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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歲的韓博天(塞巴斯蒂安·海爾曼)是位于柏林的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的創始總裁和特里爾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教授。韓博天的主要著作之一是關于中國是如何治理的綜合指南;該書如今已更新再版,并被譯成英文,英文書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書中廣泛考察了中國政治制度是如何運作的——它如何指導經濟、如何為人民提供服務,以及如何制定新政策。
在一次采訪中,韓博天討論了中國政治制度未得到充分認識的優點。
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創始總裁、特里爾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韓博天
伊恩·約翰遜(《紐約時報》記者)問:您的著作的驚人之處是其中的案例研究,這些案例顯示了不同部委和委員會的實際功能。
韓博天:我們想展示解決問題的方式,或所謂的公共物品的供應方式。例如,如何創建一個農村醫療保健系統?如何確保食品安全?這些是世界各國政府都要應對的問題,超出了意識形態的范疇。這是關于制度實際上如何工作的問題。
我們試圖解釋的另一個不尋常的特點是干部制度的功能。在西方,政策是通過法律制定的,然后由公務員來執行。在中國,政策的實施取決于干部。他們得到完成業績的明確指標和目標,然后被告知去做事情。主要政策轉變和自上而下的方案是通過這種干部制度來管理的,而不是通過立法。
問:比如?
韓博天:反腐敗運動。共產黨已經擴大和調動了一個有很大權力的平行的、負責紀律的官僚機構,由其出面進行調查。這個機構在黨內文件和內部指示的指導下運作。
問:你提出的一個關健問題是,中國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能歸功于這個政治制度。答案是什么呢?
韓博天:幾個重要的元素。一是共產黨成功地制定了長期的政治目標,比如工業或技術的現代化,或基礎設施規劃。正如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所展示的,這個制度可以把資源集中到優先領域上。我認為在發展的初始階段,也就是說從上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頭十年的中期,這是一種長處。
另一個關鍵因素是試驗。在西方,被我們忽視的東西是,中國的官僚體制是如何靈活得出人意料。這種靈活性已被經濟特區的試點項目所證實,也被地方上的試驗所證實,比如住房改革和國有企業破產。在國家法律頒布之前,難度極大的措施經常已在試點項目中測試了好幾年了。
問:您闡述了這種靈活性如何誕生于共產黨的革命實踐。
韓博天:這個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必須問自己,一個社會主義官僚制度是如何得到這種在東歐沒有看到的適應性的?這是由于中國共產黨(在掌權之前的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具體歷史經驗。那時,中國共產黨控制著非常分散、而且不是連在一起的地區。所以,當它嘗試像土地改革這樣的事情時,是通過試驗和分散的方式進行的。這與蘇聯有著根本的不同。
問:現在有些國家正在把中國視為一種模式。中國可能是模式嗎?
韓博天:在過去的很多年里,我都會說不能,但許多國家正在艱難地應對緊迫的基本問題,比如維持內部安全、建設基礎設施,以及提供就業機會。這些基本問題是世界各地民粹主義運動的原因。中國指出了一個方向。中國模式不可重復,因為其他的國家沒有一個具有中國特殊歷史和特征的共產黨。但就國家導向的解決方案而言,中國經常被引為威權政府如何用不同方式處理問題的例子。因此,當人們想知道西方模式是否是世界上最好的時,中國的經驗是一個永恒的問號。
韓博天 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創始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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