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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 西方資本家在中國所獲得的產業成功，無論如何是不能與他們的意識形態宣傳者所獲得的成功相比。一百年來的某個階段，中國所有的買辦和西崽都走到了命運的盡頭，直到很久之后才得以中興。但是，中國的文化買辦，卻一直沒有遭遇過低谷。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文化界全盤西化的主張逐漸占了上風。在此風氣之下，我們對于西方的解讀，不是研究其社會本身，而是僅僅研究西方人對于自己和他者的言說。在五百年殖民史上，西方人建立了一系列維護他們的形象和利益、貶損他人形象、剝奪他人利益的言說體系。恰恰是這一套與事實大相徑庭的言說體系，成為中國學人所信奉的意識形態。

在西方殖民史上，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都是推銷西方政治經濟模式的政經合一機構，尤其是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實際上就是一個統治殖民地的總督府。西方學者將這些搶劫機構看作現代公司制度的濫觴，看作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理論的制度載體。這本身就說明了西方市場經濟模式的搶劫性質。可是中國學人卻心悅誠服地相信這一套說辭，將市場經濟意識形態奉若神明。去年夏天，幾百位中國教授齊聚北京大學，研究如何最為藝術地將一位西方學者的經濟學教材灌輸給中國大學生。中國的文化人就這么積極主動地充當西方意識形態的推銷商。

西方的傳教組織和教會學校，就是推銷西方宗教、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機構，這些機構在中國生根之后，他們的事業在一個中國機構的配合之下，得到了遍地開花式的發展。這個中國機構就是蔡元培主持的中華民國教育部。

由張之洞等人主持的清末教育改革，還在奉行中西兼容的文化方針，中學、西學都是中國基礎教育的基本資源。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7月，清政府命張之洞、張百熙、榮祿等人以日本學制為藍本，重新擬訂學堂章程，由此誕生的《奏定學堂章程》，被稱為癸卯學制。癸卯學制規定，基礎教育中，兼設中學和西學兩類課程，中學課程為：修身、讀經講經、中國文字，西學課程為：地理、博物、物理、化學、法制、理財、圖畫、體操、外國語等。這兩類課程所體現的文化資源，構成互補關系。課程設置充分體現了中西兼容、中西并重的原則。

在激進派看來，中西并重、中西兼通的文化政策，只是一種消極的應變策略，“全盤西化”才是一種積極進取的振興戰略，才能給民族帶來真正的振興和新生。蔡元培擔任民國政府的教育部長之后，用法律的方式將激進派的這種主張變成了中國的國策。1912年（壬子年）至1913年（癸丑年），蔡元培先后頒布了《小學校令》、《中學校令》、《專門學校令》、《大學令》、《師范教育令》以及一系列補充文件，建構了一個完整的學制系統，被稱為《壬子癸丑學制》。在這個學制系統所劃定的教育資源中，最讓激進派得意的是廢除了中國文化資源，除了安排一些古典文章實現漢語傳承外，其他教育資源都是西方文化。

自此以后，中國學子在受教育過程中只知有西，不知有中。當他們中學畢業或者大學畢業，滿腹詩書，但所裝全是達爾文、亞當·斯密、蒙田、歌德以及耶穌和亞里士多德。

自此以后，中國文化人對西方文化和社會的了解越來越多，跟西方文化人的知識儲備越來越接近，對于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社會人倫，則了解越來越少。

一個人的知識結構決定了他的思想和立場，一個不知有中、只知有西的中國學子，為了維護他的知識的有效性，只會致力于維護西方文化與西方國家的尊嚴與地位。何況，這種文化背后的國家力量是作為征服者和成功的掠奪者存在于我們的生活之中。

這種知識結構的人最適合充當西方勢力的買辦和西崽，最適合充當西方文化的傳銷者、推廣者、普及者。而且，他們把從事這種工作看作最大的光榮，如果一旦某個人淪落為傳統文化的傳播者，那將會感到錐心的恥辱和痛苦。請看魯迅小說《在酒樓上》的主人公呂緯甫和敘事人“我”的一段對話：

