戰略的異同給予了較多關注。但是，不足之處在于缺乏對《論持久戰》的思想基礎及受眾群體進行梳理和發掘。為了厘清中共持久戰戰略形成的來龍去脈，進而凸顯毛澤東持久戰理論的前瞻性和廣泛代表性，本文側重從出版傳播學的角度，探討《論持久戰》的地位與影響。

一、持久戰理論的思想基礎

《論持久戰》一文正式發表于1938年7月1日的《解放》周刊第43、44期，原題為《論持久戰——論抗日戰爭為什么是持久戰與最后勝利為什么是中國的及怎樣進行持久戰與怎樣爭取最后的勝利》。在“亡國論”甚囂塵上的背景下，《論持久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批評了唯心論和機械論，在深刻分析中日兩國國情和戰爭發展變化基本規律的基礎上，得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在歷經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進攻三個階段之后必定會最終取得勝利的結論，對抗戰軍民無疑是極大的鼓舞，同時也為抗日戰爭的進行提供了宏觀指導。

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在毛澤東寫《論持久戰》一文之前，無論是黨內還是黨外，都已經出現了“持久戰”思想的萌芽。就中國共產黨黨內而言，1935年12月，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就指出：“中國革命戰爭還是持久戰，帝國主義的力量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規定了這個持久性。”1936年7月16日，毛澤東本人在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再次提及了中日戰爭的持久性，他說：“在這場斗爭中，最后勝利必定屬于中國人民。如果中國單獨作戰，相對地說，犧牲就會大些，戰爭的時間也會拖得長些，因為日本是一個充分武裝的強國，而且還會有它的盟國。”

之后，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博古等人也都從不同方面對“持久戰”主張進行了闡述。按照時間順序進行梳理，有以下文獻不同程度地提到了“持久戰”或“長期抗戰”：

1937年4月24日，抗日戰爭尚未全面爆發，《解放》周刊創刊號刊登洛甫（張聞天）的《迎接對日直接抗戰偉大時期的到來》一文，認為：“勝利只能是持久的艱苦工作的結果，而不是它的開始。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然而這必然是－個持久的戰爭。”

1937年7月26日，《解放》第12期發表朱德的《實行對日抗戰》一文，指出：“擺在我們面前的唯一問題是抗戰，抗戰到最后的勝利！但是抗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件，也許有著超過我們想象之外的困難，它將是一個持久的艱苦的抗戰。這需要我們動員與集中全國一切人力、智力、財力與物力以赴之！”

1937年9月6日，《解放》第15期刊登《中共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指出：“在今后的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卻、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和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因為（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困（艱）苦的持久戰。”該決定是8月15日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會議上通過的，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抗戰形勢的總體判斷。

1937年9月25日，《解放》第17期刊登洛甫（張聞天）的《論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持久性》一文，認為：“中日戰爭誰勝誰負的問題，是不能在短期內最后解決的。中日兩國的戰爭，將帶有持久的性質。”“日本帝國主義從速戰速決轉變到持久戰將是不得已的與被逼的。而中國，則必須用持久戰以戰勝日本。因為這種持久戰對于日本非常不利，而對于中國卻是有利的。”

1937年11月27日，《解放》第25期發表彭德懷的《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先決問題》一文，認為：“從持久戰中去取得抗戰的最后勝利，已成為唯一正確的公論了。”在彭德懷看來，“偉大的中華民族，有著數千年的燦爛光輝的歷史，有著最高的文化，有著不愿當亡國奴的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有著無量的蘊藏著的資源，有著充分的條件，在持久抗戰中迅速改變自己的劣勢地位而變為優勢地位，必能最后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1937年12月25日，《群眾》周刊第3期刊登周恩來的《目前抗戰形勢與堅持長期抗戰的任務》一文，認為：“這種部分領土的喪失與軍事上的失利，絕不能決定整個抗戰的勝負，只有長期抗戰，才能決定整個抗戰的最后勝負。”

1938年2月8日，《解放》第30期發表周恩來的《怎樣進行持久抗戰》一文，認為“只有持久抗戰才能爭取最后勝利”，并指出：“必須堅決相信進行這些持久抗戰的具體辦法，是能夠渡過目前難關、準備進行決定的戰斗的。”同一期還刊登了博古的《抗戰形勢與抗戰前途》一文，該文堅信：“敵不足畏，國際的形勢不必憂，一城一地之失不足懼，只要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堅固團結，長期艱苦的抗戰，我們是能夠戰勝敵人的。”

