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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玉貴：美聯儲加息剪羊毛，美國最怕的是全球范圍內的金融覺醒

點擊：  作者：章玉貴    來源：瞭望智庫  發布時間:2016-12-25 10:38:28

 

        美元加息靴子落地，美國向世界其他強勢經濟體發出一種強烈信號：美國依然主宰著全球經濟與貨幣政策的走向，全球資本與財富配置權依然掌握在美國手中。

文︱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章玉貴

在“憋”了整整一年之后，美聯儲主席耶倫再次敲下加息錘子，宣布聯儲自16日起將聯邦基金利率上調25個基點至0.25%至0.5%的水平。

記得去年12月美聯儲啟動自2006年來的首次加息時，筆者這樣寫道：

“這標志著美聯儲真正迎來‘耶倫時間’的加息錘子終于敲下，不輕不重，不溫不火。

美聯儲在金融危機之中維持了7年的零利率政策正式結束，時間窗口選擇也算合適。因為，假如美聯儲再度拖延這個被認為是‘大家都準備好了的決定’，恐怕既不明智也不新鮮，相應的邊際影響也會打點折扣。于是，看起來有點像鄰家老太太的耶倫在任職近兩年后終于開啟了久違的加息周期。

美聯儲此舉也讓各國央行行長一直緊繃的面部神經得以暫時放松，盡管誰也無法精準預測美聯儲加息對本國經濟究竟會造成哪些實質性沖擊。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不要指望依然是當今全球經濟體系擔保人的美國在關鍵時刻會扮演某種意義上的活雷鋒角色。”

而美國之所以祭出加息“新政”，是美國基于本國經濟基本面和全球經濟格局變遷趨勢做出的決策。這表明美國為應對2008年發生的嚴重金融危機而采取的一系列修復動作已完成了歷史使命，亦預示著美國對本國經濟體系獲得的內生性增長動力的自信，更向世界其他強勢經濟體發出一種強烈信號：美國依然主宰著全球經濟與貨幣政策的走向，全球資本與財富配置權依然掌握在美國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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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加息剪羊毛，美國最怕的是全球范圍內的金融覺醒 

如今，在特朗普即將入主白宮的關鍵時期，耶倫引領美國步入加息周期第二階段，其出發點與歸宿，毋庸置疑，是以美國國家利益為首要考量的。但放眼世界，美國能剪的羊毛也不多，中國恐怕是其重點劫掠對象。這不，在美元加息的傳導機制下，人民幣匯率隨之大跌，一些媒體甚至用“狂瀉不止”來形容加息對人民幣匯率的擠壓效應；而在債券市場，由于受美聯儲加息影響，15日早間中國10年期國債期貨跌幅達2%觸及跌停，5年期國債期貨跌1.2%觸及跌停。央行隨即啟動快速反應機制。

與此同時，美國公布總統經濟報告，宣稱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全球資金形成對美股的趕集，美股隨之擴大漲幅。看來，耶倫加息的剪羊毛效應依然不容忽視。

別看美國此番加息行動氣勢洶洶，但美國最大的優勢是美元，最大的軟肋可能也是美元。

可以說，直到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美國都是國際經濟舞臺上僅有的寂寞高手。還在1989年的時候，當時西方政治學界的代表人物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針對蘇聯和東歐出現的崩潰態勢，迫不及待地提出了“歷史的終結”命題，試圖論證資本主義在與社會主義的制度競爭中已經取得了完全勝利。但是西方政經領袖與學者們也許沒有想到，資本主義在創造了史無前例繁榮的同時也意味著其衰落的開始。歷史沒有終結，世界仍在進步。

世人皆知，美元體系再強大也有其虛弱的一面。人口只有3億、經濟總量只有世界四分之一的美國無論如何也不能覆蓋世界經濟的邊界。也許，霸權的最高境界就是冠冕堂皇的欺騙，正如臭名昭著的“麥道夫騙局”可以欺騙世人很長時間一樣。只不過，再高明的騙術也有被揭穿的一天。

