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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1月9日，舉世矚目的2016年美國大選終于落下帷幕，深陷“錄音門”、“稅單門”以及時?？跓o遮攔、毫無執政經驗的紐約地產商唐納德·特朗普作為共和黨候選人擊敗了深陷“郵件門”、“信譽門”、克林頓基金會丑聞以及時常在國際社會上指手畫腳的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讓美國人民終于在“兩個爛蘋果中選出了一個不太爛的蘋果”。歷時一年多的這場“民主”鬧劇，不僅讓美國國務卿克里覺得“此次大選令美國在世界舞臺上蒙羞”，“影響了其他國家對于美國的看法，場面時常十分尷尬”，也使國際社會驚呼此次美國大選的結果會給世界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縱觀2016年美國大選，本質上仍然是一場權貴的游戲、民主的鬧劇，但其跌宕起伏的過程、出其不意的結局折射出美國國內社會的一片亂象，可以說這是新自由主義的惡果在美國國內的集中展現。

眾所周知，新自由主義思潮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歷多次包裝和變形，在上世紀90年代經過所謂“華盛頓共識”之后粉墨登場，由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向全世界推銷。新自由主義具有一套完善的理論體系：經濟上推行絕對自由化、徹底私有化和全面市場化，認為市場經濟是與私有制匹配的唯一能實現資源合理配置的經濟制度；政治上實施所謂的“憲政民主”，認為西方的政黨制度、議會制度、選舉制度等政治制度完美無瑕；價值觀上主張“個人主義”，認為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西方所謂“普世價值”應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國際戰略上推銷“全球一體化”，主張將整個世界納入到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體系之中。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在一些西方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推動下，迅速向拉美、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和亞非發展中國家蔓延開來。 雖然一些國家一度恢復了短暫的經濟增長，但它帶來的問題更多、矛盾更嚴重，并很快以不同形式先后在各國爆發。 比如，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后按照“華盛頓共識”的藥方推行“休克療法”，一度造成貨幣飛速貶值、國際資本外逃、金融機構紛紛破產、實體經濟不斷衰退、宏觀經濟動蕩不安，經濟出現負增長，被俄羅斯人視為一場“俄羅斯的悲劇”。再如，拉美國家在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后，巴西、阿根廷、智利、玻利維亞等國出現高失業率與經濟蕭條相伴，經濟發展舉步維艱。如今，連美國自身也深陷其中難以自拔。

一、新自由主義對美國經濟的影響

特朗普于2016年3月接受《華盛頓郵報》記者采訪時說：“我們的GDP增長率現在基本上就是零。”“我們有19萬億美元的債務，我們就像坐在一個大氣泡上，如果破了，結果會非常慘烈。”“我們美國也并不是世外桃源，美國在崩塌，看看那些內陸城市，我們的內部正在崩塌。”對于美國社會存在的貧富差距加劇、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問題，特朗普說：“我們美國自己也有很多貧困現象，原因就在于人們沒有工作。”“看看年輕黑人的失業問題，甚至達到58%—59%，太難以置信了，而且不只年輕人，所有美國黑人的失業率都非常高。”特朗普的言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自由主義對美國經濟的影響，相關數據也可以佐證這一點。

新自由主義在美國經濟上結出的最大惡果，是始于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進而引發全球性的國際金融危機。目前，對于美國國內經濟形勢來說，其惡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經濟復蘇乏力。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08—2015年美國GDP年均增長率僅為1.28%。除去2008年和2009年的負增長，2010—2015年美國GDP年均增長率也僅為2.23%。因此，這次美國經濟復蘇是二戰后最疲弱的一次，低于以往2.8%的增長速度更低于1991年至2001年經濟上行期3.6%的增長紀錄。雖然美聯儲在2015年12月啟動近10年來首次加息，正式確認美國經濟從金融危機中復蘇，但多數觀察家認為，美國經濟并未完全恢復危機前的全部動能。

