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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美國已成失敗國家

點擊：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    來源：英國《Prospect Magazine》  發布時間:2017-01-17 09:41:06

 

  

唐納德·特朗普從一位無人嚴肅對待、丑角般的外圍首選人變身為當選總統，這是美國近期經歷的最令人意外且制造心靈創傷的事件之一。其影響尚不明朗，但在最壞情形下，可能造成美國完全放棄其全球領導地位，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分崩離析，而自1950年代以來，美國為打造這一秩序已經耗費大量心血。 

 

從雷杰普·塔依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土耳其到歐爾班·維克多（Viktor Orbán）的匈牙利，特朗普牌民族主義的勝出，可以說與這些彼此截然不同的國家中威權主義的上升勢頭相映成趣。同時，這些進展令民粹主義民主活生生地威脅到個人自由，甚至對西方所鐘愛的理念構成更為根本性的麻煩。諸多事項依舊懸而未決，但隨著憤怒的民族主主義者在相當多的地方呼風喚雨，我們無法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政治動蕩，世人遲早會將這場動蕩與一個世代之前共產主義的傾覆等量齊觀。（埃爾多安是土耳其現任總統；歐爾班·維克多是匈牙利現任總理。——譯注）

 

在美國，無休無止的事后檢討將圍繞特朗普的勝利原本可能如何發生而展開；多數媒體將繼續關注一些短期議題，如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在選舉到來前十一天的介入，或者是希拉里·克林頓競選陣營的一連串泄密事件，據報道，遭泄露的資料源自俄羅斯方面。這樣的考量是合理的，或許也與目前的結果有關聯。但重要的是意識到，目前的結果根植于美國社會內部。隨著共和、民主兩黨重新評估它們的立場，它們就如下議題加以省思或者會更好：2012年以來的短短四年時間里，政治版圖是如何改變的；這樣的改變如何不只反映了競選方面的戲劇性事件，而且反映了美國自身的內部變化，即人們對經濟狀況的憂慮和對美國在世界事務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種深切不安之感。

 

在整個發達世界，2008年的銀行業危機令精英的權威受到質疑，是他們一首締造了這一高風險的體系。用前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阿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著名證詞來說，“銀行業模式中存在缺陷”，削弱了精英之支持率所依托的專業知識。較西方的經濟失敗更為嚴重的是，隨之而來的不公正感變得愈發強烈。公眾所見證的是，一直在運作這一體系的所有那些富有的機構和個人均收獲援助，隨后窮人和中間群體迎來的卻是緊縮政策和失業。在美國，源自該國相對實力衰落的焦慮，加重了這些惱人觀察的破壞性影響。

 

喬治·W.布什時代令人痛楚地暴露了美國軍事力量在伊拉克的限度，自那之后，貝拉克·奧巴馬時代見證了中國依某種計量方式終結了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地位，并似乎已做好準備，會在若干年之后全面超越美國。民族主義可以采取多種形式，但混合了懷舊情緒的民族主義可以特別有效。特朗普的承諾不只是令美國偉大，而且是“令美國再度偉大”。英國脫歐陣營的口號不只是敦促取得控制權，而且是“拿回控制權”，英國讀者或可從這樣的口號中聽到共鳴。

 

特朗普承諾要重新獲得的不會是美國過去一向自我想象的那種偉大。特朗普并未聲言致力于增進開放和民主，這樣的承諾有時被過多宣示了；恰恰相反，他建言推動的是一種堅決果斷但也更加世俗的政治，有可能為其他大國創造可以填補的空間，他也知道哪些大國會去填補。這樣，整體而言，當今世界可能很快就必須想方設法應付美國撤退的后果了。但首要任務是去理解，美國何以采取了這樣一種自我中心主義的轉向。為找到答案，我們又必須首先考慮美國的政治體制。

 

精英捕獲與否決制

 

美國政治體制的功能失調大大影響到2016年總統選舉的結果。巨量金錢和強大的特殊利益正以犧牲普通民眾為代價，腐蝕國會并充實精英們的錢包，這一指控將從右翼到左翼的兩位外圍候選人特朗普和伯納德·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團結到了一起。兩人均中傷希拉里·克林頓，視其為這一類腐敗的化身，因克林頓夫婦早已通過收取強勢利益群體的金錢而自肥。兩人都將批評的矛頭對準了高盛（Goldman Sachs）這樣的華爾街銀行，將它們視為特別邪惡的力量。隨著選舉年乏味地向前推進，右翼更將指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特朗普譴責包括聯邦給調查局（盡管只在其赦免克林頓時）、聯邦儲備委員會和全美選舉行政機關在內的美國機構腐敗。極具破壞性的保守派人士馬特·德拉吉（Matt Drudge）甚至暗示，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出于政治目的而夸大了颶風“馬修”（Hurricane Matthew）的威脅。（伯納德·桑德斯生于1941年，獨立派人士，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2016年與希拉里·克林頓角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馬特·德拉基是保守派聚合媒體Drudge Report的創辦人及主編。——譯注）

