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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漢：一位臺灣學者眼中的中國模式

點擊：4621  作者：朱云漢    來源：俠客島  發布時間:2016-09-02 17:10:12

  

 

 

     【編者按】過兩天，G20就要在杭州召開了。

      對于這次會議，普通老百姓可能感觸并不深刻，因為直接感受到的可能是它對生活帶來的一些直接影響。但對于杭州這座城市、對于中國乃至對于世界來說，這都是一次意義非凡的契機。

      2014年，在申請舉辦G20峰會的時候，中國打敗了日本，獲得了舉辦權；這也看出，世界各國都非常看重G20的機會。就當前世界來說，經濟的全球化陷入衰退，從歐洲到美國到亞洲，右翼甚至極端的勢力都在興起；戰爭陰霾、宗教極端主義帶來的后續反應，恐怕仍將影響世界相當長一段時期。人們不禁要問：這個世界會好嗎？在這一大背景下，中國主導的這次G20能取得何種成果，就相當值得關注。中國能給世界的經濟乃至全球秩序的治理提出什么方案？

      今天推薦一篇文章，作者是朱云漢，論述了當前全球秩序的深刻變化，以及中國能給這一變化提供的思路。朱先生是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臺大政治學教授，也是臺灣“中研院”唯二的政治學教授之一。本文是其新作《高思在云》中的一篇，原文很長，俠客島進行了編輯。人民大學出版社授權俠客島發布。推薦給大家。

 

      世界

 

      2007年，《國家利益》雜志發表《沒有西方的世界》一文。這篇文章指出，有兩種令人憂慮的可能性值得西方國家深思：第一，非西方國家可能對于西方國家主導國際秩序與全球治理機制的正當性提出挑戰，并要求大幅增加非西方國家的發言權，以及推動大規模的多邊體制改革；第二，非西方世界可能根據不同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另外建構一套國際交往與合作的規則，從根本處繞過西方國家主導的多邊體制。

 

      如果跳出西方中心世界觀，我們就會有全然不同的判斷。全球生產力與財富的再分配，必然帶來權力結構以及意識形態場域格局的變化，也必然觸動全球安全、貿易、金融、信息、環境等領域政策協商與治理機制的相應調整。

 

      多數現存的全球治理機制都是由西方國家長期把持的，這些規范與制度安排都是根據西方國家的理念所建構的，其出發點是維護西方國家核心利益與主導地位。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過去60年來世界銀行總裁一向由美國指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一向由歐洲人出任的不成文慣例。

 

      西方國家在面對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時，一方面試圖以既有的體制來引導與吸納新興經濟體，一方面盡可能維持自己的主導地位不受動搖。但它們也意識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現存全球秩序很難不受沖擊，全球治理機制也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

 

      G20

 

      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不得不在華府正式召開二十國集團(G20)首屆高峰會，原因很簡單，西方國家需要新興市場國家承擔帶領全球經濟復蘇的責任。西方國家希望新興市場國家能夠擴大支出、擴大消費，抵御世界經濟滑坡的趨勢，并帶動西方國家的出口；期待這些國家能夠利用豐沛的儲蓄與外匯儲備來注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其他全球性金融或財政援助方案；還希望這些國家能持續購買美國與歐元區各國國債，協助這些國家壓低長期利率。

 

      2009年G20倫敦高峰會上，二十國集團的地位正式獲得確認，在功能上G20取代了過去富國俱樂部八大工業國集團(G8)的角色，成為最重要的全球議題定期協商機制。

 

      會議上，美國與西歐各國也同意啟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計劃，一方面大幅增加可貸資金規模，同時重新安排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投票權，讓金磚四國取得更大的份額，四國的投票權比例總和可以超過15％。不過，美國仍不愿意放棄它的否決權(也就是讓自己的投票權從17％降低到15％以下)，歐洲也仍未準備放棄對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高層人事的獨占。

 

      在二十國集團里面，基本上還是兩股力量在角力與尋求平衡。一邊是美國領導的西方七大工業國，一邊是以中國為首的金磚五國(BRICS)。

 

      金磚五國不但擁有全球43%的人口、75%以上的外匯儲備，而且在全球經濟復蘇遲緩、歐債危機深重難返的背景下，金磚五國作為一個整體，在2009到2013年之間依然保持了兩倍于全球和四倍于發達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速度。經濟力量上的此消彼長，意味著西方國家長期把持全球治理體制的時代即將結束，金磚五國已經有能力改變以西方世界為中心的現存國際秩序。

 

