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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于11月11日上午在京舉行。習近平出席大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毛澤東主席在1956年的《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對孫先生給予很高的評價：“他全心全意地為了改造中國而耗費了畢生的精力，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現代中國人，除了一小撮反動分子以外，都是孫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我們完成了孫先生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這個革命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我們正在完成這個革命。” 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政治學家朱云漢教授的這篇文章對于辛亥革命的真相和孫中山先生的歷史貢獻作了別開生面的論述。本文摘自朱云漢的新著《高思在云：中國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

    一、民國締造與亞洲再興

要深刻理解100年前中華民國成立的歷史意義，需要從世界史的高度出發。辛亥革命不僅僅是中華民族從積弱走向富強的歷史分水嶺，也是亞洲從百年衰落走向百年再興的分水嶺。辛亥革命不僅締造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也翻開了亞洲各民族掙脫殖民主義壓迫與邁向全面現代化的歷史新頁。

表面上看來，民國建立之后，傳統政治體制崩解所帶來的混亂更趨惡化；太平天國之亂后形成的地方武裝首領與督撫擁兵自重的局面，進一步演變成軍閥割據與中央政權徹底空洞化。列強對中國的瓜分乃從蠶食進入鯨吞。舉例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歐洲列強自顧不暇，日本勢力入侵山東、東北與華北，如入無人之境。中國作為孫中山先生筆下的“次殖民地”，根本無力避免民族沉淪的歷史浩劫，遑論轉化亞洲的歷史悲劇格局。

但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國家分崩離析局面，激發了中國政治精英對于重建統一秩序以及加速現代國家體制建設的強烈渴望；帝國主義侵略的變本加厲，更加速了國家觀念的鞏固與民族主義的凝聚。任何有可能達成民族振興目標的變革主張都有市場，任何被視為阻礙民族振興的思想、結構與體制障礙都成為被變革的對象，這為日后的中國社會全面政治動員積蓄了巨大的動力。

在辛亥革命前后，亞洲各地爭取民族獨立振興的政治精英已經開始相互聲援扶助。孫中山先生也一直把爭取中國的自由民主和支持亞洲各弱小民族的獨立振興，視為一體之兩面。興中會時代，孫中山先生在橫濱的住所，便成為中國、印度、暹羅、朝鮮、菲律賓等國民族振興志士經常聚會的場所。許多臺籍精英如蔣渭水、連橫、賴和等也先后加入同盟會，為此理想共同奮斗。

辛亥革命成功，受到全世界所有受帝國主義壓迫民族的關注，亞洲各地民族獨立運動領袖更深受鼓舞，因為民族振興的火苗在中國已經點燃，也為亞洲民族掙脫殖民統治帶來一線曙光。越南復國運動的先驅潘佩珠，受到辛亥革命成功之影響，乃將其革命宗旨從擁護越南阮氏舊王室復辟，改為建立越南民主共和政體，并開始加強與中國同盟會的聯系，也從胡漢民、陳其美等人處得到不少援助。

二、解放殖民地，否決帝國主義

1910年日本正式并吞朝鮮半島后，大批朝鮮獨立運動領袖流亡中國，并與同盟會維持密切往來。1919年李承晚領導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于上海成立，并積極爭取孫中山領導的南方護法政府之外交承認。1924年孫中山先生改組中國國民黨后，廣州頓時成為亞洲反帝國主義的精神堡壘，聚集了大批越南與朝鮮的復國志士，他們紛紛投考黃埔軍校，成為日后領導民族解放運動的軍政骨干。

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前，一直關心印度之獨立運動，特別授意戴季陶要設法保護印度的流亡志士；他逝世之后，國民政府也一直堅持支持印度民族解放的政策。抗戰期間國民政府與印度國大黨領袖保持密切關系，蔣介石更明確表示：“中國得到自由與獨立以后，第一要務當為協助印度與朝鮮之解放與獨立也。”

抗戰爆發后，“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遷到重慶，所有政務費用均由國民政府承擔，蔣介石更親自批準建立“朝鮮義勇隊”和“韓國光復軍”，參加中國的抗日戰爭。在開羅會議上，蔣介石不顧英國首相丘吉爾的反對，堅持并力爭羅斯福總統的支持，確定朝鮮獨立的國際地位，并將此寫入《開羅宣言》。不料，日后美、英、蘇三國簽訂《雅爾塔協定》，不但出賣中國的領土利益，還種下朝鮮半島一分為二的禍根。

二戰后亞洲秩序重建的主導權，操控在美國與蘇聯手里，歐洲列強也仍不愿輕易放棄它們在亞洲的殖民利益，中華民國協助亞洲各民族解放與獨立的目標未能立即全面實現，但仍力保印度與緬甸順利爭取獨立。更具劃時代意義的是，中華民國參與草擬的《聯合國憲章》與《世界人權宣言》，徹底否決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正當性，為日后亞洲各民族的全面獨立與振興開創了必要的歷史條件。

