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冬天,毛澤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我很擔心我們的干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毛澤東憂慮干部子弟的教育問題,是不無道理的。他從自身做起,從自家的娃娃抓起。
1946年春天,毛岸英大學畢業后從莫斯科回到了延安,一天下午他來到王家坪,向父親匯報在國外學習的情況。由于長時間在蘇聯生活和學習,回來后在接人待物方面發生一些變化,比如說話時,岸英喜歡用歐洲式的說話語氣并加些手勢動作,這讓毛澤東感覺不舒服。
毛澤東就告訴岸英:“延安不是蘇聯,在這里就得按東方人的傳統習慣行事,在長輩面前,在年紀大的人面前,要文靜,要規規矩矩地跟人說話,不可手舞足蹈。見了人不要沒大沒小,年紀大些的就喊伯伯、伯母,叔叔、嬸嬸;最老的要喊爺爺、奶奶;跟你年紀差不多的可稱同志、哥哥,不能隨隨便便地直呼人家的大名。”
毛澤東接著對岸英語重心長地說:你在蘇聯的大學畢業了,這很好,但學的是書本上的知識,可以說這只是知識的一半。你還需要上一個大學,就是勞動大學。這個大學國外沒有,中國過去也沒有。在這個大學里你可以學到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現在驚蟄剛過,農民又要開始辛勤耕耘了,正是你學習的好機會。我已請好了一位老師,他是陜甘寧邊區的特等勞動英雄吳滿有,種莊稼的學問很深,你就上他那里學習吧。
毛岸英愉快地接受了父親的建議和安排,迅速整理好行李準備出發。臨行前,毛澤東把自己穿了幾年的一套粗布衣服送給他,叮嚀說:什么時候有了你自己勞動的果實,老師和鄉親們滿意了,你就可以畢業回來了。毛岸英背上行李,步行去了30里外的勞動大學--吳家棗園。
到了農村這所大學,毛岸英虛心請教老農,堅持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吳滿有對這位謙虛的學生也特別喜愛,教得十分認真,手把手地傳授各種農活。開頭幾天,毛岸英真有些不習慣,手上磨起了血泡,疼得火辣辣的,晚上躺在炕上,全身如同散了架一般。但一想到父親的諄諄教導,仿佛渾身又來了勁,他咬牙堅持著,很快就適應了農村生活。
金秋時節,毛岸英背上自己生產的小米,也是一張實實在在的畢業證書,告別了尊敬的老師和建立起深厚情誼的眾鄉親,回到了延安。毛澤東看到兒子后,真有點不認識了。曾經的洋學生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陜北后生,在風吹日曬中,臉變成了黑紅色,頭上扎著羊肚子毛巾,手上布滿了一層厚繭。毛岸英不僅學到了農活技術,更重要的是他了解了農村,熟悉了農民,培養了同勞動人民的感情。
經過一系列艱苦的實踐鍛煉后,毛岸英被分配到中央宣傳部做秘書和翻譯工作,他沒有辜負父親的教導和期望,成為了一名合格的普通勞動者。
對毛岸英的婚姻,毛澤東也是從嚴要求,告誡他“不能光圖人漂亮”。1947年,還是在延安的時候,“抗大”有個從北平來的姑娘,姓傅,長得很漂亮。見到傅小姐美麗出眾,岸英又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江青立刻動念頭把毛岸英和傅小姐約到她那里,吃飯聊天,高高興興地玩了一天。
傅小姐走后,江青問岸英對傅小姐的印象怎么樣?毛岸英紅了臉,說要先問問他爸爸的意見;江青又大包大攬地去找了毛澤東,沒想到毛澤東說:“見一面就定終身,太輕率了”;又把岸英叫去,批評他“不能光圖人漂亮”,還得從人的理想、品德、性格各方面加強了解,告誡岸英對終身大事“一定要慎重,不能輕率從事”。
事情的結果也正如毛澤東所料,傅小姐根本看不上前途未卜的毛澤東一家人,也受不了延安的艱苦生活,不久便跑回北平,還在報紙上寫文章辱罵延安。
江青后來說,通過這件事,承認毛澤東說得對:“看來漂亮靠不住,還得靠理想。”
