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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總統初選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但使得美國國內外觀察家普遍感到驚訝的，是候選人之間的激烈競爭所引發的暴力行為。在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的特朗普舉行的幾次集會上，支持者和抗議者發生沖突，甚至有廝打的場面。暴力場面，和人們心目中長期建立起來的、對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偉大民主的認同之間的差異，遠超人們的預期。

無論在美國還是其它國家，批評者大多認為是特朗普的火爆言論引發了暴力。

自選舉開始以來，特朗普根本不理會美國精英階層早已確立起來的“規矩”，他激烈的言論，完全把美國政壇上“政治正確”的教條置于一邊了。盡管招致無窮的批評，特朗普還是無所顧忌，并且贏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者。抗議特朗普的群體擔心他會把美國帶上仇恨的黑暗道路。

不過，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并非沒有道理。他們認為，他們比反對者更加愛國，因為他們擔心，如果美國政治沒有大的變革，如此走下去，就會失掉他們心目中的國家。他們因此希望特朗普這個政治局外人能夠當選，對美國政治進行大的變革。特朗普的支持者也認為他坦率、真實，只是說出了他們想說但沒有說出來的話。

很多觀察者感覺到暴力所折射出來的美國政治不一樣了。其實，關心美國政治的觀察家不應當對此有任何驚訝。幾年前隨著“茶黨”的崛起，這一趨勢已經顯現，今天的局面只是表明這個趨勢更加明朗化了。美國民主，誠如福山所說，已經從民主（democracy）轉向為“互相否決制度”（vetocracy），即兩黨在國會內部毫無共識，互相否決，民主已經變質成了不讓任何人做事情。總統選舉所產生的暴力，只是把國會的互相否決“街頭化”了而已。

政治暴力的根源在于美國的分裂政治，是分裂導致了暴力。的確，在芝加哥參與抗議特朗普的人，也是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桑德斯的支持者。難怪特朗普公開指責桑德斯陣營。

美國中產階級的憤怒

很多觀察家已經指出，暴力表明了美國中產階級的憤怒。為什么美國的中產階級會憤怒？因為他們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僅幾十年來，美國和西方的經濟越來越呈現出富豪結構，即一小部分人越來越富有，生活越來越奢侈，而大部分人則越來越貧窮，生活越來越辛苦。

根據美國《福布斯》雜志2015年底公布的一項研究表明，2015年美國福布斯富豪榜前400名上榜人物所擁有的財富，高于美國中下層民眾所擁有財富的總和。根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日益分化的收入差異并非是社會分化的全部，美國白人相比黑人和拉丁美裔之間的貧富差異更大。去年，美國白人的財富大約是非裔的22倍，拉美裔的15倍。

無論是貧富差異還是種族差異等問題并非現在才產生，而是一直深深根植于美國社會。這些因素過去都被解決得比較好或者被壓抑下來，但現在問題解決不了，也壓抑不住了。為什么呢 ？這里有幾個因素。

首先，過去在經濟繁榮的時代，美國擁有龐大的中產階級隊伍，兩黨都受制于它。盡管民主黨和共和黨，一個左一點，一個右一點，但都不能離開中產階級太遠。換句話說，龐大的中產階級的存在，為美國兩黨之間達成共識，創造了物質上的條件。一旦中產階級萎縮，共識政治變得不可能，就失去了制衡兩黨政治極端化的力量。

其次，美國確立了“政治正確”的內部意識形態。美國盡管是一個自認為言論自由的國家，但并非什么事情都是可以討論的。像種族分化、文化分化、宗教分化甚至社會分化等課題，都被視為“政治上不正確”，因為公開的討論會導致沖突的表面化。盡管不討論并不表明這些問題就不存在，但美國民主政治表明，如果一個問題不被討論，就不會成為政府議事日程的一部分 ，就不會被重視。這樣，那些刻意不被討論的問題就一直累積下來，久而久之就會爆發出來。

再者，美國政治意識形態的僵化。美國一直視自己為民主的典范，民眾受制于國家“意識形態”的制約，相信自己國家是最好的。除了少數冷靜的學者，很少有人去反思民主政治的弊端 ，沒有政治人物采取行動來改進民主政治的運作。相反，美國一直極盡全力向全世界推廣民主，認為只要民主化，一切才會是好的。