二是虛擬經濟膨脹。這是金融壟斷的畸形發展導致金融資本與實體經濟相脫離所致。據統計，虛擬經濟和服務業的產值所占比重從1950年的11%上升為88%；金融、房地產服務業的利潤占到總利潤的70%；金融衍生品總量在1998年為72萬億美元，2008年增長到672萬億美元，10年中增長了9倍，而經濟總量只增長了不到1倍。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相脫離，必定造成泡沫，而泡沫一旦破裂就會造成嚴重的金融危機。

三是美國貧富差距加劇、失業率居高不下。在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美國的失業率一度超過10%。大量的工人丟失工作，也導致了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劇，并使中產階級進一步萎縮。皮尤研究中心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和美聯儲的數據所做的研究報告顯示，美國中等收入家庭占所有家庭比例已經從1971年的61%減少到2016年的49.4%，也就是說美國家庭的結構正在從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球”狀逐漸向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狀”變化。此外，則是實際家庭收入最近24年停滯不前。金融危機后，美國的復蘇比大部分發達經濟體快，但普通家庭的處境沒有明顯改善,與整體經濟活動的表現形成明顯的反差。

可以說，美國經濟陷入困境，是經濟上推行絕對自由化、徹底私有化和全面市場化的結果，是減少政策干預、放松金融監管、倡導金融創新、膨脹虛擬資本的結果。只有拋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政策，才能逐步扭轉這種困境。

二、新自由主義對美國政治的影響

2016年美國大選在特朗普和希拉里之間舉行了三次電視辯論，每次辯論中雙方均進行了相互的人身攻擊，淪為對罵鬧劇。特朗普在2016年3月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說：“我想國家已經分裂就是與過去最大的不同。無論你承不承認，事實如此。在這個國家，種族之間有很深的隔閡，情況并未好轉。” 希拉里在11月9日發表敗選演說時也承認：“我們都有目共睹，我們國家的割裂程度比我們想象的要嚴重。”特朗普則在勝選演說中呼吁：“現在是美國從分裂的傷口中重新捆成一團、團結在一起的時候了。”由此可見，美國政治分裂是多么的嚴重。

首先是美國政黨的分裂。民主黨人奧巴馬雖然在2012年連任總統，但共和黨卻在2014年中期選舉中一舉取得參議院控制權，同時繼續保持在眾議院的多數黨地位，美國政治進入“分裂政府”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黨和共和黨很難在政治上開展有效合作，國家機器運轉舉步維艱。實際上，過去10年間，政治僵局幾乎成為美國政治的同義詞。國會兩大政黨往往立場相左、針鋒相對，兩極化背景下的“府院之爭”不斷惡化，甚至在地方層面，州級立法機構里政黨間也很難真正妥協，整個國家機器常常面臨“停擺”，僵局難破。

其次是選舉制度遭受挑戰。按照美國選舉制度的規定，不論大選競爭有多激烈，權力平穩過渡、輸者向贏者承認敗選是美國的一項傳統，也是美國引以為傲的制度。但是，特朗普在2016年10月19日第二場總統辯論結束時回答主持人提出的是否接受大選結果時稱：“到該說的時候就會說。現在，先保留一個懸念。” 特朗普的此番表態震動了美國媒體。輿論認為，如果特朗普真的拒絕承認大選結果，這將是對美國運作了200多年的民主制度的挑釁，是對美國現有政治制度最核心理念的否定。結果，特朗普如愿以償地當選總統了。但是，希拉里的支持者卻不買賬，在華盛頓、紐約、洛杉磯、芝加哥等多個城市舉行示威游行活動抗議特朗普當選總統。這是對美國選舉制度的莫大諷刺。

