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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第一季度數據公布后，多數評論都將向好數據的關注重點放在經濟復蘇的周期性問題上。作者認為，如果將討論的重點向結構變化方向延伸，尋找反映結構變化的先行數據，則可以得出一個相當肯定的結論：中國已經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正在向更高水平的經濟發展階段邁進。

　　第一季度增速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復蘇回穩

　　2017年中國一季度增長數字6.9%公布后，輿論紛紛贊賞中國增長對世界的貢獻。

　　英國《金融時報》的觀點具有代表性[1]：康奈爾大學普拉薩德教授說，中國增速使得“全球經濟復蘇確確實實”。

　　加上前些時候世界銀行認為2016年中國經濟對世界增長的貢獻為33.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貢獻為40%的評估，以年度增加額為計量單元的話，中國的復蘇確實為世界關上了復蘇所需的權重大門。

　　關于經濟復蘇的判斷是個周期性問題，嚴格說是個短期增長問題[2]。這類討論的邏輯是，按照經濟體在低谷區間止跌趨穩后，連續三個季度不低于最底水平，則基本上可以判定該經濟已經處在了復蘇慣行性區間的門檻線上。回顧一下2010年以后的情況，當年增速達到10.6%的高位，其后連續五年下滑，到2016年第一季度時達到最低增速6.7%。一個經濟體連續五年且以年均0.75個百分點速度下滑20個季度，如果僅僅關注增長（復蘇）而忽略結構調整一維內容的話，這在世界范圍150個成規模的經濟體當中還是有點驚心動魄意味的。也正因為如此，自2010年以后，關于中國經濟硬著陸的觀點時有發生。到2016年初的時候，一些較為嚴肅的學者也認為中國經濟無法避免硬著陸結局。

　　中國經濟體有自己抗衡下行的獨特韌性。從2016年第一季度起，中國經濟增速在6.7%的最低水平咬住下行連續穩定了三個季度，在人們屏息靜氣等待之時，第四季度實現逆轉，增速上揚為6.8%。雖然是0.1%的環比增幅，但可是逆轉下滑的第一次上揚。如果在此基礎上連續增加三個季度，則可以判定經濟在周期性復蘇的意義上進入了復蘇上揚的穩定慣行區間。到今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速持續上揚為6.9%；如果再行上揚一個季度，中國經濟周期性復蘇問題將成為過去時。

　　但是，越過周期性問題來討論結構型內涵，我們發現，中國經濟體到今年第一季度，加上去年4個季度在6.7%（含）以上的速率持續了5個季度，度過了了從超高速（8.5-11.5%）向中高速（（5.5-8.5%）換擋所需三個周期穩定的增速要求。如果第二季度增速在6.7%左右擺動，甚之是向下擺動，則基本可以認定中國經濟在換擋后于6.7%的中值附近擺動；如果第二季度的增速高于6.9%，則中值參數還需在經驗值的意義上再行向上調整。周期性增長在增速換擋意義上的調漲，蘊含著豐富的結構變遷信息。我們需要稍微追溯一下結構變遷的思想，再來討論一季度增速背后的結構變化的經濟學意義。

　　“標準結構說”：中國經濟已經觸到發達經濟的起跑線

　　經濟體的規模變化是個快變量，結構變化是個慢變量。規模增加以年度單元為度量，結構變化往往以十年甚之更長時間單元為度量。不過，結構變化后，經濟體的外觀面貌變化很大，經濟學家一般用結構變遷概念來描述。世界銀行早年最為著名的經濟學家錢納里（Hollis Chenery，1918-1994）最早提出了經濟結構變遷的思想。

　　錢納里（1984）和他的研究團隊通過對世界范圍101個國家在1950-70年代“截面+時間序列”復合數據的聚類性分析的基礎上，給出了一個經濟發展的“標準結構”模型。在該模型中，各國增長都有一個從農業（結構），向工業化（結構）再向發達經濟（結構）過度的歷程。在這個歷程中，人均收入步入工業化的門檻之后，大體上要經過初級（結構）、中級（結構）和高級（結構）三個亞工業化階段，才能步入發達經濟水平。錢納里的團隊發現，一個經濟體在結構變化時期，如果年度變化（三次產業在總量的百分比）0.3個百分點，則實屬超高速度了。因為，若果工業產值為15%，十年后增加30%，則該經濟已經從農業經濟變遷向工業化經濟的中期階段了。

　　將錢納里團隊的指標換算到今天，處在工業化中高期階段發展經濟體的人均GDP水平在4000-12000美元段位。按照過去年三年匯率加權均值，中國人均GDP在2016年超過8000美元；按購買力評價換算，中國人均收入在15000美元[3]。根據兩種衡量體系，中國的人均美元應該落在8000-15400美元段內。也就是說，以匯率平價和購買力平價為參照，在二者之間取個中間位置的話，中國經濟正在經歷工業化的高級階段，已經觸摸到發達經濟的門檻線（12000美元）了。