“那倒也罷，我的事情又完了。……模模胡胡的過了新年，仍舊教我的‘子曰詩云’去。”

“你教的是‘子曰詩云’么？”我覺得奇異，便問。

“自然。你還以為教的是ABCD么？我先是兩個學生，一個讀《詩經》，一個讀《孟子》。新近又添了一個，女的，讀《女兒經》。連算學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們不要教。”

“我實在料不到你倒去教這類的書，……”

“他們的老子要他們讀這些，我是別人，無乎不可的。這些無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隨隨便便，……”

呂緯甫因為沒有機會教ABCD，而只能教中國的孩子學習《詩經》與《孟子》，感受到奇恥大辱，看做人生最大的不得志，并由此對這個社會充滿了怨恨和蔑視。

如果情形相反，他沒有機會教《詩經》和《孟子》，而是為下一代教授ABCD等等西洋文化，不難想見，他的心緒將會為之大變，他將會每天帶著光榮感、成就感笑對社會和人群。

跟呂緯甫情形一致的，還有《孤獨者》主人公魏連殳。在他祖母去世的時候，家族長輩主張按照中國社會的習俗舉行葬禮，他在心里對此極端抵觸，但又知道自己縱使反對也沒用。于是，他以最大的克制接受了這場葬禮，內心卻懷著極端的仇恨。他的心里只有西方文化，一心要以弘揚西方文化為職志，村中人以抵觸之心將他命名為“吃洋教”的，他于是對于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群，懷有強烈的復仇心理。

呂緯甫和魏連殳如此仇恨和蔑視民族文化，以及這個文化所養育的人群，他們因為不能即刻之間就用西洋文化將這種民族文化覆蓋并消滅，而滋長起憤恨情緒，一有機會就對斯民斯文發出怨鬼一般的叫罵和詛咒，表現出極為明顯的逆向種族主義（或者命名為逆向民族主義）精神。

一代士風已經淪落如此，蔡元培以割袍斷義之勇，制定《壬子癸丑學制》，切斷民族文化傳承之路，實屬順勢應變。

蔡元培的文化選擇，就此決定了中華民族的百年命運，并必將進而影響中華民族的千年命運。

呂緯甫和魏連殳們，懷著如此強烈的逆向民族主義傾向，以及對于中國社會和人群的強烈怨恨和蔑視，如此執拗地朝著西洋文化狂奔猛跑，他們將跑出一個什么樣的效果，幾乎不用細想就能知道，必定是跑出一個十分簡單的文化思想，必定是跑出一個不加甄別、不加辨析的歷史選擇。五四期間胡適他們“全盤西化”的主張，只是對于蔡元培《壬子癸丑學制》的闡釋和論證而已，當然，也只是對于呂緯甫、魏連殳的意愿的口號化而已。

西方殖民者正在繃緊神經、鉚足勁頭給世界各地進行意識形態滲透，每個地方的進展都十分艱難。就中國而言，他們費了許多精力傳教、辦報紙雜志、辦教會學校，所費人力財力不小，收效一直無法滿意。突然之間，由蔡元培、胡適、魯迅等人用法律、論說、文學等各種方式，用政府、民間、學校、傳媒等各種渠道，全力配合他們的意識形態宣傳和文化滲透，實屬喜出望外。

我想他們最為歡迎的肯定是蔡元培的作為，蔡元培的作為規定了世界上最大的國家、最古老的文化，要用國民教育的方式，舉全國之力，將全民族都培養成西方文化的信徒。西洋人自己一定也是萬萬沒有想到的。

西方資本家在中國所獲得的產業成功，無論如何是不能與他們的意識形態宣傳者所獲得的成功相比。一百年來的某個階段，中國所有的買辦和西崽都走到了命運的盡頭，直到很久之后才得以中興。但是，中國的文化買辦，卻一直沒有遭遇過低谷。

當整個國家整個社會都成了某種異族意識形態的消費者，這個國家和社會要想談論精神上的獨立、文化上的創造，暫時還沒有可能，因為它有一個門檻不容易越過，這個門檻就是文化信心。

原標題：摩羅：誰在幫西方培養文化漢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