再次是種族之間有很深的隔閡。種族歧視、社會不公平仍舊是美國社會的惡魔。2013年8月，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民意測驗表明，在民權運動結束即將50周年之際，不到45%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在種族平等方面取得了很大進步，49%的美國人認為還要“做出更多努力”才能實現種族平等，而持有這種觀點的黑人為79%，35%的黑人稱他們在過去一年中因為種族或族群身份受到了歧視或不公平待遇。2015年以來，由弗格森事件引發的對種族歧視和執法不公的廣泛關注成為美國社會生活的一個“新常態”，美國媒體針對非洲裔的警察暴力事件超越常規的關注并未改變司法不公，警察暴力仍不時上演。

美國政治出現的諸多問題證明，新自由主義所宣揚西方的政黨制度、議會制度、選舉制度等政治制度并非完美無瑕。“三權分立”是美國民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實現了權力之間的相互制衡，但也帶來黨派之爭，白宮和國會之間也常爭論不休。利益集團政治是美國政治的核心，在運行過程中過多地考慮利益集團的得失，便導致諸多社會問題的滋生，如社會不公平、貧富差劇加劇、種族歧視未有效解決等?？梢哉f，美式民主制度已經陷入了困境。

三、新自由主義對美國價值觀的影響

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本土主義、民粹主義、反精英、反全球化的力量顛覆了美國的主流價值觀，金錢政治、政治詭計、“互黑互撕”將美國所謂民主的節操打得粉碎。自里根總統以來，美國致力于把民主自由理念推廣到全世界。對此，特朗普在2016年3月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說：“我們不該再進行所謂的意識形態建設了，事實證明效果不大，而且現在的美國也與過去的很不同。”“我們不該再繼續向其他國家推銷我們的意識形態了，他們不需要我們做這些，他們只需要我們的錢。” 這進一步使得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的丑陋無處藏身。縱覽2016年美國大選，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對美國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金錢政治展現得淋漓盡致。據統計，今年美國大選的競選花費累計達到近68億美元。截止到2016年10月，希拉里為自己的競選籌集到7.66億美元，特朗普籌到3.92億美元。算上支持兩位候選人但不與之進行協調的基金會，希拉里可支配的資金達9.49億美元，而特朗普有4.49億美元。募集競選資金的背后，每一分錢都是日后對政治決策施加影響的允諾。美國大選越來越成為有錢人的游戲，政治募捐大比拼也成為大選的固定風景。這體現了美國民主制度的虛偽性，也使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認識到這個本質。

二是政治價值觀受到歪曲。美國民意調查機構“拉斯穆森報告”的民調結果顯示，70%在美國總統選舉中支持希拉里的選民表示，如果合法，他們寧愿投票給奧巴馬而非希拉里。41%的美國民眾表示，如果可能，他們更樂意把票投給奧巴馬，而不是希拉里或特朗普。此外，56%的選民對兩名總統候選人都持負面看法。可見，美國民眾對美國的政治是多么失望，這也引起了政治價值觀的混亂。

三是青年患“政治冷漠癥”。越來越多的美國年輕人逐漸對政黨政治感到失望，對今年的大選投票更是提不起興致。《華爾街日報》與全國廣播公司2016年10月17日共同發布的民調結果顯示，僅有54%的18歲至34歲年輕選民對今年大選有興趣，較2012年下滑了6個百分點，與8年前的大選相比更是下降了30個百分點。2016年9月蓋洛普公司的民調結果也顯示，與8年前相比，今年的年輕選民投票欲望大幅下降。專家認為，年輕選民投票率屢創新低的事實，體現出他們對美國兩黨政治的厭煩和對“美式民主”的失望。美國年輕人對政治冷漠的主要原因是他們對自身處境和美國當前的政治環境失望，這也是美國虛偽的民主制度造成的惡果。