      雖然金磚五國當前還不是一個緊密的政治集團，內部還有很多矛盾，但是經過一段摸索期之后，金磚五國已經逐漸探索出它們對全球性議題的共同立場。2011年，金磚五國領袖將矛頭指向濫用其全球鑄幣權的美國，提出建設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

 

      這話是什么意思？就是說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包容、失序的。為什么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永遠一個是美國人做、一個是歐洲人做？世界上經濟的實力對比已經出現了那么巨大的變化，如果西方國家把這些管理機構和多邊體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放的話，非西方國家就另起爐灶，也即“如果你內部不改革，那我就從外部改革”，那樣就會帶來更大的沖擊。

 

      影響

      除了經濟以外，金磚五國也已經在其他議題領域發揮其影響力。

 

      比如說世界各國最關注的全球變暖問題，特別是關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協商，這個所謂的“后京都議定書”新協議的基本架構，過去都是西歐在主導——美國長期抗拒整個構想，不愿接受任何一個全球性的強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協議。

 

      但這個主導地位，在2009年聯合國氣候變遷哥本哈根會議上，就首次面臨來自中國、印度、巴西的挑戰。在這次戲劇性的會議上，中國與印度帶領發展中國家挑戰西歐集團提出的“丹麥版本”，獲得絕大多數國家代表的響應。從此西歐在全球氣候變遷議題上再也無法占據主導地位，不得不與金磚五國為首的非西方國家協商。

 

      在那次會議上，奧巴馬總統想挽救瀕臨破局的會議，臨時約溫家寶總理單獨協商，吃了閉門羹；他又轉念找印度總理辛格會見，也吃了閉門羹。最后才發現，原來中國、印度、巴西與南非的領導人，正瞞著美國私下聚會商量大計。奧巴馬總統決定不顧顏面，徑自闖入四國首腦開會的酒店，美國的特勤人員還差一點與中方安全人員開打。事后美國新聞媒體評論，這是100年以來美國總統遭遇過的最大外交恥辱。

 

      一葉可以知秋，大家都看出來這個世界已經在變了！

 

      問題

 

      當前全球秩序的基本構成，是美國支配的霸權體系與西歐推動的法治體系之混合體，這個混合體本身充滿著矛盾與偽善，因為美國霸權體制與西歐法治體系彼此高度不相容。

 

      美國霸權體制最顯明的特征就是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國堅持自己可以無限制延伸其國家安全利益，一直延伸到地球每一個角落、每一寸海洋與每一封電子郵件，而且只有美國可以。美國長期在所有地區試圖獨占安全秩序支配者的角色，并將主要費用轉嫁給被保護國或其盟邦。美國堅持自己保有在全球任何地方進行前進軍事部署與選擇性軍事干預的行動自由，并讓絕大多數中小型國家陷入美國操弄的安全困境。

 

      當前全球秩序有7個主要領域：(1)主權、疆域與認同；(2)武力與安全；(3)生產與交換；(4)貨幣與金融；(5)健康、環境與生態；(6)知識與意識形態；(7)信息與網絡。這7個領域過去在美國單極體系下，尚可勉強維持其連貫性。如今美國領導地位隕落，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傾向更為明顯，這些領域都開始出現亂象。

 

      比如，在武力與安全領域，美國的獨行獨霸已經讓聯合國安理會體制形同虛設。當美國可以掌控安理會時，就打著聯合國的旗號進行經濟制裁或軍事干預；而安理會不順其意志時，其就自行組織制裁或軍事干預同盟，把聯合國安理會徹底架空。美國能主導世界貿易組織時，就推進多邊貿易談判；當其失去在世界貿易組織內領導地位時，就聯合安全盟友搞TPP或TIPP這類排他性自由貿易板塊。

 

      美國支配世界各區域安全秩序的局面必然難以為繼。美國傳統盟邦(特別是英國與法國)早已無力支撐昔日軍事大國的門面，日后更難配合美國的選擇性軍事干預，此一困境在敘利亞內戰問題上暴露無遺。由于國際體系中大國與小國的幅員與國力極端不對稱，所謂主權獨立與主權平等原則根本是一種虛構的假象。

 

      嚴格說來，世界上除了美國、中國與俄羅斯等少數核武大國外，絕大多數國家都稱不上真正的主權獨立國家，因為它們仰賴超級大國的安全傘保護，它們的經濟主權早已被大國主控的超國家管轄機構(例如德法主導下的歐盟)、國際組織(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多邊協議(例如各種自由貿易協議)所架空，在經濟全球化脈絡下它們更被無形的市場力量所挾持。

