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南京大屠殺的紀念,已經持續很多年了,國家公祭日的活動,也已經連續進行了三年。到了今天,這些紀念活動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固定的模式:控訴日寇,展示悲情,祈愿和平!
這當然是可以的,但卻忽略了一個重要內容:總結南京淪陷的教訓。要知道,南京大屠殺正是南京淪陷的后果。如果國軍能成功的保衛南京,那當然不會有大屠殺;如果國軍守不住南京,但能夠遲滯日寇,同時有序疏散市民,也能夠避免大屠殺,至少可以大大降低屠殺的規模。
但這兩種情況都沒有出現,真實出現的是最糟糕的情況:既沒有守住南京,也沒有疏散市民。攻占南京的日寇獸性大發,南京遭遇了真正的浩劫。
從軍事專業的眼光看,1937年底的南京保衛戰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恥辱——15萬國軍不能抵擋5萬日軍的進攻,聲稱要與南京共存亡的衛戍司令官唐生智率先逃走。國民黨軍事當局戰前不作周密部署,撤退時又不能冷靜指揮,謀定后動,而是一哄而散,土崩瓦解,爭相奪路逃命,自相踐踏造成的傷亡甚至超過了作戰,同時把南京的市民、難民、傷兵、潰兵統統丟給日寇,使他們成為日寇屠刀下的無助羔羊。
奇怪的是,國民黨軍事當局的腐敗無能不僅沒有受到應有的揭露與譴責,國軍反而在我們對南京大屠殺的紀念中被英雄化了,同時也在《金陵十三釵》、《南京!南京!》之類的電影中被英雄化了。這讓今天的觀眾充滿了好奇心:為什么這些在人數上占絕對優勢的國軍鐵血勇士、以一當十的孤膽英雄卻守不住南京?大屠殺的三十萬亡靈因此受到了無情的嘲弄——他們在電影里得到了在現實中從沒有得到過的國軍保護。
國民黨和國軍不能冒充英雄,更不能冒充受害者。他們對南京的淪陷、南京市民遭遇的慘禍負有重大責任。
國家公祭日,紀念南京大屠殺,不總結南京淪陷的教訓,就不是真正面對歷史,就等于拒絕接受歷史教訓,就隱含了重蹈歷史覆轍的可能性!
南京淪陷的教訓,軍事失利只是表象,政治的腐敗落后才是本質。恥辱的南京保衛戰,只是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失敗的一個縮影。國民黨在南京保衛戰中犯下的所有錯誤,在整個八年抗戰中沒有得到任何改正,在抗戰結束前的豫湘桂戰役中,甚至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為什么說國民黨的政治是腐敗落后的政治?這是因為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的國民黨,已經蛻變成一個封建性、買辦性的政治軍事集團,政治基礎極其薄弱。國民黨當局由于不能依靠人民的力量和支持來進行抗戰,所以便迷信唯武器論;同時寄主要希望于國際調停,即英美的干預;更因為這兩點是完全靠不住的,所以國民黨的軍政高層,也都陷入嚴重的失敗主義情緒而不能自拔。
比如,“九一八事變”之后,面對全國日益高漲的抗日情緒,蔣介石和他的親信將領卻大唱“抗日三天亡國論”。蔣說:“槍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何應欽說:“日本有多少煙囪,日本人有多少工廠?我們如何能比?不抵抗還可支持幾天。”即便是在1937年宣布抗戰開始的“廬山談話”中,蔣的言論也透著濃濃的絕望:“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后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
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的論調就更過分了,他在所謂《最后關頭》的講話中說:“因為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我們犧牲完了,我們抵抗之目的也達到了。”這番話聽起來似乎慷慨悲壯,但實際上卻是在暗示:抵抗絕無取勝的可能,結局只有毀滅之一途。
國民黨的軍政高層是這樣一種精神狀態,又如何能夠領導國軍打勝仗?
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國參戰。只有依附性,沒有主體性的蔣介石又決計搭美國的便車,積蓄力量準備反共,所以遲遲不肯對日寇發起反攻。這又導致了羅斯福在雅爾塔會議上為交換蘇聯出兵遠東而出賣中國利益,一個今天也不能改變的地緣政治后果就是外蒙古的獨立。
不能說蔣介石在主觀上就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他代表了買辦集團的利益,他推行的一切內外政策,都是以不損害乃至要增進買辦集團利益為前提的,這就使他不能不反對買辦之外的中國幾乎所有其他階級的利益。他的這一立場,使他根本無法凝聚全民族的力量驅逐帝國主義(既包括日本帝國主義,也包括英美帝國主義)。蔣介石既不能有效抵御日寇的入侵于前,又和美國簽訂《中美商約》,全面出賣中國領土、領水、領空于后,無法挽回的走上了賣國的道路。
簡言之,南京淪陷以及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失敗的教訓是:凡是不能實行有利于民族大多數人的制度,推行有利于民族大多數人政策的政治集團,無論其怎樣空喊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最后卻一定會走向投降主義、失敗主義、賣國主義!
相反,由于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經濟平等作為自己最主要的政策訴求,無論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還是抗戰時期的“二五減租”;又無論是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還是新中國成立后建立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制度,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占人口最大多數的人民大眾的利益,這使得毛主席和共產黨能夠成功地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不僅領導中國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地位,還領導中華民族用“高積累,低消費”的方式迅速完成了國家的工業化,這是蔣介石和國民黨無論如何都辦不到的。
就中國的具體情況和歷史境遇來說,民族主義的理想、訴求,只有和社會主義價值取向以及制度安排結合在一起,才可能是剛健有力的,強大的、成功的民族主義。離開社會主義空談民族主義,只能是一種欺騙。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主席言簡意賅地指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中華民族只有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族”而存在,才可能有光明的未來,否則就永遠不能走出南京保衛戰失敗和南京大屠殺濃重的陰影!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作者微信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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