1938年1月11日，《新華日報》創刊，周恩來為該報題詞：“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后勝利”，同年7月，又為《新民報》抗戰周年紀念特刊題詞：“全面團結，持久斗爭，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在這些題詞中，他反復表達了長期抗戰的決心和抗戰必勝的信心。

1938年2月14日至15日，《新華日報》刊登任弼時的《怎樣渡過抗戰的困難時期》一文，認為持久戰有利于中國抗戰，指出：“我們的抗戰愈持久，力量就愈加壯大；而敵人的侵略戰爭愈延長，則其不能解決之困難將愈增加，恰成相反的發展。故我利于持久以取勝；敵須速決，持久必遭失敗。”難能可貴的是，任弼時還初步提出了抗日戰爭三階段論，認為抗日戰爭將經過“被動防御”“對峙的局勢”和“戰略上的反攻”三個階段。同年5月，任弼時赴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后，在給共產國際的書面報告的補充說明中，他再次強調持久戰是中共中央的抗戰總方針，說：“中共中央估計，中國的抗戰只是暫時的部分的失敗與挫折，而不是最后決定勝負的失敗。最后的勝負，要在長期持久戰中去解決。”并指出：“中日戰爭爆發后，在日本，因為它在軍事、經濟、財源及政治上，都是需要求得速戰速決，戰爭延長是于它不利的，而在中國，則需要采取持久的抵抗，在持久戰中，去消耗敵人，組織自己的力量，求得最后去擊敗敵人。因此，持久抗戰以求得最后勝利，是中國抗戰的總方針。”

1938年4月5日，《解放》第34期公布《中華民國陜甘寧邊區政府告民眾書》，指出：“我們的戰略，在堅持長期的抗戰中，去消耗敵人有生力量與物質力量，直到最后完全殲滅敵人。”“我們并堅信，在鞏固全國團結，持久抗戰中，一定能將日寇侵略勢力逐出中國，實現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1938年5月，毛澤東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進一步強調抗日戰爭是一場持久戰，認為：“整個的抗日戰爭，由于日寇是強國，是進攻的，我們是弱國，是防御的，因而決定了我們是戰略上的防御戰和持久戰。”

1938年5月21日、28日，《群眾》第23、24期連載彭德懷的《第二期抗戰與我們的任務》一文。該文寫于3月24日，在分析了敵我形勢之后，文章指出：“雖然敵人在軍事上取得了些勝利，占領了我國許多重要的城市與大塊領土，然而這只是軍事上暫時的部分的失利，絕不能認為是最后的失敗。只有在持久戰爭中，才能解決最后勝負問題。”

就中共黨外而言，蔣百里、蔣介石、陳誠等人也都不同程度地提到過長期抗戰的思想。如蔣百里就曾主張：“我們要以持久為目的，須以速決為手段。”“長期抵抗，不爭一城一地的得失。”在他看來，“我儕對敵人制勝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與之相反。彼利速戰，我持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線，我儕則置之第二線，使其一時有力無用處。”陳誠曾回憶說：“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十月，因西北風云日緊，我奉委員長電召由廬山隨節進駐洛陽策劃抗日大計。持久戰、消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等基本決策，即均于此時策定。”1937年8月18日，蔣介石在《敵人戰略政略的實況及我軍抗戰獲勝的要道》的講話中，再次強調：“倭寇要求速戰速決，我們就要求持久戰、消耗戰。”

由此可見，抗戰初期，特別是南京失守后，持久戰理論在當時已經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礎。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撰寫并發表《論持久戰》一文，既是對當時各種持久戰思想的概括和總結，也是對軍事理論的大膽創新。與同時代人相比，毛澤東《論持久戰》一文的最大特點是更加系統全面，具有更加準確的預見性。特別是他將抗戰進程分為“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進攻”三個階段，無疑有利于時人更加清晰地看清抗戰形勢，從而增強了他們抗戰必勝的信心。

二、《論持久戰》的發表及傳播

《論持久戰》的初稿完成于1938年5月上旬，是毛澤東用7天7夜時間完成的。同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發表演講，詳細闡明了《論持久戰》的基本思想。7月1日，《解放》周刊第43、44期“抗戰一周年中國共產黨十七周年紀念專刊”正式發表《論持久戰——論抗日戰爭為什么是持久戰與最后勝利為什么是中國的及怎樣進行持久戰與怎樣取得勝利》，共41頁。題目由毛澤東題寫，附有21個問題的目錄，正文共120個自然段，約5萬字，同期封面還刊登了毛澤東的題詞：“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最后勝利必然是中國的。”