　　遺憾的事，由于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下滑，以及中國車間制造經濟（老一軌經濟）產能的調整帶來投資報酬率的下降，國內外出現中國已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說法。這種觀點在方法論上是站不住腳的。從錢納里“標準結構”的觀點來看，中等收入概念首先是個結構概念。增速度量只是透視結構變遷的指示器，而不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條件。將經濟增速的短期下滑及其關聯指標下降，比如投資老一軌經濟報酬率下降，當作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條件證明，這是犯了方法論上表層指示性數據替代深層結構變遷序列數據分析的錯誤。[4]這一謬誤尤其在觀察對象處在結構變遷的關鍵時點上是致命性的。比如，一個處在12-18歲的少年，越是接近18歲的時候，其身高的增加速度越是下降，你不能據此判斷該少年掉入了成長的陷阱，因為這一時刻正是人體的體系結構，尤其是各系統集成結構變遷的高速時期。不討論少年向青年成人轉變的結構問題，抓住身高不放，顯然是反科學的。

　　先行結構的序列數據表明中國已經越過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的規模增長有先行數據，比如經理人采購指數的繁榮程度如果超過50，則表明廠商中間品市場購銷兩旺，雖然在最終績效上一時還統計不出來GDP增速，但下個季度的增長幾乎是個必然的對應關系。經濟結構變化也有先行數據組，基于這一點，錢納里和他的后續團隊不斷修正標準模型的結構變量。例如在一、二、三次產業的百分比結構（克拉克概念），到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庫茨涅茲概念）的變化的基礎上，增加了對應結構中就業結構變量，增加了收入結構變量，到后來甚之增加了教育結構的變量等社會發展指標等等。

　　在這些機構變量中，有三個結構性的變量數組是具有先行變化特征得。在它們變化的時候，即使人均收入衡量的同時性數據，比如說在匯率平價上還達不到12000美元段位，依據這些數據蘊含的先行信息，我們同樣也可以在高概率的意義上肯定該經濟體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一是三次產業結構總中服務業的比重超過50%且快速成長。中國經濟的表現正是這樣，自2012年服務業超過制造業大體持平后，2014年上半年超過制造業后，到今天短短數年，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已經超過了56%。每年超過一個百分點，這在以每年結構增加0.3個百分點即為結構變遷超高增長期的世界范圍觀察來說，堪稱一個奇跡。中國經濟在進入人均8000美元左右時，沒有因人口結構的體力紅利——偏輕的勞動年齡結構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優勢——消失而出現產業機構變化相對停滯的現象。今年一季度，我國最終消費經濟部門對GDP增速的貢獻已經超過了65%。這是一個比發達經濟門檻線上的經濟體還要高出5個百分點的數字。類似高收入階段經濟中消費主導拉動經濟的特征出現。當人們都在擔心中國經濟下行是不是硬著陸時，每年6%以上的增速加上結構變遷高速綜合起來的發展指標，緣何不是一個優良的增長績效呢。

　　二是經濟技術結構變化的先行數字。這里說的經濟技術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工程技術概念，而是指經濟的基本變量之間，比如勞動和資本之間的配備關系。度量二者之間變化的先行結構數據是經濟體當中市場型主體的數量快速增加。例如，一季度數字公布后，輿論很少將向好的數據同早一個工作日國家工商總局的反映經濟結構先行變化的數據聯系起來：工商局數據表明，今年一季度，全國新登記市場主體359.8萬戶，同比增長19.5%，平均每天新登記4萬戶。這是一組絕佳的結構變化數據。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宏觀特征就是物質產品生產能力巨大，市場價值實現能力過小。很多占世界市場大百分比的行業沒有定價權。新登記市場主體數以超過實體企業數量的步伐快速發展，聯系到近年來服務業經理人采購指數持續高企，而這印證了我國服務業的快速增加，不僅是生產性服務業，而且是中間品市場類中介服務業的崛起。

　　市場主體型企業是廠商中間品市場定價過程的基礎部分。阿里、騰訊和幾十萬家電商的出現是這種崛起在日常生活中能夠被感知到的表層觀察。假以時日，當這些市場主體分化出來做市主體（market dealer，非常遺憾有少數部門非常不喜歡別人用做市商這幾個字），亦即讓廠商中間品市場交易頭寸活躍的做市主體；再假以時日或者同時，有些做市主體培育出或者中介群類自己分化出獨立性的成市主體（market maker），亦即將場外雙邊業務（信息不透明的雙邊交易）導入場內第三方交易的做市主體；再加上服務于兩類做市商的各種降低交易成本的做市主體（price-convergence agent，價格收斂商），亦即讓場內交易成本降到制度條件允許的最低水平的交易主體。當做市三商主體的有效構成和數量門檻性條件在一個個實點市場上實現的時候，內因和外因結合起來，定價經濟的成分不斷增加，中國經濟的價值實現能力和物質產品生產能力的大分流現象將會得到根本改觀。這才是我們應該期盼的經濟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彌合收入分配兩極化的市場一維的良性結構變遷特征。