 

      在現存西方世界主導的秩序之下，“天下很不平”，各種荒謬的圖像頻頻涌現。

 

      例如，西歐國家領袖經常對發展中國家維持死刑指指點點，但對于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帶來50萬無辜平民死亡的慘劇卻視若無睹。又如，美國占領伊拉克一個月的花費是40億美元，占領阿富汗一個月的花費是19億美元，從2008年到2010年這3年間，美國政府救援華爾街金融機構的花費至少2－3萬億美元。可以想象，如果將這些巨額經費移作援助落后國家饑民或扶助自己國內貧困人口之用，可以發揮多大的作用！然而，當前全球仍有10億人口處于饑饉邊緣等待援助，美國國內仍有4 000萬人在貧困線下掙扎。

 

      我們不能僅僅對這些荒謬景象進行道德批判，而必須追溯什么樣的深層因素是導致這些荒謬現象的根源。

 

      根源

 

      我認為問題的根源在于建構現存全球秩序的指導理念。這些指導理念在過去造就了西方的富強，也是急于想追趕西方的后起之秀奉為圭臬的指導思想，但這些指導理念卻也是導致人類社會沖突、失序與極度缺乏公平正義的根源。

 

      有三個指導思想是西方國家建構當前全球秩序的基礎：一是西方中心主義，二是現實主義，三是自由主義。

 

      西方中心主義相信西方歷史經驗與價值體系的普世性與先進性，但也因為如此，西方國家傾向區分我族與異類，歧視與排斥異類文明，人為制造正義與邪惡的對立，并勇于教訓與改造他人，這是導致文明與宗教沖突的根源。

 

      現實主義主張國家利益極大化，突出國際體系利益沖突的本質，主張武力為貫徹國家意志與解決爭議的最后手段，接受強者支配弱者是自然秩序。在現實主義思想指導下，美國建構的霸權體系追求絕對的安全與壓倒性軍備優勢，處處防范潛在威脅者，時時壓制與圍堵潛在挑戰者，甚至主動制造敵人并先發制人。這種思維導致所有主要國家都陷入安全困局與軍備競賽的惡性循環，無法自拔。

 

      自由主義雖然一方面強調國際社會互利合作的可能性，主張通過規范與制度的建構來化解沖突與引導合作，但另一方面主張個人自由與利益極大化，并鼓吹民主神話與市場萬能。經濟自由主義思維掩飾資本主義的掠奪與剝削本質，縱容物欲橫流的消費主義，合理化財富兩極分配。政治自由主義強調人與人、國與國之間形式上的權利平等，但刻意忽視實質上的不對等與不平等。在政治自由主義指導下的民選政治邏輯必然阻礙國際社會的合作。

 

      中國

 

      相較之下，中國的王道思想可以為21世紀全球秩序的重組提供一套新的指導思維，因為王道思想正好可濟西方核心理念之窮。王道思想為個人的道德責任提供明確實踐準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循序漸進、由內而外、由近而遠。同時，王道思想也為群體間的互動準則設定三層不同的境界。第一層是先做到“反求諸己”、“推己及人”、“講信修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余力則“濟弱扶傾”、“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最后是以“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為最高的實踐目標。個人根據自己的資材、德行、知識與客觀條件，盡其所能，進退有據，但求無愧。

 

      王道思想也強調中道，要執兩用中，不偏不倚，要在本質上有矛盾與沖突的事理中求取平衡，要處理不同層次群體間的利益關聯與協調，既要顧全大局也要照顧個體需求；處理事務要因地制宜，審時度勢，兼容并蓄，道為綱、術為目。

 

      這種思維方式，與西方理性主義所習慣的“從少數抽象先驗原則出發，然后針對個案演繹出合理的結論”非常不同。多年前中國社科院哲學所趙汀陽的理論一針見血地指出，在西方思想中國家已經是最大的政治單位了，世界只是一個空洞的地理空間，然而從國家利益出發不可能看到并定義屬于世界的長久利益、價值和責任，當然也不可能發展出世界的公正秩序。

 

      傳統的西方思想將國家視為最大的利益共同體，國家之上的規范與制度仍是以國家自愿遵守為前提，自由主義又將國家利益化約為個人利益的總和，政治人物必須以討好個別選民為依歸。而王道思想則揭示“無我、無私、無外”原則，主張個人的生存意義在于增進群體的福祉，必須承擔對群體的責任。因此，王道思想強調，對強者、居上位者應該課以更高的道德責任，居上位者要修德文、以大事小、多予少取、濟弱扶傾。