與同一時期的其它“持久戰”主張相比，《論持久戰》一文不僅字數多，篇幅大，而且所涉及的問題也十分系統全面。有人曾經對文中一些關鍵詞的使用次數進行過統計，發現“戰爭”一詞頻次最高，共有498次，接下來是：“中國”303次，“日本”189次，“戰略”132次，“階段”104次，“抗戰”93次，“抗日”91次，“勝利”89次，“游擊”82次，“人民”76次，“持久”75次，“游擊戰”62次，“運動戰”58次，“持久戰”54次，“統一戰線”36次，“共產黨”17次，“國民黨”8次。從這些關鍵詞出現的頻次可以看出《論持久戰》一文的主要內容是：抗日戰爭是一場持久戰，主要戰術為游擊戰、運動戰，主要力量是人民，領導力量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其組織形式是統一戰線，其前途是中國必將勝利。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中，首先對“亡國論”和“速勝論”進行了批駁，認為中日兩國的國情和特點決定了中日戰爭的持久性，指出：“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強的，但其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國際形勢又處于不利。中國反是，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比較地弱的，然而正處于進步的時代，其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又有大國這個條件足以支持持久戰，世界的多數國家是會要援助中國的。——這些，就是中日戰爭互相矛盾著的基本特點。這些特點，規定了和規定著雙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規定了和規定著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后勝利屬于中國而不屬于日本。”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了抗日戰爭要經過三個階段的觀點，認為“中日戰爭的持久戰，將具體地表現于三個階段之中。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三個階段的具體情況不能預斷，但依目前條件來看，戰爭趨勢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為了推動抗戰取得最終勝利，他對各個階段的具體戰略方針提出了指導性意見，認為：“在第一和第二階段即敵之進攻和保守階段中，應該是戰略防御中的戰役和戰斗的進攻戰，戰略持久中的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戰略內線中的戰役和戰斗的外線作戰。在第三個階段中，應該是戰略的反攻戰。”此外，他還強調了游擊戰的威力和作用，指出：“在長期和殘酷的戰爭中，游擊戰爭將表現其很大的威力，實在是非同小可的事業。”

《論持久戰》一文科學預見了抗日戰爭必經的三個階段，并為各個階段提供了具體的戰略戰術方針，集中體現了毛澤東持久戰理論的完整性。為了更好地宣傳毛澤東的持久戰理論，解放社于1938年7月較早出版發行了《論持久戰》一文的單行本，并在《解放》雜志上刊文指出：“《論持久戰》為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的演講，對抗日戰爭的持久性與中國勝利的必然性，作深刻的闡發，并正確的指出怎樣進行持久戰，怎樣爭取最后勝利。”《論持久戰》單行本的出版，開創了毛澤東著作單行本出版發行的先例。之后，便逐漸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制度，凡是毛澤東有新作問世，報紙發表后即時印成單行本發行。

為了進一步擴大持久戰思想的傳播范圍，1938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曾經致電長江局在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刊登《論持久戰》，“但王明等借口文章太長不予登載。隨后中共中央要他們分期登載，但王明等仍不同意。由于同樣的原因，《群眾》周刊也未刊載。”

盡管《新華日報》《群眾》沒有刊載《論持久戰》，但是，該文還是通過其它渠道傳播到了淪陷區和大后方。如由中共江蘇省委和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協同在上海出版的《每日譯報》，于1938年8月23日公開發表了《論持久戰》全文。同時，《論持久戰》的單行本也在大后方得到及時出版、發行。先是1938年7月25日漢口《新華日報》館出版了單行本。接著，東北書店、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新華社、遼東建國書社、《譯報》圖書部也先后出版發行了《論持久戰》一文。1939年1月初，華社出版了該文的校正本，在文后附錄有彭德懷的《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先決條件》一文和周恩來的《怎樣進行持久抗戰》一文，并在文后按語中解釋：“此是最后校正本，與《解放》發表的有某些小的字句上的不同。－－－著者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隨后，重慶、桂林、西安等地的《新華日報》館，也相繼出版了鉛印訂正本。另外，1938年《抗戰大學》第2卷第1、2期還刊登了《〈論持久戰〉研究提綱》。1939年，抗戰編譯社出版了《論持久戰研究提綱》單行本，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論持久戰〉淺說》。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在抗戰后期還印制發行了《論持久戰》的偽裝本，偽裝本封面題名“文史通義”，偽托“上海廣益書局印行”。所有這些，都大大加快了《論持久戰》的傳播速度。