三、辛亥革命的政治奇跡

對于辛亥革命的性質與歷史真諦，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正統論述有相當大的差異，但也有若干相契合之處。國民黨將辛亥革命定位為“未完成的革命”，而共產黨將其定位為“不徹底的革命”。不過，這兩種歷史解釋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面向：辛亥革命并不是一場千萬人頭落地的血腥革命。共和的建立主要是通過政治協商讓清帝和平遜位，既避免了生靈涂炭，也避免了國家的分崩離析，這場中外古今歷史所罕見的“大妥協”，充滿著高度的政治智慧，其難度猶如創造政治奇跡。

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辛亥革命是一場未完成的革命。因為民國成立之后，中國并未順利地踏上民主共和的坦途。1912年南北議和之后，孫中山先生將臨時大總統的職位讓給袁世凱，然后革命黨人制定《臨時約法》，試圖推行內閣總理制，并要求袁世凱到南京就職，但并未能有效約束袁世凱的政治野心。在1913年“二次革命”倒袁失敗后，袁世凱巧取豪奪了辛亥革命的政治果實，孫中山再次被迫流亡海外，重新組織革命團體。之后，袁世凱的稱帝鬧劇雖然最終導致眾叛親離的下場，但中國自此陷入軍閥割據、四分五裂之局。終其一生，孫中山先生的建國理念并未能付諸實現，以至于他臨終前還念念不忘交代遺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中共的正統論述，不脫階級斗爭理論，基本上將辛亥革命定位為一場“不徹底的革命”，從中共的角度出發，這是一場資產階級的革命，而不是讓無產階級翻身的革命。不過，中共一向尊奉孫中山先生為革命先行者，高度肯定他一生所堅持的反帝國主義與爭取民族獨立、維護國家統一的基本立場，也高度推崇他提出的許多社會主義主張，特別是“平均地權”一項。中共認為，雖然孫中山先生曾經提出“耕者有其田”的目標，主張農地應收歸國有，再由國家授之以田，農民向國家直接繳交地租，消除地主的中間剝削，但此一主張并不為許多同時代的革命同志所接受。許多革命黨人認為這個主張過于激進或非當務之急，所以中共宣稱消除地主階級的革命目標最后是由其完成的。

上述這兩種定位，都未能呈現歷史的全貌。最近不少歷史與政治學者將焦點移轉到從武昌起義到清帝遜位這關鍵的歷史轉折，并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辛亥革命最終避免了內戰的浩劫以及國家結構全面崩解，這樣的歷史結局原來非常有可能，但并沒有發生，這如何可能？嚴格說起來，辛亥革命并沒有像法國大革命將波旁王朝路易十六推上斷頭臺那樣，直接“推翻”了清朝與帝制；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清朝的統治者乃是迫于辛亥革命后出現的南北分裂，以及袁世凱掌控的北洋軍系傾向議和，最后做出明智選擇，順應歷史潮流，頒布“遜位詔書”，將統治權和平過渡到共和體制。

但這絕對不是清廷唯一的選項。當時，南方政府能有效控制的地區有限，也尚未得到列強承認；清朝仍有效控制北方，軍力上仍處于優勢，更何況清廷還有退回關外進行長期抗戰的選項，如果清廷決心困獸猶斗，結局如何還很難預料。不過，清廷最后沒有做出魚死網破的決定，一方面顧慮北洋新軍不聽指揮，也顧慮到散落各地的滿族人的安危，更顧慮到全面開戰必然導致帝國版圖分崩離析，以及虎視眈眈的列強隨時準備出兵干預。

引導清廷深明大義、顧全大局的關鍵之一，是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發布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在這份重要文獻里，孫中山排除了不少擁抱漢民族主義之革命黨人所主張的“十八省獨立”架構，也就是剝離滿蒙藏，在漢族集中地域建立一個民族國家，而是明確主張“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的五族共和方案。同時，南方臨時政府又拋出兩個重要的議和條件，第一是主動提出“清室優待條件”，第二是孫中山先生主動表示愿意辭去臨時大總統一職，虛位以待袁世凱。最后，通過袁世凱與清廷協商，達成“清室優待條件”以及“遜位詔書”內容的共識，宣統皇帝退位后在紫禁城內仍舊可以像教宗在梵蒂岡內一樣，享有崇隆的地位與待遇。

辛亥革命發生在一個民族構成相當復雜的帝國，最初的有力革命訴求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是類似歐洲民族主義的漢民族建國運動。在世界近代史上，多民族帝國的共和革命極易造成國家分裂，無論是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還是奧斯曼帝國，都無法逃脫此一命運。辛亥革命最終并未造成國家解體以及民族沖突，民國基本上繼承了清帝國的版圖與人口，不能不說是個政治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