有人說，美國就是一個勢力強大的“龐氏國家”，由于美元霸權的存在，各國不得不把辛辛苦苦賺來的美元流向美國市場，而美國國內產業政策的限制又十分嚴格，這部分美元大多只能投向虛擬經濟領域。如此一來，就形成了一個類似“龐氏騙局” 的資金流動模式：

美國不必通過實體經濟來創造利潤，就可用新投資者的錢支付老投資者的利息；只要中國等投資者流向美國的資金流不斷裂，美國就可以寅吃卯糧，而且還過得挺滋潤；而當大量外國美元流入美國資本市場而四處尋找可靠代理人的時候，就會鉆進早已等候多時的華爾街金融寡頭設計的各種所謂金融產品中。

按照美國的邏輯，美元作為儲備貨幣，是要付出相應成本的，因此，美國多印一點鈔票很正常。如果把美元比作是“XO”，喝的時候可以適度加水加冰，那么這個量肯定不能無限度。問題是美國現在差不多把美元當做可以無限加水加冰的“XO”。

這說明兩個問題：一是霸道，二是無賴。

世人不可能不知道所謂的“魯賓主義”。眾所周知，魯賓是克林頓執政時期有點傳奇色彩的財政部長，在任內，居然把美國的赤字轉為盈余，讓克林頓很有面子和成就感。但就其經濟學信仰來說，畢業于哈佛大學的魯賓有點另類，他沒有明確的學術信仰。魯賓相信實力可以改變規則。在他看來，借債人確實應該對他們所借的債務負責，不過，債主也要為能否收回出借資金承擔責任。說白了，魯賓認為，盡管債權債務關系是確認的事實，但如果發生債務違約，需要承擔責任的不僅僅是借錢人，債主也脫不了干系；其潛在的邏輯是，美國要是有一天還不起錢，中國也不要怪美國不守信用。

早已有人警告，所謂的“無信仰主義”往往也意味著道德的缺失，對于即將上臺的特朗普政府為整固美國經濟可能采取的各種手段，世界各國決不可麻痹大意。

做過太多虧心事的美國最怕的是全球范圍內的金融覺醒，最擔心的是新興經濟體國家會有一天起來鬧“金融革命”。

美國知道，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的洗牌之日，某種意義上也是美中之間博弈白熱化之時。

美國最擔心的，恐怕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會隨著實力的增強而一點點替換機制化霸權，盡管他們目前遠非政經聯合體。

美國一貫喜歡用聯盟力量對付現實或潛在敵手。

美國明白，中國目前無意也不具備與美國進行金融體系對抗的能力。

但美國絕不希望中國建立或試圖建立可能威脅美國霸權地位的體系。

因此，美國對影響不斷擴大的上海合作組織一直懷有濃重的戒心，即便是對較為松散的“金磚五國”機制也耿耿于懷。更別說中國推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具有替代色彩的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金融公共產品了。

美國真正擔心的是，一旦中國完成了工業化，并建立了相對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則參與國際治理意識不斷上升的中國，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的訴求恐怕決不滿足于對既有美元本位的小修小補，而是基于已有的經濟力量，積極謀求參與國際貨幣體系建設乃至重建貨幣與金融體系。

2

華盛頓不會輕易放棄美元本位，人民幣“入籃”釋放變革信號 

假如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的誕生要建立在現有美元體系的瓦解之上，則構建新的國際貨幣體系過程中的沖突將異常激烈，甚至是誘發大規模國際對抗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對長期處于占優策略獨享“鑄幣稅特權”的美國來說，放棄美元本位無異于出讓超級大國地位。這是包括美國總統在內的美國利益代表者斷難接受的。

只不過，目前看到的都是一些力量變遷趨勢。且不說美元體系暫時難以崩潰，即便美元不斷收到病危通知，也并不代表可能的接班者歐元、日元抑或人民幣能夠迅速補位。國際貨幣體系在未來一段時期有可能出現美元、歐元和人民幣爭奪主導權的局面。誰將成為新的王者，將取決于博弈各方的力量消長以及美國的妥協與否。

回顧過去幾年中國在全球金融分工地位的變遷態勢，我們發現，盡管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大國在不損害自身實際利益和話語權的情況下，將其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一小部分投票權讓渡給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但作為西方國家特別看重的“私屬領地”，金融和軍事一樣都是他們不可失去的最后優勢。