今天，特朗普的激進言論或許誘發了政治暴力，但促成美國中產階級憤怒的，則是美國的基本經濟和政治制度。根據馬克思的觀點，經濟基礎發生變化了，上層建筑也必須跟著變化。美國的政治暴力表明，當上層建筑（政治制度）不能跟著經濟基礎發生變化的時候，暴力就變得不可避免。

促動經濟基礎變革的，是全球化及其由此引發的產業結構變化。1980年代以來，美國是全球化的主體。這一波全球化主要是由資本驅動的。全球化在為美國造就了大量的財富的同時，也導致了收入差異的加大。那些能夠參與全球化的人口（主要是資本家）獲取了最大量的利益，沒有能力參與的則成為受害者。全球化也導致了產業在全球范圍內的轉移。但舊的產業轉移出去后，新的產業并沒有及時形成，制造業的衰退影響了美國的就業結構。美國的產業向金融業和信息產業發展，而這些產業往往不能產生中產階級。因為技術的進步，一些傳統上能夠為中產階 級提供工作機會的產業，也被大量縮減工作機會。這使得原來的中產階級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他們的工作要么被資本所“剝奪”，要么被掌握低端技術的底層（包括外國工人）所“剝奪” 。而在工作被“剝奪”的同時，他們原來的生活水準也難以為繼。

全球化導致內部失衡

全球化更是導致了美國民主制度的內部失衡，主要表現在經濟、政治與社會的失衡。民主制度的失衡可以用簡單的算術來說明。今天的大眾民主最直接的表達就是“一人一票”，而“一 人一票”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一人得一份（福利）”。但從“一人一票”到“一人一份”的轉換是需要條件的。如果一人要得一份，其前提就是一人需要貢獻一份；如果一人不能貢獻一份， 這個體制就不可持續。“一人一票”的民主能夠保證“一人一份”，因為政治人物必須這樣做，否者就得不到選票；但是，“一人一票”根本不能保證一人貢獻一份，或者說，“一人一票” 的民主根本就不存在一人必須貢獻一份的機制。這樣的民主難以持續。

在美國的精英民主時代，因為政治人物大多為資本所推薦和支持，他們必須考慮到政治和經濟之間的平衡。但是，在大眾民主時代，盡管資本的支持還是很重要，但政治人物最重要的考量變成了選票。這使得他們急劇向選民傾斜，而對資本不利。當資本面臨不利自己的形勢的時候，就會選擇出走。全球化為資本創造了這個流動機會。

全球化時代，在資本、政治和社會三者中間，政治和社會是不能流動的，這使得三者之間容易失衡。政府如果實行高稅收政策，資本就會跑掉；如果減少福利，依靠福利而存在的社會就會不滿，政府就沒有合法性。如何維持福利制度呢？西方有幾個通用的辦法，包括向中產階級征稅，債務（向老百姓借錢，向外國借錢），犧牲未來（照顧有選票的老人而犧牲沒有選票的年輕人）等。但這些都不是長遠之計。向中產階級征稅已經使得中產階級苦不堪言，西方各國都面臨中產階級危機。大肆借債已經使得西方各國債臺高筑，到了危險的邊緣。通過犧牲年輕人而向老年人買選票，更使得西方年輕人感覺到毫無前途，這也是今天西方年輕人反建制的重要因素。

這便是今天美國的局面。這個局面如何發展？這里可以借用約翰·斯坦貝克的小說《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1939年出版）中的一段話：“這是開始——從‘我’到‘我們 ’。如果你們，這些占有人民所需要的財產的人們，可以理解，那么你們就可以保全自己。如果你們把原因從結果中分離開來，那么你們就可以知道潘恩、馬克思、杰斐遜、列寧是結果，而不是原因，這樣你們就可以幸存下來。由于對財產的占有將你們永遠地停格在‘我’，所以你們永遠地從‘我們’中剪除了。”斯坦貝克描繪的是經濟大蕭條時代貧窮階層的斗爭。今天美國所發生的則是美國民主賴以生存的中產階級的憤怒，是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斗爭。這場斗爭如何展開，全世界當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