 

      反觀西方歷史經驗孕育的主權國家原則，早已背離其孕育的西歐歷史情境。在18世紀的西歐，主張以主權國家作為國際社會的基本單元，彼此平等、相互獨立，有其客觀的合理性，因為西歐國際體系的主要成員在國力上大致等量齊觀。

 

      但是當主權國家有強大如美國者，有微小如圖瓦盧(人口1-2萬)者，主權國家原則就成為“用組織堆砌的虛偽”。虛偽的平等掩飾了以強凌弱的真實，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讓強者可以名正言順地追求自我利益極大化，可以己所不欲施于人，可以規避提攜貧弱者齊頭并進的扶持義務，可以擺脫維護人類社會共同利益的道德責任。王道思想倡導局部與全體是有機的聯系關系，無法分割；追求局部利益不能危害全體。

 

      中國領導人應該從王道思想以及其他傳統文化資源中汲取智能，來賦予“中國夢”與“世界夢”更豐富的內涵，并逐步建構21世紀中國全球角色與責任的理論體系，這樣才能為中國“絕不稱霸”的政策宣示注入正面能量。也唯有從王道思想的高度出發，中國才會有綿綿不斷的內部動力，來義無反顧地協助需要幫助的發展中國家，落實“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王道精神。

 

      也唯有從這樣的高度出發，中國才有道德能量號召所有發展中國家以及西方國家內部的進步力量來推動全球治理機制的變革，讓所有利害與共的群體都有機會參與全球事務的管理，才能徹底控制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風險與破壞性，才能有效駕馭全球資本主義的兩極分化傾向，才能全面建構市場與社會、文化、環境共生的規則，才能讓每一個國家脫離全球資本主義的宰制，才能改造當前全球權力運作場域的不合理宰制關系，讓市場活動與知識生產回歸滿足人類社會多數人的生存發展需求的初衷。

 

      機遇

 

      對于絕大多數曾經是西方殖民地的南方國家而言，中國興起為自己追求全面自主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300年來首度有一個興起中的超級大國不是以掠奪者、殖民者、支配者或文明優越者的思維與姿態出現在南方國家面前；300年來首度一個興起中的超級大國具備足夠的技術、產能與資本輸出條件，可以同時在上百個發展中國家興建水庫、發電廠、輸電網、移動通信平臺、光纖網絡、鐵路、地鐵、高速公路、深水港與工業區；

 

      300年來首度一個興起中的超級大國能為全世界中低收入群體全方位供應價廉物美的工業產品以及網絡通信平臺，讓中低收入國家的幾十億人可以一舉跨入現代社會與數字時代；300年來首度一個興起中的超級大國是以官方開發融資機構以及國有企業為推動經濟合作與發展援助的主體，而不像過去西方國家以追求資本回報極大化的私營跨國企業與銀行為先鋒；

 

      300年來首度一個興起中的超級大國，一方面可以作為最大貿易伙伴與最大投資來源國，但另一方面不灌輸意識形態，不強迫移植自身奉行的制度，不脅迫設置軍事基地，也不搞政變。

 

      這樣的歷史機遇應該不會是曇花一現，因為：首先，中國仍處于中等發達階段，仍有維持長期中高速增長的潛力，在可預見的將來仍具備拉抬南方國家的巨大能量。其次，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仍將立足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一黨執政體制，這個體制仍以維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與優先保障廣大群眾的生存發展權利為其核心任務與合法性基礎。主導這個體制的執政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仍傾向政府與市場雙手并用，不迷信市場萬能，會長期維護國家資本對戰略性與壟斷性經濟部門的主導地位，也不至于淪為跨國資本集團及全球富豪階層的政治俘虜。

 

      在相當一段期間內，中國仍在探索最佳的社會發展模式，制度創新的動力依然豐沛，既得利益集團阻礙創新的力量不足為患。

 

      當然，中國是否能扮演好這樣一個全球性角色，也取決于中國政治體制能否長期保障執政精英的相對自主性，維持國家機器的公共利益導向，確保中國共產黨不異化為壟斷性利益集團；也取決于中國社會精英是否能善于運用自身的文化積淀與歷史經驗，承襲天下觀視野與超越國家利益的思考維度，掌握好義利之辨的智慧精髓并堅持濟弱扶傾的道德觀。改造全球化游戲規則南方國家想要逐步推進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有關建構公平、公正的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倡議，就必須設法結合西方社會的進步力量，協力改革過去由美國領導西方國家所打造的全球化游戲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