為了使持久戰成為指導抗戰勝利的總體方針，在1938年9月底至11月初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其所作的《論新階段》報告中，明確提出將持久戰作為指導抗戰勝利的“唯一正確方針”，指出：“抗日戰爭是長期的不是短期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不是速決戰。”“我們的戰略方針，決不能是速決戰，而應該是持久戰。持久勝敵——這就是抗日戰爭的唯一正確方針。”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案中也明確指出：“抗日戰爭是艱苦的持久戰。……我在長期抗戰中將轉弱為強，轉敗為勝，一直到最后勝利。這個過程將表現在持久戰的三個階段：在敵方為進攻——相持——退卻，在我方為防御——相持——反攻。”這標志著持久戰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戰略指導方針被正式確定下來。

為了回答外界對中共持久戰戰略的質疑，193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收集資料的基礎上，又撰寫了《當前時局的最大危險》一文，用以紀念抗戰兩周年，“名之曰《再論持久戰》”，收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目改為《反對投降活動》。文章認為，在“投降是主要危險”的形勢下，“戰下去，團結下去，——中國必存。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國必亡。”為了完成“團結抗戰以求解放”的歷史任務，他大聲疾呼：“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和團結，把投降陰謀和分裂陰謀鎮壓下去啊！”該文強調了反對投降和分裂的重要性，可謂是對《論持久戰》一文的重要補充。

為了使得《論持久戰》的思想為各國共產黨所了解，時任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任弼時，署名陳林，于1939年9月5日在蘇聯《真理報》發表《中國持久戰口號的意義》一文，指出：“依靠持久戰，這是中國武裝抗日的唯一正確的戰略。”這表明共產國際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持久戰戰略也是了解和贊同的。

此外，為了擴大《論持久戰》的影響，該書還被譯成了英文。《論持久戰》的英文翻譯最早完成于1938年10月，由《大公報》記者、中共地下黨員楊剛完成。翻譯完成后不久，上海《Candid Comment》（《公正評論》英文版）從1938年11月1日第3期開始至1939年2月9日第6期，分4次進行了連載。英文題為《Prolonged war》，作者署名為Mao Tse Tung（毛澤東），譯者署名為Shih Ming（士敏）。正文前有一段編者按語：“近10年來在中國出版的書中，沒有別的書比這本書更能引起大家的注意了。”同一時期，由邵詢美編的中文雜志《自由譚》，也對《論持久戰》一文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這本《論持久戰》的小冊子，洋洋數萬言（按：實為五萬字），討論的范圍不能說不廣，研究的技術不能說不精，含蓄的意識不能說不高，但是寫得‘淺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賞。萬人傳誦，中外稱頌，決不是偶然事也。”在報刊連載英文《論持久戰》的同時，周恩來還委托宋慶齡尋找其它渠道將《論持久戰》翻譯成英文。后經愛波斯坦等人翻譯，《論持久戰》英譯單行本也很快出版發行。目前發現比較早的《論持久戰》英譯單行本，是1938年上海圖書公司發行的版本。

為此，1939年1月20日，毛澤東還專門為《論持久戰》英譯本寫了序言，向外國讀者介紹抗日戰爭的世界意義，指出：“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們的敵人是世界性的敵人，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孤立戰爭的觀點歷史已指明其不正確了。”英、美諸民主國“援助中國就是援助他們自己，才是當前的具體真理。因此我希望此書能在英語各國間喚起若干的同情，為了中國利益，也為了世界利益。”該文發表于1939年2月25日出版的《八路軍軍政雜志》第2期，充分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對持久抗戰以爭取外援的重視。

三、《論持久戰》的影響

《論持久戰》一文作為中國共產黨持久戰戰略方針的集中體現，在其發表后，在抗日根據地產生了巨大反響。據王震回憶：“《論持久戰》的發表，使他們看到了中華民族的燦爛希望所在。我們這些在抗日戰場上直接參加戰斗的人，在戰斗的間隙，土炕油燈，如饑似渴，欣然閱讀，倍受鼓舞。完全可以說，一部光輝的《論持久戰》，鼓舞和指引我們奪取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根據地一些黨組織積極學習傳達該文精神。如1938年6月下旬，中共岢嵐縣委遵照地委指示，組織縣、區黨員干部30余人學習《論持久戰》一文，并向全縣黨員干部提出《關于認真學習（論持久戰）的實施意見》，縣、區、村黨員干部掀起學習《論持久戰》一文的熱潮。很多八路軍、新四軍前線將士及后方的地下工作者，正是通過傳閱《論持久戰》，了解了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和方向。