所以，面對中國金融和軍事技術近年來的快速發展，美國本已繃緊的戒備神經變得格外緊張。當然，美國也知道中國求得與自身實力相稱的話語權是難以阻止的趨勢，于是一方面力壓老牌歐洲國家和日本等國將一部分話語權切割給中國；另一方面拼命運用既有優勢地位力保自己在主要國際經濟組織中事實上的否決權不受影響。

因此，盡管西方已經默認世界經濟力量正在向東方轉移的事實，并樂意看到中國成為國際經濟體制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但他們只是想把中國納入由其主導的國際組織和國際論壇中，絕不會輕易允許中國挑戰既有國際經濟準則。

可見，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熱望的重新界定國際金融機構的職能，或重新構建新的國際金融體系至少在短期內還是概念上的圖景。參與主體多元化的國際金融體系短期內亦很難建立。

例如，亞洲的主要貨幣盡管已很少釘住美元，但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國際交易，不論是貿易結算貨幣、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貨幣還是主要的儲備貨幣，仍主要以美元支付，這既反映了大多數貨幣都還不能充分自由兌換的缺陷，也反映出亞洲國家和地區相互之間的貿易和交易，其開票和結算都偏好美元，而不是亞洲自己的貨幣。

以中日韓為代表的亞洲經濟大國的區內資本交易中內部資金循環水平依然很低，使得外匯儲備的相當部分不得不投資于美國國債。因此，盡管中國近年來積極擴大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穩步拓寬人民幣流出和回流渠道，推動匯率風險管理工具創新，盡管中國銀行業也在加快國際化的步伐，但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短期內仍難以擺脫對美國最終產品市場和美元體系的依賴。

只是，國際經濟與金融新舊力量的此長彼消必將使得美元體系在未來的某一個時間斷裂。

改革的下一個時間窗口既需要重大事件的發酵，更有賴于比肩美元的貨幣杠桿的出現。歐元和日元已被證明難堪儲備貨幣大任。也許，人民幣的世界圖景值得期待。

美國人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表面淡定難掩內心緊張。

早在2009年6月26日，中國央行公布了《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09)》，這是自2009年3月23日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應創造可保幣值穩定的超主權儲備貨幣構想以來，中國央行正式提議創設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主張。美國頭面人物很快對此對此作出了反應，無論是奧巴馬還是蓋特納，在反對周小川行長的改革主張時，幾乎無一例外地重申美元地位的不可取代性。

不過，全球貨幣金融領域的公共產品由目前的單極霸權向均勢結構變革是大勢所趨。美國可以推遲這一天的到來，但無法改變趨勢。國際金融格局不能長期處于個別大國獨家壟斷的失衡狀態。在金融危機將金融帝國主義的極端偽善與自私面目徹底暴露在世人面前之后，全球貨幣金融領域的公共產品變革將以不可阻擋之勢到來，已經超期服役的美元遲早會有退役的一天。

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DR）籃子。中國由此在邁向全球頂層分工領域過程中初步獲得了與國家經濟實力相匹配的貨幣地位，這是1944年以來全球貨幣格局變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

正如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所言，人民幣加入SDR，會鞏固國際貨幣體系，強化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扮演的角色。一般理解，拉加德上述講話的邏輯是，全球既有國際貨幣體系將因人民幣的加入而夯實基礎，貨幣籃子結構將變得更完整。而中國作為加入貨幣籃子的唯一發展中國家，將會在今后若干年逐步分享相關紅利，進而成為全球有影響力的金融強國。

今年以來，中國央行及IMF為人民幣“入籃”做了多方面準備。比如，中國正與國際清算銀行（BIS）合作，提高中國銀行業統計數據的報告質量；中國央行不久前宣布授權中國銀行紐約分行在美提供人民幣清算和結算服務，使在美推出人民幣產品和服務的速度加快；世界銀行8月30日在中國銀行間市場發行首期總額為5億的SDR計價債券，認購倍數達2.47倍。意味深長的是，這款SDR債券起名“木蘭”，似含有代人民幣出征的深遠含義。

