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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以后，“私有化”政策富了少數(shù)人，造成貧富兩極嚴重分化，社會矛盾不斷加劇。新疆等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也同樣遭遇如此災難。“私有化”的災難使民族矛盾加劇，為敵對勢力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發(fā)展空間和堅實的生存土壤。

鳳凰衛(wèi)視《問答神州》節(jié)目于上周采訪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主席雪克來提•扎克爾。雪克來提•扎克爾主席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我們的民族關系從冷落到冰點程度，到逐步取得了相互的信任”

　　雪克來提•扎克爾主席特別提到這種“逐步取得了相互的信任”是在“黨的十八大召開以后，習近平總書記專門到新疆來調(diào)研”才出現(xiàn)的。

那么在“十八大”以前，為什么新疆的民族關系會“冷落到冰點的程度”呢?

一、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9月25日，國民黨派駐新疆省主席包爾漢和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岳聯(lián)名向毛澤東發(fā)去了電報。面對新疆十萬守軍，陶峙岳宣布：率部起義。他鄭重宣告：“自即日起，與廣州國民政府斷絕一切關系……，聽從中國共產(chǎn)黨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自此，新疆未動一槍一炮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1日，在開國大典上，新疆少數(shù)民族代表賽福鼎·艾則孜登上天安門廣場，他站在毛主席的身后，見證了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白雪罩祁連，烏云蓋山巔，草原秋風狂，凱歌進新疆”。在王震將同志氣勢如虹的詩詞中，10月12日，400余輛裝甲車、卡車滿載進疆大軍先遣部隊，從酒泉挺進新疆。

　　新疆的和平解放，是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和親切關懷下取得的，對于維護祖國的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具有重大的意義。

　　1949年9月20日，當人民解放軍重兵云集在河西重鎮(zhèn)酒泉時，美國前駐迪化副領事馬克南，悄然離開新疆首府迪化，潛入奇臺和烏斯?jié)M密謀策劃。1950年3月19日，堯樂博斯帶領匪徒離開哈密逃進南山。于是，烏斯?jié)M、堯樂博斯、賈尼木漢和騎兵第七師反叛官兵勾結在一起，策劃了反革命武裝叛亂。

　　烏斯?jié)M(哈薩克族)是北疆有名慣匪，從30年代開始，就專事嘯聚部眾，殺人越貨，逞強行霸。三區(qū)革命時，竊居阿山專員職務，暗中卻和國民黨反動派勾結，對抗三區(qū)革命，得到國民黨軍事裝備和各方面的支持。他不僅有2個團，而且利用民族關系控制著哈薩克族頭人。

　　堯樂博斯(維吾爾族)是國民黨哈密專員，烏斯?jié)M的結拜兄弟。蔣介石為了收買他，特地派去一個國民黨女特務(舍身救國隊員)做他的小老婆，使之成為蔣介石的忠實走狗。

　　賈尼木漢(哈薩克族)是國民黨新疆省政府財政廳廳長，是一名政客，很早就和國民黨特務勾結，新疆和平解放前夕，因反對起義逃進南山。

　　1950年3月，臺灣蔣介石委任匪首烏斯?jié)M為“新疆反G總司令”。烏斯?jié)M等匪徒便到處煽風點火，糾集慣匪和散兵游勇，并以殘酷屠殺等手段，脅迫牧民2萬多人發(fā)動武裝叛亂，叛亂迅速蔓延到天山南北。同年4月，叛匪開始向人民解放軍駐守哈密東北地區(qū)沁城、小堡、南山口、伊吾等地的部隊發(fā)動攻擊，并對各族群眾進行大肆燒殺搶劫。在短短2個月內(nèi)，即發(fā)生搶劫案300余起，燒毀民房30余間，打死打傷群眾130余人。他們把奇臺南山大、小紅柳峽一帶作為反革命的巢穴，東向巴里坤取包圍態(tài)勢，伺機奪取哈密，截斷人民解放軍與關內(nèi)交通。又以主力由奇臺沿公路向西竄犯，企圖攻占新疆首府迪化。

　　為了穩(wěn)定新疆的社會秩序，保衛(wèi)邊疆各族人民生命財產(chǎn)的安全，根據(jù)人民解放軍總部的指示，新疆軍區(qū)迅速組織了剿匪指揮部，由王震親自擔任總指揮，張希欽任參謀長，第六軍軍長羅元發(fā)擔任北疆剿匪前線指揮官。根據(jù)匪情，人民解放軍的部署是:第十六師在哈密，第十七師及第五軍第四十團、第六軍騎兵團、第二十二兵團騎兵第七師一部在迪化至奇臺一線。王震司令員還將胡鑒指揮的戰(zhàn)車團調(diào)歸第六軍指揮。剿匪部隊的主要任務是肅清烏斯?jié)M、堯樂博斯匪徒和騎兵第七師部分叛軍，保衛(wèi)新生的人民政權，保衛(wèi)新疆政治、軍事、文化中心迪化。

這些歷史事實就象發(fā)生在昨天，當時的新疆在如此復雜的政治環(huán)境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和平解放新疆，進駐新疆，領導新疆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新疆的民族關系不但沒有冷落到冰點，而是熱情如火，各民族團結一致，齊心協(xié)力搞社會主義建設，這是為什么?