 

美國的政治體制確實變得功能失調了；麻煩在于，特朗普和桑德斯這樣的批評者并未找對問題的根源，并且未能提供任何真正的解決方案。

 

真正的問題部分根植于美國社會的特質，部分根植于美國的制度。就人種、民族、宗教、地理和文化而言，從每一個可以想見的角度來看，美國人都是高度多樣繁復的。過去二十年間，他們也變得高度極化。這種極化反映在美國人選擇居住地點方面，在那些地方，意識形態上的親近往往較人種或者宗教更為重要；也反映在國會中，在那里，最開通的共和黨人要比最保守的民主黨人保守很多。這極不同于過往二十世紀的情形，那時兩黨之間的共識令兩黨得以在從新政到羅納德·里根行政分支的減稅等諸多重大政策上達成一致意見。

 

除了意識形態上的極化，美國還經歷了數量龐大的利益群體的興起。那些利益群體坐擁巨量財富，組織完備，其中不只包括企業說客，還包括環境組織、提倡為治療人類已知的幾乎每一種疾病花錢的人士，以及個人富豪捐贈者，如賭場巨頭謝爾頓·安德森（SheldonAdelson）或聲名狼藉的科赫兄弟，即查爾斯·科赫（Charles G. Koch）和大衛·科赫（David H. Koch），他們能憑借一己之力籌集到與兩黨中任何一黨幾乎一樣多的資金。自1990年代晚期以來，美國政治活動中金錢的數量已經增加了一個數量級以上；募資如今成了所有官員念茲在茲的重大急務，特別是眾議院議員，他們必須每兩年一次為連任打拼。（謝爾頓·安德森生于1933年，至2018年8月擁有財富約322億美元。查爾斯·科赫生于1935年，大衛·科赫生于1940年，兄弟兩人共同擁有科赫實業集團。——譯注）

 

從建國之父們那里繼承下來的憲政架構加劇了極化和利益群體捕獲效應。相較于西歐的議會民主制，美國的體制將權力廣泛分散在政府內部彼此相競的分支中。這樣的總統制下，行政和立法部門之間理當相互有效制約；立法部門的強勢上院必須擁有超級多數（一百票中的六十票）才能通過普通法案；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國會的法令，并在最近數十年間已承擔起制定社會政策的責任；真正重要的權力依舊由州和地方保留。這些權力中心的每一個都可否決整個體制的行動。

 

這樣一種體制加上極化和強大利益群體的崛起，結果就是我所稱的“否決制”。即這樣一種局面：特殊利益群體可以否決對他們有害的舉措，與此同時，致力于公共利益的集體行動變得極難達成。否決制于美國民主而言并不是致命的，但確實形成了質量低下的治理。這在政府最基本的職責之一即形成年度預算方面顯而易見。

 

今天，聯邦預算無法在所謂“常規出貨”（regularorder）程序下獲得通過，這一局面已持續十多年。每一年，民主黨人和共和黨的茶黨人士之間都出現攤牌局面，茶黨人士威脅說，要么根本不通過預算案，要么不提高債務上限（這樣的拒絕荒謬絕倫，因其會牽涉美國的主權債務違約）。2013年，此種邊緣政策造成政府完全停擺，這期間，聯邦工人哪怕僅僅出現在工作崗位，也將面臨刑事制裁。

 

否決制尚有其他惡劣影響。一萬頁的美國稅典是個恥辱，其免稅和補貼目錄晦澀費解，以往在妥協中緩慢確立的特殊權益層疊往復、積重難返。美國的企業稅率居于世界最高之列，也成為媒體頭條；若能削減這一稅率以避免所有政府停擺事件發生，美國會有更優異的表現。兩黨的預算專家原則上均同意，特別是為鼓勵美國的跨國公司將它們藏匿于海外的兩萬億美元現金取回國內使用，這一稅率理當削減。但在實踐中，飽受否決之礙的國會甚至無法廢止令人憎惡的“附帶權益”條款，該條款給予私募股權投資者和對沖基金經理較其他所有人都更低的稅率。