　　三是收入和人力資源結構變化的先行數字。大家都知道我國2002年高等教育達到大眾化教育水平（15%），2016年以后，我國每年畢業的大學生人數是美國的四倍（中美的人口比例也大體是這個數字）。但是，另一組數據也許被大家忽略，我國在2005年以后，每年小徐招生人數穩定在1500萬人左右，但教育基礎設施不斷改善，小學教師人數還在增加（教學班級規模在縮小）。這是一個發達經濟體小學招生的結構態勢。基礎教育入學率穩定不變，而教育設施不斷提高和教師人數增加——人力資源的教育動員以達到極限水平的先行數據——是拉平居民收入最重要的先行教育結構數字。

　　再看看在如此教育結構變化條件下上，新一屆屆政府對人力資源在就業深層公共品上的政策結構變化：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兩會上總結改革與“雙創”關聯時說，“‘雙創’是應運而生，在全球化、‘互聯網+’的時代，我們推動‘放管服’改革，也促進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這是中國共產黨創設來自基層，在經濟成功發展后又將理念——為人民服務——變為政策服務社會的獨有觀察特征，世界范圍非常少有。在雙創政策（公共品創造性供給）連帶拉動就業市場變化的同時，還因年輕人受教育程度（人力資源含金量）比上一代人增加，在雙創中成為投資人（投資門檻低）和在企業中可以居于主人翁地位，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勞動者工資性收入比例高，資本性收入低的收入分配格局。再加上近年來中國工資性收入在區域間和階層見增速減緩的局勢，因收入差距而帶來的不穩定性受到矯正。

　　透過中國經濟從中高收入向更高收入（觸摸到發達經濟體的門檻線）過渡時結構優化的序列先行數字，我們可以這樣說，今后幾個季度或幾年間增速會波動，制度還需繼續優化，但中國經濟不僅在外觀增長變量數據上，而其在里邊結構變革的觀察上，已經步出了讓人最為憂慮的中等收入陷阱階段（注意，這里不否認中國經濟某些方面還有非常嚴重的問題）。

　　最后，我們還沒有考慮到一個近二十年來被經濟學研究者經常忽略的變量，那就是技術變革因素。根據世界各國傳來的信息，人類技術發展到今天，正在出現我們從未見過的新技術革命。1980年以后，地面下的光纖互聯網在人們尚未覺察的情況下將地面上兩億多臺固定在桌面的臺式電腦聯網整合，形成信息互聯時代。1999年末期以后，出現移動互聯網。地面上每五十公里組合而成的蜂窩互聯網將人們手中9億臺移動式電腦——智能手機聯網整合，形成移動互聯時代。2010年以后，少數具有遠見的數據公司建立聯通地下光纖互聯網和地上蜂窩互聯網的關口站基礎設施，將地下光纖互聯網和地上移動蜂窩互聯網合一，使得互聯網設施在國民經濟體系升級意義上出現鯉魚躍龍門式的驚險一跳，“萬物互聯”時代到來。在未來可預見的5-7年時間，如果衛星互聯門檻性條件出現，則類似移動“wifi”效能的三網合一時代來臨，將會出現萬物互聯向智能互聯時代邁進，新技術革命出現“人神合一”的經濟現象：大數據智慧經濟時代來臨。

　　這種經濟時代有三個經濟體最有發展優勢，美國、中國和印度。如果良性發展，“中-美-歐-日-俄-印-印尼-巴西-巴基斯坦”人口九大經濟體聯合起來，發展世界性的數字智能經濟的話，中國經濟非常可能有一個爆發式的成長。那些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觀點，實在有點在理論上墨守陳規而忽略中國和世界經濟發展的現實了。

注 釋：

　　[1]參見2017年4月18日《金融時報》。

　　[2]關注經濟復蘇的判斷，本來是個周期性問題，一邊和經濟的增速相關，一邊和經濟結構的變化密切相關。但由于內生增長理論在經濟發展動力學問題上的貢獻，近20年來關于經濟復蘇的判斷逐步將關注的視野放到了關于增長的短期范圍，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3]   按照2014-16三年匯率加權均值來算，2016年中國人均美元為8000美元。按照按購買力平價，中國人均GDP約15400美元（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geos/ch.html）。

　　[4]參見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506/15359111_0.shtml，ww.guancha.cn/economy/2015_04_26_317372.shtml。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數字中國研究院副院長；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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