只是，人民幣正式加入SDR貨幣籃子，且占據10.92%的比重，并不表明人民幣就將因此成為全球第三大儲備貨幣，美元的絕對主導地位短期內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即便是走下坡路的英鎊，也將是人民幣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追趕的對象。人民幣“入籃”的指標意義在于，它向全球央行發出了可增持人民幣作為其官方外匯儲備的信號。

3

作為美元可能的替代者，人民幣國際化將是全球貨幣體系變革的最大紅利 

自現代金融體系形成以來，只有英鎊和美元先后真正完成了國際化并成為全球各自時期的主導貨幣。今天作為全球第二大貨幣的歐元及30年前一度雄心勃勃的日元，其實均未真正完成國際化。歐元盡管是擁有近20萬億美元大經濟體的貨幣價值符號，但因存在致命的設計缺陷，很難像美元和英鎊那樣成為主導性貨幣；日元則早已失去可以追趕美元的時間窗口。

日本雖然早在1996年就將GDP總量做到了5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德、英、法三國的GDP總和。但轉眼20年過去了，如今日本的經濟規模仍在5萬億美元左右徘徊。筆者曾將其稱之為“五萬億美元陷阱”。日本之所以遲遲未能走出該陷阱，除了在1985年草率簽署了“廣場協議”失去匯率主導權進而導致泡沫破滅，經濟競爭力急劇下降之外，還由于基礎研究領域并不扎實，在高科技領域鮮有原創，因而只能跟在美國后面亦步亦趨所致。還有，日本還犯了個致命錯誤，那就是在經濟處于高峰時未能保持清醒頭腦，以為真可以超越美國，君臨天下了。

殊不知，美國不僅有最具打擊力的國家競爭戰略，更不乏拖垮乃至摧毀現實與潛在競爭對手的經濟工具。其中最為關鍵的是，除了日本相對狹隘與有限的國內市場束縛了日元的行為空間之外，還在于美國始終在金融領域保持著對日本的戰略鎖定，而日本長期以來的島國心態，也是其貨幣難以被國際普遍接受的重要原因。

如今，代表著新興經濟體工業化和金融開放與發展成就的人民幣，加入國際儲備資產俱樂部，并初步獲得了部分計價功能，這至少在三個層面上向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發出了如下信號：

其一，這標志著來自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在既有的國際貨幣秩序中獲得了體系性的承認；

其二，這表明中國正在某種程度上已開始承擔起全球經濟體系的擔保人角色；

其三，全球貨幣體系將由于人民幣加入SDR而啟動三邊均勢格局變遷之路。

人民幣首先代表的是中國10萬億美元經濟圈的貨幣價值符號，當然，對于致力于成為全球產業與資本強國的中國來說，其著眼的還有東亞、東南亞乃至中亞等地區高達20萬億美元超級經濟圈內人民幣的影響力。

而且，隨著中國經濟和貿易體系的不斷延伸，尤其“一帶一路”倡議的逐步落實，人民幣將成為周邊國家和地區廣泛接受的貿易伙伴、投資貨幣乃至儲備貨幣。而中國正在建設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二期工程，預計將在2017年年底建成，同時引入十幾家直接參與者和境外參與者加入。

這是中國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關鍵步驟，旨在為不斷擴充國際行為空間的人民幣提供一個全球范圍內的交易轉換器，實現國內外有關支付系統的有效對接。而在全球主要新興經濟體中，眼下只有中國有能力建設貨幣國際化的基礎設施。

目前，人民幣已成了中國的第二大跨境支付貨幣，全球第五大（有時候第六）支付貨幣。可以說，人民幣已基本確立了作為重要貿易貨幣的地位。看各結算貨幣在貿易融資中所占比重，去年人民幣已超過歐元成為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貨幣。

在與中國貿易較多的亞洲地區，人民幣已成為比肩美元的貿易貨幣。而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公布的全球人民幣支付數據，去年12月人民幣在全球支付中的市場份額為2.31%，預計今年將占據3%的市場份額。加入SDR后，人民幣在全球儲備資產中的份額勢必逐步上升。