 

我將“政治衰敗”定義為組織完備的利益群體對政治權力的捕獲，這些群體以犧牲更廣泛的公眾利益為代價，為謀求自身利益而扭曲體制。另外，一個衰敗的體制無法整飭自身，因為那些根深蒂固的利益和思維方式阻礙了改革。最近幾十年里，隨著組織完備的精英利用否決制維護他們的利益，美國的政治體制已歷經衰敗。這并不意味著這個國家不再民主，而是說，當一些美國人在政治進程中比他人擁有更多分量，代表性方面即出現危機。對不公正的此等認知，形成了影響到這次選舉結果的第二大社會條件即不平等。

 

不平等與階級不滿

 

過去一個世代之間，不平等上升了。有關最頂端1%人群中最頂端10%人群的財富和收入聚集狀況的概括性數字廣為人知。直到這次競選，較少人意識到的是，其他99%的人群是怎么生活的。

 

美國的左翼人士考慮不平等問題時，依慣例首先想到的是城市內部的非洲裔美國人、非法移民或者其他生活在邊緣狀態的少數族群。這些群體中的貧困依舊是大問題，但不平等增長的負擔落到了不同的社會階層身上：年長的白人工人階級，如今他們已飽受三個世代的去工業化之苦。如來自政治光譜對立兩端的社會觀察人士查爾斯·默里（Charles Murray）和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記錄的那樣，美國最重大的社會分裂不再是種族或者族群，而是階級，這由受教育水平決定。（查爾斯·默里生于1943年，政治學者、社會學者，自由至上主義者。羅伯特·帕特南生于1941年，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譯注）

 

大學畢業生和輟學者之間的財富分化令人震驚，這樣的分化不止在收入統計方面顯而易見，比如，只接受過基本教育的工人通常比他們的父親或者祖父掙錢要少；涉及家庭解體、毒品成癮等社會功能失調問題時也是如此：初選季中，在白人占多數、鄉土氣息濃厚的新罕布什爾州，頭等議題成了海洛因濫用。脫氧麻黃堿的使用已蔓延至美國鄉下，單親家庭中的兒童正遭到拋棄，只得自己照顧自己。在農村地區受教育程度較低的民眾那里存在巨大的疏離感和不滿，他們的不滿在于，那些生活在城里的同胞無視他們的困境。（脫氧麻黃堿別名“冰毒”。——譯注）

 

兩黨沒有哪一個充分代言了白人工人階級。共和黨精英來自企業化的美國，他們提倡自由貿易和開放的移民遷徙政策，這可以叫做《華爾街日報》的世界觀。工人階級白人可能會基于槍支或墮胎之類文化議題投票支持共和黨人，但共和黨執政集團并未展示出對他們經濟利益的關切。在煽動民眾隨之而來的憤怒方面，特朗普顯得技巧熟稔；今天，他的支持者對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Paul Ryan）這樣的正統派共和黨人往往比對民主黨人更為憤怒。

 

但民主黨人也一樣中斷了與白人工人階級的接觸。他們曾拼湊包括不同身份群體在內的聯盟，借以贏得全國選舉，那些群體包括非洲裔美國人、西班牙裔人士、亞裔人士、環保活動人士和LGBT（男女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和跨性別人士——譯注）社群人士。女性的地位一樣重要，但或許受過一定程度教育、帶有女權主義傾向的女性尤其重要：特朗普吹噓他曾如何觸摸女性身體，相較于工人階級姐妹，受教育女性對那段錄音的感受更為強烈，而前一群體中的多數是支持特朗普的。直到最近，白人工人階級仍然是一個身份群體，甚至不被認為處在特別不利的境地；結果是，民主黨人大多無視他們。

 

這一轉變歷時許久。回溯至1930年代，農村地區的絕大多數白人支持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聯盟；他們往往是諸多改革動議的主要受益者，其中之一是設立田納西州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該機構為南方的鄉下帶來了電力。民主黨人1960年代通過一系列民權立法之后，他們開始流向共和黨方面，特別是在里根時代大量轉投共和黨。比爾·克林頓在1990年代令他們中的很多人回心轉意，奧巴馬也能籠絡住足夠多的支持者，得以兩次當選總統。但他們與民主黨人之間的疏離在這樣一個年份爆發了：他們的候選人說著幫助他們的正確廢話，但似乎與他們之間隔著一個文化上的世界。

 

