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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結論，按購買力平價，中國早在2014年就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按照更為主流的匯率法，中國仍然還只是屈居第二。不過伴隨中國高速發展的則是外界不斷的質疑聲，認為中國的GDP數字被刻意高估。不過來到美國后，中國人可能會產生另一種疑問：美國真的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嗎？中國的GDP是不是被低估了？

確實，1988年時，中國著名的政治學者王滬寧曾把對美國的第一印象總結為五多。其中四多是四個“C”，即車多（Car）、電話多(call)、電腦多(computer)、卡多(card，比如信用卡)。第五多則是日本人多。那時說美國發達、先進絕不會有爭議。

只是今天的第五多早已換成中國人，而再來到美國的中國人也絕不會對這四“C”再有什么感覺。相反，互聯網使用上的落后（網購與移動支付的普及程度）、基礎設施的落后（陳舊的地鐵和鐵路，高鐵仍為零），反倒成為突出的印象。

今天中國有七億網民，是美國總人口的兩倍多。再加上中國人口90%以上在東南沿海，所以互聯網應用程度高和主要建設在這一區域的近兩萬公里高鐵，對中國經濟發展和民眾生活的積極影響怎么評估也不為過。而且中國的制造業2010年就超過美國，并于2012年成為全球第一貿易大國。

從這些角度看，中國仍然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是不太合理的。那么答案可能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GDP因各種因素被低估了。在美國的觀察，也證實了這一點。

當我走出華盛頓杜勒斯機場時，發現除了出租、公交和租車外還有一種方式：即一起拼車，價格約為出租的三分之一。只要在柜臺上報出自己的地址，交上車費，等上約十到二十分鐘，就可出發。

這種方式國內也有。比如在南昌，就有從南昌西站到南昌站的拼車專線。雙方的區別是美國已經納入正規的管理，既要交稅，也會被計入GDP，但中國則完全是民間行為，既不會被統計也不會交稅。批評者當然可以指責中國經濟法制程度低，但客觀效果也可以說是藏富于民。當然更重要的是它不會被計入中國的GDP。

應該說廣泛存在的地下經濟是中國GDP被低估的主要原因。不僅是這種地下出租車，像網購零售額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達到10.8%，超過30萬億。但基本上不會統計到GDP，也無需交稅（新稅法將涵蓋）。至于全國各地街頭遍布的小攤販更是不會統計。

另外由于色情業、賭博業在中國是非法，因此也無法像西方一樣進行統計。但實際上，色情行業拉動的經濟人口保守估計也已達上千萬，涉及的產業更多。像賓館、餐飲、化妝品、奢侈品行業、通訊等。僅就這兩部分就會形成非常大的GDP差額。比如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本是個不毛之地的戈壁沙漠。

可是，這個僅有170萬人口的城市每年吸引著3890萬游客，居美國各大城市之首。甚至美國第一條差一點動工的高鐵也是在此。不僅是拉斯維加斯，印地安人保留地都可以開賭場。目前美國一共有326個左右保留地，可見其經濟規模。

中美GDP的誤差，另一個原因則是雙方的構成差異。美國以第三產業為主，第三產業有兩大行業不得不說。一是律師。美國是世界上律師最多的國家，其人口僅占世界總人口的5%左右，而律師則占全世界律師總數的35%，平均每250多人中就有一名律師。在全球律師業的100強中，美國就占了79家。所以美國戲言，一個盲人在紐約擁擠的人群中伸手一摸，竟摸到好幾個律師。

美國歷屆總統中有23位曾經做過律師，美國內戰以來的州長半數有過律師的經歷。美國參議員中也總會有近60%的人當過律師。200多年前，美國建國時簽署“獨立宣言”的共52人，其中25人為律師；制定美國憲法時參加制憲會議的代表共55人，其中31人為律師。這不妨看作美國的律師傳統。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當然從政治學、社會學角度看律師，這事關一個社會的正常運作和正義，但就經濟而言，是否有意義則很難講。比如人家欠你貨款1萬美元，打場小官司的律師費也要近萬美元。很多情況下，百姓也知道即使官司贏了，他也得不到多少錢，甚至律師費都高過討回來的錢，但還是愿意讓律師幫他打官司，就是為了出口氣。美國總統克林頓因為打官司，在他卸任后竟然“完全破產”（希拉里語），而且還欠著巨額律師費。但這些都會被算入GDP。