《論持久戰》一文的發表大大提高了毛澤東在思想理論界的地位。如著名理論家張如心就認為：“毛澤東同志這一天才戰略戰術的創造是他生平最有歷史意義的杰作，是我大中華民族不可戰勝的偉大力量的最有力與生動的表現。這一戰略戰術的論點，不僅被全中國人民所熱烈的歡迎擁護，而且還得到中外著名軍事家的同情與贊揚。同時，三年以上抗日戰爭的整個進程，輝煌地證實了它的正確性、深刻性。……它大大的興奮了鼓舞了全中國人民，提高了他們參加抗日戰爭的積極性與勝利的堅強信心。我們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就它對于全中國人民的影響的廣大與深刻而言，在中國革命歷史上是沒有任何先例的。”實甫也認為毛澤東的持久戰理論“不僅是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軍事指南，而且是馬列主義在軍事問題上的發展。”

同時，《論持久戰》一文所闡述的持久戰戰略，也得到了文藝界的認同。如民眾劇團團長柯仲平在《持久戰的文藝工作》中就指出：“中國的抗戰是持久性的。”卞之琳在《〈論持久戰〉著者》的詩中，表達他對毛澤東的由衷欽佩之意，他說：“下圍棋的能手筆下生花，不，植根在每一個人心中。三階段：后退，相持，反攻－－－你是順從了，主宰了辯證法。”著名詩人蕭三在《慰勞三五九旅將士》一詩中，更是明確地認為持久戰是指導抗戰勝利的正確路線，他寫道：“抗戰本是持久戰，革命勝利不能在一年二年。大家好好受訓練，大家多多來屯田，我們要作個長久之計－－－這才是正確的路線。”

《論持久戰》一文的發表，也推動了毛澤東在黨內地位和威望的提高。1941年10月8日，陳云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發言說：“過去我認為毛澤東在軍事上很行，因為長征中遵義會議后的行動方針是毛澤東出的主意。毛澤東寫出《論持久戰》后，我便了解了他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實際上毛澤東政治、軍事都很好。”吳玉章也在他的回憶錄中說：“《論持久戰》的發表，使毛澤東贏得了全黨同志發自內心的、五體投地的贊許、佩服甚至崇拜，從而最終確立了在黨內無可替代的領袖地位和崇高威望。……《論持久戰》的發表，毛澤東以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嫻熟運用和對抗日戰爭的透徹分析，征服了全黨同志特別是高級干部的心。全黨感到黨十多年曲折斗爭的歷史，終于鍛造并篩選出自己的領袖。這種感情上對毛澤東領袖地位的認同和擁戴，與一般的組織安排絕不可同日而語。”

《論持久戰》一文不僅在敵后根據地產生了共鳴，而且還在大后方產生了很大反響，對于推動持久戰戰略成為中國政府抗戰的戰略總方針發揮了重要作用。據程思遠回憶，白崇禧十分贊賞《論持久戰》，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后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述，蔣也十分贊成”，同意以此“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傅作義、衛立煌等人對《論持久戰》也很感興趣，不僅自己讀，而且還讓其部下閱讀。

同時，《論持久戰》一文在西方世界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國際社會普遍給予《論持久戰》很高評價。如一位外國記者讀后心悅誠服地說：“不管對于共產黨的看法如何，以及他們所代表的是誰，大部分中國人現在都承認毛澤東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和國際的因素，并無誤地描繪了未來的一般輪廓。”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1957年6月出版的《核武器與外交政策》一書中，也高度評價道：“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都是在三十年代抗日戰爭開始的時候寫的，這兩篇文章在平衡觀念以及使列寧主義的正統學說適應中國情況的巧妙上，是很出色的。”“毛澤東的軍事學說反對那種以純軍事考慮為基礎而進行的迅速決戰的觀念，這種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戰略思想的基礎。”從這些評論可以看得出，《論持久戰》的影響，不僅僅局限于國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國界，引起了國際政治軍事領域的廣泛關注。

總之，通過回顧《論持久戰》一文的傳播和影響，可以看得出，毛澤東的持久戰理論之所以能夠得以迅速傳播，并很快成為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的重要戰略指導思想，其主要原因在于《論持久戰》本身的科學性和前瞻性。同時，中共領導層內部較早在持久戰問題上達成共識，以及文化工作者不遺余力地宣傳，也是《論持久戰》得以廣泛傳播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