新自由主義價值觀鼓吹“民主萬能論”“民主速成論”“民主國家不戰論”“民主和平論”“民主同盟論”，極力推行“價值觀外交”，企圖打造“自由和民主之弧”等等。對于這一點，連特朗普都說“我們不該再進行所謂的意識形態建設了，事實證明效果不大”。這充分說明，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宣揚的“自由、民主、平等”價值觀，具有極大的虛偽性、欺騙性。自由只是資本家階級所享有的自由，民主只是資本家階級所操控的游戲，平等只是資本家階級欺騙民眾的謊言。

四、新自由主義對美國外交戰略的影響

特朗普在2016年3月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說：“我認為我們現在所身處的已經是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了。”“美國過去曾經是一個富裕、強大的國家，而現在我們是一個窮國、一個負債國。”對于北約東擴問題，特朗普說：“北約是另一個時代的產物，北約建立時美國還是頗為富裕的國家，而當下美國已經不那么闊綽了。”“北約的概念在它建立之初是好的，但現在情況已經非常不同，很多國家在搭我們的便車。不能總靠美國一個國家，應該大家合作來搞才行。” 特朗普曾在多個場合強調“美國優化”原則，指責“全球主義”導致美國就業和財富的流失。這反映出新自由主義對美國外交戰略的影響。

新自由主義外交戰略積極謀求建立全球秩序，實現新自由主義的“全球一體化”，實質上是維持資本主義國際經濟政治舊秩序。在這一政策的倡導下，美國以“世界警察”自居，在國際上到處耀武揚威，對全世界進行掠奪。時至今日，這一戰略也殃及美國外交自身。　

一是美國的霸權地位受到挑戰。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華沙條約組織的解散和東歐劇變以及蘇聯的解體，歐洲大陸的政治與安全局勢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職能轉變為政治軍事組織，所要面對的議題也從過去的軍事威脅，擴散到全球恐怖主義、能源安全、全球變暖、疾病、網絡攻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多元問題上。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關系日益朝著政治多極化的方向發展，新興市場國家在補充和完善全球治理格局秩序上愈加主動，美國的霸權地位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

二是美國的外交政策越來越混亂。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帶來的是一個與“基地”組織關聯的激進反政府武裝占領北部數省的結局和一個更親近伊朗的伊拉克政府；美國發動的阿富汗戰爭，帶來的是不得不與塔利班談判的美國和一個依然仇視美國的阿富汗；被美國一度界定為爭取“自由”的“阿拉伯之春”運動，帶來的是中東、北非、西亞更為激烈的反美潮；美國近年來實施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變成支持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戰略。這一系列錯誤的外交戰略使得美國全球“混亂播種機”的形象逐漸確立，全球反美浪潮此起彼伏。

三是美國本土多次遭受恐怖主義襲擊。例如，前不久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家同性戀夜店所發生的大規模槍擊事件，造成50人死亡、53人受傷。美國聯邦調查局把這起槍擊案定性為“恐怖襲擊”。

在新自由主義外交戰略的影響下，美國對于國際事務的干預終于集中顯現惡果，安全危機的陰影給美國的外交戰略連貫性帶來明顯的挑戰；傳統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應對乏力，迫使后危機時代的經濟力量格局發生史無前例的變遷，美元霸權仍在，同時新興市場發展日益蓬勃。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面臨著重大挑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面臨重大調整，相互妥協、互利共贏的國際格局現實則越來越明顯，這迫切需要構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行，給全世界帶來了一場災難，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猶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作為推行新自由主義鼓吹手和先遣隊的美國，新自由主義的禍水終于殃及自身，使自身的經濟增長乏力、政治分裂嚴重、貧富分化加劇、種族沖突激烈、外交戰略受損等難題雪上加霜。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撰文指出，新自由主義一直是為某些利益集團服務的政治信條，從來沒有得到經濟學理論的支撐。曾長期擔任政府智囊的日本經濟學家中谷巖，由新自由主義的急先鋒轉變為懺悔者，批評新自由主義讓世界蒙受了巨大災難。即使是致力于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西方政要，也開始反思新自由主義的錯誤和危害。

（作者：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