二、新疆人民熱愛共產(chǎn)黨，熱愛人民領袖毛主席

　　為什么中國人民解放軍坡新疆后，漢民族和新疆少數(shù)民族的關系如此親密?正如包爾漢、陶峙岳給毛主席的信中所言：“此間對新民主主義及尊重少數(shù)民族利益之號召，早具堅強之信心及擁護之赤誠，并為之克服困難。”中國共產(chǎn)黨“尊重少數(shù)民族利益”的政策是民族親密關系的紐帶。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新疆的路上，王震同志給部隊做了非常重要的動員宣傳工作，當時的口號是：“到新疆去!”“保衛(wèi)新疆!建設新疆!”王震同志在進疆的路上就非常關注選拔各方面建設新疆的人才。由此可以看出，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新疆的目的與國民黨反動派統(tǒng)治新疆不同，中國共產(chǎn)黨是為了新疆人民的利益去幫助新疆人民建設新疆的。

　　1952年，王恩茂擔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書記、新疆財政經(jīng)濟委員會主任和新疆軍區(qū)代政委。1954年，新疆軍區(qū)生產(chǎn)建設兵團成立，王恩茂擔任新疆軍區(qū)司令員兼政委。

　　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在王恩茂同志的帶領下，把新疆社會主義建設推向新的高潮。

　　王恩茂和千千萬萬名中國共產(chǎn)黨員一樣，他十分重視關心少數(shù)民族干部的工作、學習和生活，尊重少數(shù)民族的風俗習慣，特別是努力學習維吾爾語言文字給少數(shù)民族干部群眾留下了深刻印象。1952年7月，他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書記后，就在自己的辦公室門前掛一個小黑板，上面寫著維吾爾文字母，每天上班后總是先學習半小時維吾爾語。后來，王恩茂能夠和維吾爾族干部群眾直接交流，這對增進和少數(shù)民族干部群眾的感情，更好地開展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記得在本世紀初的2001年，我在深圳遇見了一位六十來歲的新疆維吾爾族男子，他和一群新疆人在賣糕點。當時，我在一位年輕的新疆人那里買了5元錢糕點，這位男子包裝好糕點后誆我要交20元錢，我和他爭執(zhí)，他用生硬的幾乎聽不懂的普通話和我交流，我聽起來也顯得很吃力。這位青年男子的口氣很兇，我為不吃眼前虧，就一邊從口袋中掏錢，一邊順口地說了“我的老鄉(xiāng)王恩茂在你們新疆工作了30年，我們那里還有很多老鄉(xiāng)也參加了你們新疆的建設，我們的老鄉(xiāng)回來時都說你們新疆人都非常好，沒想到你們這樣做生意，真是玷污了新疆人的好名聲。”這位年輕的男子好象沒太聽懂我說的話，旁邊這位六十來歲的新疆男子走了過來，不知道他和這位年輕的男了嘀咕了什么，那年輕男子就走開了。后來我和這位六十來歲的新疆男子聊了起來，他的普通話雖然比較生硬，但勉強還聽得懂。從他的話語中我才知道是因為我在順口說的話中有“王恩茂”的名字，他聽說我是王恩茂的家鄉(xiāng)人，對我非常友好。在短短不到10分鐘的聊天中，我知道他們在老家新疆沒有王恩茂領導新疆時的那種幸福感了，他們也是為了生活所逼才不得已漂泊到深圳這樣做生意。他在聊天中不時豎起大姆指用生硬的普通話說：“王恩茂，好!!!”我和他握手告別，他握著右手拳頭舉過頭頂，用生硬的普通話高呼：毛主席——萬歲!!!結果，他們不但沒有要我的“20元”錢，連我買的5元糕點錢也不收，說是送給我嘗嘗。從這樣一件小事可以證明，象王恩茂這樣在新疆工作的共產(chǎn)黨員是深得少數(shù)民族的愛戴和擁護的，新疆人民的心中是熱愛中國共產(chǎn)黨，熱愛毛主席的。