因之，2016年民粹主義的成功并不令人震驚。2008年的金融危機要由經濟界的精英來擔責，但結果是普通工人階級民眾失去了工作崗位。因兩黨均未向白人工人階級提供一間房屋，經濟上的邊緣化便與政治體制中的邊緣化不謀而合，這個體制偏愛那些擁有金錢和地位的人士。真正的驚奇應當是，這樣的民粹主義暴動沒有來得更早些。

 

整飭現狀

 

今年選舉中，更令人憂心的諸多面向之一是社交媒體的敗壞效應。回溯至1990年代，互聯網革命的代言人相信，這一新的技術將是革命性的；鑒于信息即權力，信息的易得性將具有民主化效應。從基輔到仰光再到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要求民主的抗議運動似乎證明了這一觀點。（解放廣場位于埃及首都開羅。——譯注。）

 

但是，互聯網固然令信息的獲取渠道得以民主化，卻不必然改進信息的質量，并且惡化了選擇性真相甚至徹頭徹尾的誤傳對政治的影響。要了解這一機制怎樣會在一個威權國家發生效力，只需要看看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可能是當代世界最大的不良信息提供商。他毫無根據地編造了諸多新的說法，比如這樣的觀點：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正在虐待幼兒，或者，烏克蘭武裝力量擊落了馬來西亞航空公司17號航班。（2014年7月17日，由荷蘭阿姆斯特丹飛往馬來西亞吉隆坡的馬來西亞航空公司MH17號航班在俄羅斯與烏克蘭邊境地區遭擊落墜毀，機上298人全部遇難。——譯注）

 

在俄羅斯國內，此類宣傳的效果令人吃驚：很多民眾固然對前蘇聯時代的官方新聞來源不屑一顧，但對今天克里姆林宮所鼓吹的民族主義路線卻有遠為正面的響應。涉及國際關系時，當局的雄心不一定是提升俄羅斯的正面形象，而只是擾亂其對手的政治活動并攪局其施政。因之，俄羅斯人在英國脫歐公投中支持“退歐”力量，在蘇格蘭公投到來之前支持主張蘇格蘭脫離英國的勢力。并且，普京介入了美國的選舉活動，對民主的攻擊甚至更為大膽：據美國情報界披露，俄羅斯黑客從民主黨全國委員會那里竊取信息，劫持了克林頓競選班子主席約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的電郵賬戶，然后通過維基解密逐步披露他們的發現，試圖損害克林頓。一些消息靈通的評論員一直在強調電子投票機的脆弱性，這引發了人們的憂懼：民主會遭到甚至更為直接的扭曲。

 

特朗普與俄羅斯消息源互動密切，這一點不同尋常。他堅定地拒絕批評普京，事實上在比較普京和他自己的總統奧巴馬時，對前者更多贊賞。他對自己收到的情報簡訊表示懷疑，認為泄密的源頭尚不確定，并在俄羅斯接管克里米亞的合法性問題上附和俄羅斯的立場。很多共和黨人如今已追隨他的領導，從指責奧巴馬對普京太過軟弱，到聲稱美國有必要與普京更加和睦地相處，轉變得毫無違和之感。這一切的影響可能意義深遠，但美國已不需要引入對最近一次選舉的扭曲：這樣的扭曲大多由網絡驅動，而美國國內正大量形成這樣的扭曲。

 

特朗普展示出，他作為總統候選人可以堅持不懈地公然撒謊而不付出任何代價，由此，特朗普在更廣泛議題上無視事實的口水仗，為害甚至更嚴重。特朗普謊話連篇，更常見的是在其推特賬戶中張貼不良信息，就一些重大事項提出懷疑意見，比如奧巴馬是否出生在美國，或者犯罪率是否空前之高。他還在更多個人問題上扭曲了原始記錄：在事實面前，他仍聲稱自己不曾支持過伊拉克戰爭（盡管有先前的電視片段捕捉到了他表示支持伊拉克戰爭的話）。

 

在源自勞工統計局（BLS）這種統計機構的事實，和他從《國民問詢者》（National Enquirer）之類八卦雜志上讀到的趣聞軼事之間，特朗普拒絕做出辨析。符合他的目的時，他對官方機構的中立性也提出質疑，比如聯邦儲備委員會和聯邦調查局，他毫無證據地指責它們被克林頓陣營所腐化。最近他發出的推特稱，因為存在三百萬張非法選票，他事實上已贏得大眾投票。這一斷言缺乏經驗依據。

 