無疑，人民幣由貿易結算貨幣向國際投資與計價貨幣演變進而邁向全球主要的儲備貨幣的時間跨度會很長，至少在今天誰也無法給出確切的時間表，從美元和英鎊演變的時間周期來看，或許需要20年左右。

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要從目前的不足2%升至5%的比重，大概要等到2020年。人民幣由貿易結算貨幣向國際投資與計價貨幣演變進而邁向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時間跨度，預計要等到2030年。而依照大國金融的發展邏輯，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是中國參與國際貨幣體系重構的前提條件。

一旦人民幣開始承擔全球貨幣體系的關鍵角色，那就意味著在本輪較為漫長的全球金融體系變遷中作為變革動力的重要推動者，中國必須在這個進程中建成現代化金融體系與多層次且發達的資本市場。

隨著中國經濟逐步融入到全球的生產與貿易體系中，發展與之匹配的金融業是自然的邏輯延伸。而中國自1994年以來的金融改革，以市場化為改革取向，加快金融業的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步伐，放寬市場準入，穩步推進利率、匯率市場化，逐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下可兌換，等等，已經在制度層面、技術層面和人才培養層面取得了顯著進展。

中國金融制度改革的設計能力在新興經濟體中已居領先地位，中國推出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就是一項極具戰略價值的人民幣全球體系建設的基礎設施工程，該系統為境內外金融機構人民幣跨境和離岸業務提供資金清算、結算業務，其上線運行是實現人民幣作為國際支付貨幣的核心環節。

不僅連接了中國國內銀行間清算和結算體系（CNAPS）與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更減少了對由美歐銀行主導的SWIFT系統的依賴，標志著中國金融業改革開放正由被動適配向主動戰略設計的切換。

中國的國有控股商業銀行已經成為全球系統性金融機構群體中的重要成員，中國的保險機構正在不斷擴充其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所有這些，均顯示中國正在探索基于中國國情的獨特新興大國金融發展路徑，并取得了顯著進展。

不過，在美國誓言捍衛美元霸主地位、國際主導性儲備貨幣的新舊更替周期可能需要20年的情勢下，中國穩步推動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適當調整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進而讓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擁有與中國經濟實力相稱的地位，盡管是中國成為負責任世界經濟強國的邏輯延伸，也可能是21世紀上半葉國際貨幣體系變遷的最大紅利，但相關約束條件切不可忽視。

作為當今全球金融體系的主導者，美國當然不愿意看到人民幣國際行為空間的急劇擴大，而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無論是日本還是歐洲，都由于在上述某一方面領域存在軟肋，加上地緣政治的約束，最終無法成長為全球金融尤其是貨幣體系的擔保人。

從全球貨幣變遷史來看，無論是英鎊還是美元，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真正意義上的世界貨幣，就在于英國和美國先后具備了舉世無匹的生產能力、密布全球的貿易體系和以倫敦、紐約為代表的金融交易與配置中心以及相應的金融制度文化，另一個不可忽視的支持條件是英美兩國為捍衛貨幣霸權而先后打造了全球性海軍力量。相形之下，中國在上述四方面的體系建設尚不完善，尤其在金融制度文化與全球性海軍力量支撐方面差距很大。

作為獨特新興大國，中國金融發展戰略的設計與執行，包括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必須建立在制造業競爭優勢穩固、貿易價值鏈不斷提升以及主動掌握金融安全的基礎上。而中國推出的“中國制造2025”計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扎緊金融安全籬笆的相關舉措，正是非常理性的戰略安排。而這些，正是穩定人民幣匯率預期的必修課。

人民幣在實現貿易項目下的跨境流動、資本項目下的跨境流動以及離岸金融中心的人民幣流動之后，遲早要嵌入全球儲備貨幣體系和大宗商品交易體系中，進而成為美元的主要競爭對手。

作為美元的“高價值目標”和可能的替代者，人民幣國際化將是21世紀上半葉全球貨幣體系變革的最大紅利，中國固然要避免重蹈日元與歐元覆轍，但只要保持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理性，只要未來十年保持6%左右的有效增長，穩守債務安全底線，人民幣的世界圖景注定值得全球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