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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儀式歡迎沙特國王薩勒曼訪華
沙特王國國王兼首相薩勒曼(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薩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齊茲•阿勒沙特)東亞之行以其豪奢排場為社交媒體提供了許多談資,但我們研究者更關注的是他和整個沙特統治集團這次出訪的著眼點是什么?他們的需求、期望與中國利益存在哪些共鳴?
純就禮儀而言,沙特國王此次訪華是對去年習總訪問沙特的回訪;綜合分析沙特目前國內外環境,可以看到,在此次大場面出訪背后,是沙特對東亞、特別是中國在經濟政治各方面的需求持續大幅度上升:
首先,美國能源獨立,沙特原來對美出口市場基本喪失;歐洲能源多元化也大幅度減少了對進口海灣石油的需求,包括沙特在內的海灣國家亟需在東亞、特別是中國開辟新市場。在這個從2014年下半年起可能延續10年左右的石油買方市場上,這對沙特經濟財政是生命攸關的事情。鑒于油價一度跌到每桶二三十美元水平,反彈之后目前只有高峰期水平約1/3,沙特經濟財政壓力巨大,破天荒地以明顯高于美債的利率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發行了多年來第一筆債券,而美國油氣出口又開始進入東亞市場,沙特不能不感到有必要加大力度維護在中國市場的份額。
其次,沙特希望經濟轉型,為此于去年4月25日推出了其全面經濟社會改革計劃《愿景2030》(Vision 2030),需要尋求與中國這個第一制造業大國、占全球裝備制造業產出1/3以上的裝備制造業大國廣泛深入合作,否則其經濟轉型成功希望相當低。
第三,沙特與美國關系惡化,與特朗普的美國關系風險更大,且深陷也門戰爭泥潭,在敘利亞戰場支持的反對派又落下風, 希望通過加強對華關系,穩定外交陣腳。2016年,美國國會兩院大比數通過911法案,允許911恐怖襲擊遇難者家屬起訴沙特;奧巴馬總統否決后,兩院又以壓倒性多數推翻了總統否決;由此足見沙特與美國、乃至整個西方關系的困境。雖然特朗普勝選后沙特急劇轉彎下臺階,與特朗普開展了一系列和解交好的往來,但癥結難消。
第四,沙特內部存在政治不穩定隱患,沙特執政者希望通過外交成果鞏固內部地位。
薩勒曼國王著意栽培自己兒子穆罕默德王子(Mohammed bin 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穆罕默德•本•薩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齊茲•阿勒沙特),世人有目共睹:授予穆罕默德王子王儲繼承人(或稱“副王儲”)兼第二副首相、國防大臣、王宮辦公廳主任、國王私人顧問、經濟與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等要職,掌握了幾乎一切實權,在近年幾乎所有重大國際場合都由他代表沙特拋頭露面,以至于西方媒體、駐利雅得的西方外交官普遍因其掌握實權而稱之為“總管先生”(Mr. Everything)。相比之下,薩勒曼國王同父異母兄弟、王儲兼副首相納伊夫王子(Mohammed bin Nayef bin Abdulaziz Al Saud,穆罕默德•本•納伊夫•本•阿卜杜勒阿齊茲·阿勒沙特)遭遇冷落,雖有王儲名分,且擔任內政大臣、政治與安全事務委員會主席職位,實際上并沒有太多實權。
從國家領導人年輕化和推行社會、經濟改革的角度來看,薩勒曼國王這項安排自有其道理,而且穆罕默德王子掌握實權之后確實推行了不少經濟、社會改革,某些改革力度相當可觀,也符合社會進步發展方向:如通過2016年財政預算時同步大幅壓縮國內油價補貼,一舉將國內油價提高40%;大幅度壓縮該國宗教警察“美德推廣與邪惡預防委員會”(音譯為“穆陶威”)的權力;向非穆斯林開放數家清真寺和伊斯蘭教圣城麥地那(Madinah);沙特政府還開始討論準許非穆斯林帶入豬肉制品;……問題是沙特國民多年來過慣了寄生性高福利生活,可以同享樂而難以共患難,這些改革措施觸動了絕大多數國民的切身利益,必然遭遇反對阻力;其社會改革措施更是必然招致勢力根深蒂固的宗教利益集團狙擊、反撲,其國內政治風險客觀存在,且不可低估。
同時,沙特現政府的某些對外政策又損害了執政者在國內的權威,給自己招致了來自外部的對手與壓力,特別是與美國關系惡化。敘利亞戰場反對派崛起,沙特出力最大,但目前敘利亞戰場上反對派已落下風,阿薩德政權已經熬過最艱難時光站穩腳跟;且“伊斯蘭國”武裝趁亂崛起,建立哈里發國家,不僅沖擊沙特國家意識形態,而且對沙特邊境安全構成了現實威脅,沙特在北線敘利亞戰場的巨額投入不但很有可能顆粒無收,而且還給自己招致了一堆麻煩。在南線,沙特深陷也門戰爭泥潭,耗費了巨額財政支出和外交資源,不但沒有收獲上升的國際影響力,反而將自己的虛弱和管理混亂暴露無遺,沙特境內多次遭到胡塞武裝突襲與導彈攻擊,不可能不挫傷國王薩勒曼與穆罕默德王子的聲望權威。英國《獨立報》2015年報道沙特廢黜國王的宮廷政變密謀,一度在國內外鬧得滿城風雨;回顧沙特歷史,再看看2016年7月土耳其“軍事政變”風波,不難理解這種壓力、風險之大。
給這些火上澆油的是,特朗普政府中情局局長邁克·蓬佩奧2月初上任伊始,就向與美國關系淵源深厚的王儲納伊夫王子頒發勛章,表彰其對反恐作出的貢獻,且西方媒體對此事非常低調而阿拉伯媒體大肆宣揚,實際上就是含蓄地向阿拉伯讀者表明美國支持納伊夫王子。
面對這種局面,在努力改善與特朗普政府關系的同時,沙特執政者尋求與中國等東亞國家加強關系,實屬必然。
鑒于沙特的資源稟賦、產業結構與我國互補性甚強,且沙特地緣優勢突出,對于中歐貿易航道極為重要,與沙特在經濟和某些政治領域加強互利合作是必要的,相信雙方能找到很多新的平等互利經貿合作領域。但在開展合作的進程中,有關部門和地方、企業需要明確這樣幾點原則性問題:
第一,要弄明白孰大孰小、孰強孰弱,在中國與沙特等阿拉伯國家的經貿合作中,不存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與西方國家經貿合作時中國“與國際慣例接軌”的問題。
第二,應明確禁止宗教原教旨主義對華傳播,生意是生意,宗教是宗教,任何宗教到了中國都必須本土化。中國對中東問題一貫堅持尊重國家主權和不干涉內政原則,此次習主席與薩勒曼國王會談時再次提及這一點;相信沙特決策層也理解在對華關系中堅持這一原則。
第三,與沙特關系不可損害與友好第三國關系,包括中東區域內第三國,也包括區域外大國。
第四,中國與沙特經貿合作要大力拓寬合作領域,也要為準確合理評估潛在風險,作好相應安排。
根據相關報道,習主席與薩勒曼國王的會談內容覆蓋雙邊關系、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沙特《2030愿景》、合力應對恐怖主義威脅、中東區域問題等議題;會談后,兩國元首見證了經貿、能源、產能、文化、教育、科技等領域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據報道將開展35個合作項目,總價值達650億美元,并共同出席了在國家博物館舉行的“阿拉伯之路-沙特出土文物展”閉幕式,希望中國-沙特平等互利合作發展好,發展平穩。
(作者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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