相對于美國，一向“和為貴”的中國很少訴諸法庭。而且由于中國是人情社會，調解的功能也遠大于美國。比如山東曲阜推廣一個經驗，當地政府發現如果是通過打官司解決的糾紛，往往有兩個后果：一是關系破裂。二是不管勝方負方都不滿意。

于是他們嘗試成立和事佬委員會：由當地德高望重的老人、能人以及基層官員組成，遇到糾紛進行調解。這種做法當然社會成本最低，效率也高，但就是無法統計進GDP。

美國另一個產業就是監獄。今天美國人口占全球總數不過5%，但美國關押的犯人占全球該類人數的25%，高達200多萬。從1970年到2005年，美國的監獄犯人數量增加了700%，而美國總人口只增加了44%。美國教育部調查發現，1979年到2012年間，州和地方地方政府在小學和中學教育上的支出增長了107%，而在刑罰上的支出增長了324%。

根據美國藝術與科學院最新報告，有11個州花在監獄和拘留所的錢比花在公立高校上的錢還要多。這11個州為密歇根、俄勒岡、亞利桑那、佛蒙特、科羅拉多、賓夕法尼、新罕布什爾、特拉華、羅德島、馬薩諸塞和康涅狄格州。

今天美國全國監獄系統的雇員人數，已經超過任何一個500強企業在全球的總雇員，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花費約300億美元興建新監獄，至今每年還繼續投入超過300億美元進行監獄的運營和維護，總投資規模已經接近美國對教育系統投資的7倍，從而創造出如此龐大的“監獄GDP”。

從社會穩定的角度講，美國監獄如此龐大的開支固然必要，從經濟的角度講雖然也會被計入GDP，但恐怕算不上是創造正面的財富。許多律師的行為恐怕也難和創造財富掛上鉤來。或者說這兩大行業的比重越高，美國的GDP就越不健康。

最后不得不說的是，由于律師費用的高昂以及交保獲釋的高門檻（被告要雇用保釋金經紀人，并交付保釋金的10%作為對方的酬勞，這也要計入GDP），美國的司法很難講是公平的。窮人請不到律師或者好律師，窮人交不起保釋金就只能以失去自由為代價。而一個富人即使犯了案，可以交錢免坐監牢，更可以找好律師避過牢獄之災。

槍擊總統里根的嫌犯（出身于達拉斯一個富裕的商人家庭）最后在高明律師的辯護下以精神不正常為由免于起訴——辯方出具的精神病學報告認為他患有精神疾病，而控方的報告中結論則完全相反。

      美國監獄

      還有一個著名的案件就是辛普森殺妻案。辛普森在刑事審判中共花了近1000萬美元，他請了最有才能的律師、最有名的刑偵專家，甚至是科學家。他們運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經驗，一次次地向控方發出挑戰，才使此案枝節橫生，曠日持久，并讓陪審團對所取證據的可靠性發生懷疑。今天美國只要談起辛普森一案，無論黑人白人都承認，假如辛普森是個雇不起一流律師的窮光蛋，那他非進大獄不可。

       可以說美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經相當程度地被“金錢面前人人平等”所取代。

      美國還有一個值得一說的行業就是軍事。軍事當然也有超越經濟的意義，事涉國家主權安全，也是美國全球霸主地位的象征和基礎。但從經濟角度來看，它也是純屬財富消耗而非財富創造。日本戰后崛起的原因之一被認為是受益于美國軍事保護的“和平紅利”，免去了自己沉重的軍事開支。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也是大幅削減軍費，裁員百萬，要軍隊為經濟發展犧牲和服務。

       雖然軍事各國不會直接計入GDP（一般是轉移統計，比如造軍艦計入制造業，采購可計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但仍然會拉動GDP。2016年美國軍事開支預算高達5850億美元——和全球第二十大經濟體瑞士的經濟總量不相上下，其中國防基礎預算是5340億美元，這其中的三分之二即3484億美元用于國防部日常開支，購買原料、零部件、物流支出、設備維護。軍人和非軍人的薪酬支出也占了將近一半。而中國的軍事開支僅相當于美國的四分之一。

       如果有人炫耀美國有十艘航空母艦，那么中國的回應就是我們有近兩萬公里高鐵。航空母艦編隊消耗的費用和中國高鐵創造的效益是多么大的反差。雖然兩者都可擴大各自的GDP統計，但對于財富創造而言則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