通過互聯網讀到的每一件“事實”看上去與其他每一件“事實”一樣重要，在此種情形下，選民世界觀的區隔化加劇了。馬克·扎克伯格可以抗議相反的情況，但相當多政治討論的自我選擇本性是無法加以質疑的，并且，對美國的政治話語而言，那一現實的相反結果也愈發如此。（馬克·扎克伯格是社交媒體“臉譜”網站的聯合創辦人及董事長、首席執行官。——譯注）

 

因為，有相當多的美國人僅僅是不會相信他們從紐約時報或者CNN之類主流媒體信源那里聽來的任何東西，并介入到了廣泛的陰謀論中，為令人難堪的信息辯解。比如說，他們相信，特朗普在總統競選辯論中之所以表現糟糕，只是因為克林頓有一只聽筒，可以通過這只聽筒接收他人提供的答案。通常來講，陰謀論思維是無權無勢狀態的產物，事實上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感受到的正是遭人無視和貶低。但他為自己的利益而鼓動這樣一些趨向，這對美國民主協商的未來而言是不祥之兆。

 

民主在復仇

 

選舉結束差不多兩個月了，有關特朗普實際將如何施政，依舊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第一個不確定性與他的真實性格有關。他既是一位善于交易的商人，期待達成交易，又是一位立場極端的陰謀掮客，曾暗示他將推行堅定的民族主義政策。他必須去管理一個規模龐大而笨拙的政府，并與難以駕馭的外國領袖打交道：面對這一現實，他善于交易的那一面還是立場極端的那一面會勝出？

 

他會堅持對中國施加懲罰性關稅，并甘冒引發一場貿易戰的風險嗎？他會對敘利亞進行地毯式轟炸嗎？他會堅持推動這樣一些危險舉措，然后無視諸如世界貿易組織甚或聯合國這種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裁斷嗎？他會走得更遠，如他的一些更狂熱的意見所示，并認為不再有義務遵守長久以來約束戰爭行為的《日內瓦公約》之類協定嗎？他會授權打擊恐怖主義分子的親屬嗎？暫時無人知道。

 

假如特朗普的當選既是因為人們不滿于功能失調的政治體制，又是因為工人階級的困境，那么新總統可以帶來解決不論哪一方面問題的任何希望嗎？

 

說到美國衰敗的政治制度，我一點也不樂觀。除了建言禁止政府官員頻繁游說，就強大的利益集團捕獲國家這個問題，特朗普并未拿出任何制度化的解決方案。眼下的問題在于政治活動中充斥巨量金錢，并且體制給予了說客較議會民主制下所能允許的遠為多樣化的渠道用來聯絡立法者。金錢問題無法基于最高法院對“巴克利訴瓦萊奧”（Buckley v. Valeo）和“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Citizens United v. FEC）之類案件的裁定來解決，這兩個裁定認為，政治捐獻和游說花費是言論自由的一種形式，因而受憲法保護。（“巴克利訴瓦萊奧”案于1976年裁定，“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于2010年裁定。——譯注）

 

特朗普唯一公開宣稱的解決方案是，他足夠富有從而不會受到賄賂。他確實是這樣一種人：足夠富有，乃至于將拒絕40萬美元總統薪水視作其品牌的廉價廣告。他似乎強烈渴求繼續最大化其作為總統的商業利益，姑且不論這一事實，就他所申述的“抽干華盛頓的腐敗沼澤”，他也未拿出長期路線圖。

 

就不平等問題和工人階級的困境，他的主要建言是重新商定貿易協議并打擊非法移民活動，但這樣的建言不可能產生任何他所承諾的正面效應，事實上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報復，這樣的報復將形成全球性的螺旋式下滑，令人回想起1930年代。性格因素將在這個時候起作用：假如特朗普發現他無法從貿易伙伴那里得到重大讓步，他是依其立場極端的人格形象走開，抑或只是停下來，達成他所能獲得的最佳交易呢？

 

然而，在其他領域，特朗普可能會更加成功。奧巴馬執政的八年時間里有六年為僵局左右，這是因為極化的兩黨把持不同的政府分支。奧巴馬之所以能通過《平價醫療法》和監管銀行的多德-弗蘭克法（Dodd-Frank），是因他的民主黨在國會兩院均占多數。眼下的局面則完全不同，共和黨控制著國會兩院。2013年的預算自動減支全面限制了政府層面的支出，類似的梗阻局面將被鏟除。國會在通過預算和完成立法時將更加輕松。那不意味著立法將是高品質的，但至少華盛頓將再度開始發生一些事情。認為政府簡直“一事無成”的沮喪情緒所帶來的那種毀滅感可能開始減弱了，即令此時國會多數在意識形態上荒謬地傾向于反政府。