到西柏坡后,毛岸英和劉思齊倆人都被分配到農村搞土改,工作上的接觸使倆人產生了感情。在鄧穎超和康克清的幫助下,毛澤東同意了他們的戀愛關系,后來岸英提出結婚要求,毛澤東就不同意,因為解放區婚姻法規定男滿20,女滿18歲才能結婚,岸英雖已26歲,但劉思齊還差幾個月不到18歲。岸英有點不服氣地辯解說:“歲數不到結婚的人多著呢。”毛澤東則嚴厲地說:“誰叫你是毛澤東的兒子!”直到1949年10月25日,毛澤東才在北京為他倆舉辦了婚禮?;槎Y也很簡單,毛澤東親自請了幾位革命老人吃了一頓飯,婚禮結束后,毛澤東把1945年去重慶談判時穿的一件黑色大衣送給了他們,并風趣地說:“我沒有什么貴重禮物送給你們,就這么一件大衣,白天讓岸英穿,晚上蓋在被子上,你倆都有份。”
朝鮮戰爭爆發后,毛澤東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在出兵朝鮮時,毛澤東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兒子,江青和一些老同志力勸毛澤東不要讓岸英到朝鮮,但毛澤東毅然堅持,并嚴肅地說:“誰讓他是毛澤東的兒子?他不去誰去?”毅然決然地把岸英送到了炮火連天的戰場。
毛澤東的兩個女兒李敏和李訥都出生于抗日戰爭時期的延安。“敏”與“訥”則出于《論語》中的“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從給女兒起的名字中,可以體會出毛澤東是希望自己的女兒長大要做多干實事、少說空話的人。就是對這兩個愛女,毛澤東絲毫不溺愛,總是讓她們在各種艱苦的環境中鍛煉,過普通人的生活,從不允許搞特殊化。
上世紀50年代的一個星期天,李敏隨父親去十三陵水庫視察,李敏對那里的龜馱石碑很感興趣,邊拉著毛澤東停了下來。毛澤東問李敏:“你說說為什么王八要馱石碑呢?”李敏當然不懂,毛澤東就用濃重的湘音再加上小曲調唱到:“望望東來望望西,望見王八馱石碑。我問王八犯了什么罪,上輩子賣酒兌了涼水。”毛澤東然后告訴李敏,馱石碑的不是王八,也不是烏龜,它的真名叫罐葫,這是個民間戲說。李敏從中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講究誠信,取信于民,否則就得落個王八馱石碑的下場。
李敏和李訥考上大學后,吃住都在學校里,與大家一樣睡上下鋪,吃清淡的菜,一樣擠公共汽車,只有周末才回一趟家。由于學校離家遠,衛士們擔心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便瞞著毛澤東派車去接。先將車子停到僻靜處,然后進校找人,出了學校悄悄坐車回家。毛澤東得知此事后,嚴厲批評了衛士們。衛士們爭辯:“天太黑,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
毛澤東便厲聲說道:“別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別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為什么就不行?”不管衛士們如何爭辯,毛澤東不容置疑地命令:“不許接,說過就要照辦,讓她們自己騎車子回來。”
1959年的一次周末,衛士長用車接了在北大學習的李訥一次,讓毛澤東發現后批評了衛士長。后來衛士長知道有的學生家長給孩子送吃的,就給李訥送了一次餅干,這也讓毛澤東發現了,毛澤東非常嚴厲地批評說:“三令五申,為什么還要搞特殊化?別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塊餅干也不能送!”并拍著桌子說:“誰讓她是毛澤東的女兒呢!”
那時期,糧食供應緊張,李訥周末回家后的第一要務就是先把肚子填飽,有一次,毛澤東看女兒沒有吃飽,便把自己的一份也給了女兒,他自己選擇了餓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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