　　庫爾班·吐魯木，1883年出生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于田縣托格日尕孜鄉(xiāng)一個貧苦維吾爾族農(nóng)民家庭，他從小飽受地主的剝削、壓榨和凌辱，過著饑寒交迫、牛馬不如的生活。1949年，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新疆和平解放。庫爾班·吐魯木獲得了新生，當家作主，從此過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土改了，他家分上了房子和土地，60多歲的庫爾班·吐魯木第一次種上了屬于自己的土地。他精心耕作，第一年就獲得了豐收。看著自家倉里滿滿的糧食，庫爾班·吐魯木心里萌生出一個誠摯的愿望：多虧了毛主席，我才有了耕地和糧食，我一定要去看毛主席，讓他嘗嘗我的豐收果實。從此，杏子熟了，他晾成杏干收起來;甜瓜熟了，他揀最好的保存起來，隨時準備帶給毛主席。

　　1955年秋天，是個大豐收的年景，庫爾班·吐魯木這位70多歲的維吾爾族老農(nóng)打了上百斤馕，騎著毛驢要上北京去看毛主席。縣上的干部和鄉(xiāng)親們知道了，勸止了他：“北京太遠了，騎毛驢根本去不了。”騎毛驢去不成，那怎么辦呢?于是，老人又到公路上去攔汽車，司機聽了，也只是笑著搖搖頭，善意地婉言謝絕了。以后，他只要見到上邊來人了，就要打聽毛主席的情況——他想見毛主席的事，傳遍了天山南北。

　　1957年春，自治區(qū)黨委書記王恩茂來于田視察工作，于田縣委將庫爾班·吐魯木老人勞動生產(chǎn)模范事跡及騎上毛驢上北京探望毛主席的行動向王書記作了匯報。王恩茂同志來到庫爾班·吐魯木老人的家，高度贊揚了他熱愛中國共產(chǎn)黨、熱愛社會主義、熱愛民族團結、熱愛勞動的精神，答應有機會一定讓他到北京去。

　　1958年6月28日，這是庫爾班·吐魯木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當他和全體代表在去中南海看見臉帶笑容的毛主席和中央首長出現(xiàn)在眼前時，他高興得忘掉了一切。合影完了，毛主席親切地走在他的面前和他握手，他很久也舍不得松開。他當場給毛主席獻了禮物，又一次幸福地和毛主席握了手。

　　無論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眾所周知的庫爾班·吐魯木還是我見到的名不見經(jīng)傳的維吾爾族老人，在他們的心中始終熱愛中國共產(chǎn)黨，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因為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chǎn)黨是為新疆各民族人民謀幸福的啊!!!

　　現(xiàn)在的黨員干部、政府官員的心中有沒有裝著老百姓?有沒有遵循《黨章》規(guī)定“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眾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聯(lián)系，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不允許任何黨員脫離群眾，凌駕于群眾之上。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實行群眾路線，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yōu)槿罕姷淖杂X行動”?有沒有按照習近同志所要求的“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

　　歷史事實可以證明，只有堅持不忘共產(chǎn)黨的“初心”，人民群眾才會緊跟共產(chǎn)黨走;只有堅持走社會主義公有制道路，才能得到繼續(xù)發(fā)展;只有堅持“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的原則，才能深得民心;只有堅持“各民族一家親”的民族政策，就一定能夠獲得廣大少數(shù)民族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改革開放以后，“私有化”政策富了少數(shù)人，造成貧富兩極嚴重分化，社會矛盾不斷加劇。新疆等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也同樣遭遇如此災難。“私有化”的災難使民族矛盾加劇，為敵對勢力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發(fā)展空間和堅實的生存土壤。從全國各地在改革開放以后出現(xiàn)的各種社會問題來看，在“分配不公”的資本主義“私有化”路線主導下，城管暴力執(zhí)法、政府為了維護資本利益強拆居民房屋，強制計劃生育，亂抓人，亂罰款，學校、醫(yī)院以及政府官場全部實行“市場化”管理等一系列地“私有化”政策，從而導致由官場腐敗到全民腐敗、黃賭毒黑泛濫成災，拐賣婦女兒童、偷盜、搶劫、斗毆、殺人等犯罪案件頻頻發(fā)生，人民群眾對這些社會現(xiàn)象深惡痛絕。有的政府官員為了個人利益站在了人民群眾利益的對立面，使共產(chǎn)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失去了“人民”的本色。從各地政府官員(包括警察、城管等政府人員)與民眾發(fā)生矛盾影響整個社會時網(wǎng)絡上一邊倒向攻擊和遣責政府的現(xiàn)象表明，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由過去的“魚水之情”逐漸演變成了“形同水火”的對立局面，在這種全國性的黨群關系緊張局面中，新疆地區(qū)的“民族關系冷落到冰點程度”也就成了一種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