 

除開貿易，特朗普還可能在一個領域為其工人階級支持者做些好事：基礎設施。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ASCE）估計，基礎設施支出方面存在兩萬億美元的虧空；特朗普和克林頓均大手筆承諾進行投資。這樣的支出將為工人階級創造大量工作崗位，并可能提供可喜的經濟刺激。

 

相較于他的民主黨對手，特朗普擁有更佳的機會來成功實施基礎設施建設，這不只是因為他是一位開發商，而且因為過去，太多反對在基礎設施方面進行支出的意見來自其自身所在共和黨的茶黨一翼。假如克林頓贏得選舉人團選票，她有可能一開始就被憤怒的國會捆住手腳：共和黨人控制的國會急切希望阻擋她的所有積極行動；相形之下，特朗普將擁有更多授權來推動一些事情。

 

共和黨這次大獲全勝不應掩蓋這樣一個事實：在其內部，正統的瑞安式保守派期待全球化并削減社會開支，而特朗普的工人階級支持者恰有相反的訴求，兩派之間存在巨大矛盾。當新一屆行政分支規劃首份預算之時，這場戰斗很快就將被牽扯進來。我們可能在這兩個領域都遭遇失敗：富人階層收獲大規模減稅（在特朗普任命長期供職于高盛集團的銀行家史蒂文·努欽[Steven Mnuchin]擔任財政部長之后，這看上去成了當務之急），同時奧巴馬醫改之類社會計劃遭到削減，這一切兼具經濟上的保護主義和過火的種族偏執。

 

任命布萊巴特新聞網（Breitbart）首席執行官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為白宮戰略師，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雷恩斯·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為白宮幕僚長，恰恰令人聯想到那種妥協。另一方面，特朗普似乎從承諾完全廢除奧巴馬醫改的立場上后退了，而且，當意識到他無法輕易用“美妙絕倫”的什么東西來替代奧巴馬醫改時，他可能會發現自己已受困于其前任個人特征鮮明的成就中動彈不得。（布萊巴特新聞網是一家美國右翼或極右翼新聞網站，創辦于2007年。——譯注）

 

特朗普勝選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意蘊要令人不安得多。對普京和習近平等一干獨裁者，特朗普曾表達過欽佩之情。他是首位對推動民主主義的世界秩序全然無動于衷的主要政黨總統候選人，而長久以來，那至少在理論上是美國的天職。他非但不樂意批評普京，反而顯得急切渴望在就任后不久即與其達成一項交易。為回應俄羅斯干預烏克蘭且并吞克里米亞，美國和歐洲啟動了對俄羅斯的制裁，那些制裁措施大約會成為這場遭遇戰的首批犧牲品。

 

吉米·卡特在越戰結束后奉行退卻戰略，之后的里根恢復了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不同于里根的是，特朗普很可能加速奧巴馬治下已經開啟的趨勢，即大幅度弱化美國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維基解密創辦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這樣的人物何以極度迫切希望幫助他傷害克林頓，理由在這里?？偠灾?，即令他的當選某種程度上是對美國意識到自己世界地位衰落的應對，結果卻可能大大加劇那一衰落的趨勢。

 

有關特朗普的這部書依舊在寫作當中。我們必須等待未來的幾個月，看看粉墨登場的是那個善于達成交易的人還是那個極端主義者。但特朗普的勝選還表征著朝向民粹主義的民族主義這一全球性轉向的最新階段，這一模式的意蘊正開始令人驚駭地清晰呈現。

 

那一趨勢包括布萊巴特和整個歐洲范圍內反歐盟、反移民的右翼政黨之興起。從某種意義上講，如同特朗普一般，這些進展是大眾對全球化及其打著自由旗號所引發的經濟和文化紊亂的延遲反應，那樣一種自由并未止步于國境線。換言之，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在發動起義，報復“自由”那一部分。假如這一趨勢在世界其他地方繼續下去，我們將注定在一個怒氣沖天的諸種民族主義相互競勝的時代受到懲罰。

 

（作者是美國斯坦福大學弗里曼·斯伯格里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本文原刊于英國《Prospect Magazine》2017年1月號，原題“America: the Failed State”。聽橋譯，譯者無法保證全部理解準確。）

 

原文出處：

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magazine/america-the-failed-state-donald-tru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