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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日前食物主權發布了何平的文章《有關土地政策致頂層設計的建議》,文中指出，必須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必須尊重農民的經營自主權。智廣俊近日也發文予以回應，認為何平提出的觀點是解決目前我國三農困局的一把鑰匙。他進一步提出，解決農業發展困境關鍵在于兩點，一是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二是尊重農民的經營自主權。土地集體所有制是提高生產力、開展規模化農業的前提；社會主義制度是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礎；統一管理的農業經營是食品安全的保障。

        正文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土地是農業生產的載體，正確處理好農村土地問題，是事關中國改革成敗，實現中國夢的大事。山西省代縣民間學者何平在《有關土地政策致頂層設計的建議》一文中提出：必須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必須尊重農民的經營自主權。我認為這兩個必須是解決目前我國三農困局的一把鑰匙。

        一、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重大意義

        1 這是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內在要求

        世界各國農業發展經驗都一致表明，農業生產必須逐步實現規模化生產經營，只有這樣，農業生產才能采用機械化、電氣化等先進的生產方式；農田水利建設才有發展的空間；才能更好地吸收采用最新的化肥、農藥、良種等科技成果。農業現代化就是以生產規模化、產業化來取代農戶個體小生產的過程。因此，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出發，請不要把農村家庭包產到戶的意義過分地拔高，包產到戶其實是逆農業科學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行為。但是，我承認在剛實行包產到戶的頭幾年里，農民生產積極性確實是提高了，農民基本解決了吃飽飯的問題，有的地方糧庫糧食多的放不下，以至于出現賣糧難的問題。但我認為這不是家庭小農生產比集體規模化生產的優越性所致，而是政府把農業生產經營自主權放還給農民的結果。我還認為如果政府當初把農業自主生產經營權放還給農民時，不要采取一刀切強制實行包產到戶生產責任制，而是由農民自己選擇適合當地的生產經營模式，農民有的會采取包產到戶，有的會采取股份合作模式，有的依然會采用生產隊、大隊、公社經營模式，多種生產經營形式并存，相互競爭發展，情況會比包產到戶一刀切好得多，如果那樣的話，全國像華西村、南街村、周家莊等典型，就不是十幾、二十幾個了，而是一大批了。華西村等集體經營的農業生產效益遠比其周圍農戶個體經營好得多，這應該是不爭的事實。俄羅斯實行休克療法，放棄社會主義制度，但至今該國農業主要是以國營農場、集體農場、股份制農場等集體組織來經營的，農戶個體經營的比例只有12%。即使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也是由農協會等組織把個體農戶、農場主組織起來進行農業社會化生產經營的，農戶純個體經營的少而又少。國內外的經驗啟示我們，為什么當初要在農村實行一刀切搞包產到戶呢？一盤散沙式的家庭個體經營能有多大作為呢？同時還必須指出，包產到戶頭幾年取得不錯的效果，那是吃以前大集體搞農田水利建設留下的老本，老本吃完了，農業發展的后勁也就不足了。

        2 這是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必須

        社會主義制度不是一句空話，社會生產資料共有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表現在共同富裕上，貧富差距拉大，而且無法遏制，只能說社會主義建設方向走偏了，辦糟了。

        雖然世界上社會主義陣營遭受了重大挫折，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也走了不少彎路，有過很多教訓，但不能由此從根本上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因為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讓廣大勞動人民實現共同富裕，過上有尊嚴的生活；才能遏制人的無節制的貪欲，與地球和諧共處，科學持續發展。

        社會主義是一種制度，也是一種人生理想。世界上各族人民的先進人士都在探索社會主義生產經營模式，以色列的基布茲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建起的社會主義集體農莊，經營的很好，社會影響很大。日本的山岸會以“實現人人幸福的社會”為目標，以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協調的“一體”觀，徹底廢除私有制，以達到“無所有”、消除一切私心雜念的“無我執”的境界。其成員實行集體生產和生活。至今， 30多個山岸會農莊已幾乎遍布全日本，共擁有土地約1080公頃。他們還在海外設立了7個基地，分布于泰國、韓國、澳大利亞、瑞士、美國、巴西6個國家，共擁有土地1200公頃。并不是只有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在探索實踐社會主義發展模式。

        目前，全國農村土地還屬于集體所有，雖然大多數農村集體已經是一個空殼了，但畢竟土地還屬集體，農村還保留著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形式，如果農村土地實行了私有化，那么說我們還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那就名不副實了。廣大勞動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礎也就不存在了。

        3 這是維護廣大農民根本利益的保證

        農業生產實行規模經營這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目前情況下，要實行農業生產規模化生產經營主要就是三條路，一是土地向城鄉資本手中集中，由資本家進行農場式經營，或者地主農莊式經營。二是組建農民生產專業合作社等新型農民等集體組織。三是恢復生產隊集體經營模式。恢復生產隊集體經營模式沒有過硬的挑頭人，難以實行。組建農民生產專業合作社，雖然各地做了不少工作，出現了一批新的典型，但良莠不一，掛羊頭賣狗肉的不少，其中不少是為了設法套取國家支農資金而成立的。土地向城鄉資本手中轉移倒是容易實行，但是，資本家一旦在農業生產上掙不了錢，就不管不顧，把土地撂荒而走，坑了出租土地的農民，這已經是轉包土地中常見到的現象。現在城里的一些所謂精英，大肆鼓吹實行土地私有化，表面上為了農民好，實際上是幫助資本家剝奪農民手中那塊安身立命的土地。如果，土地實行了私有，可以斷定農民手中的絕大多數土地將會以極低的價格出賣出去，土地集中規模將會超出歷朝歷代，多數農民將沒有立錐之地，必然會激化社會矛盾，造成社會動亂。

        4 這是生產放心農產品的必有之路

        食品安全是民生頭等大事，可是我們農產品質量卻讓人放心不下，污染土地上生產下的毒糧，暢通無阻地進入了市場。蔬菜農藥超標更是常見的現象。國人到香港市場高價瘋狂搶購奶粉，而我們廠家生產下的奶粉卻難以賣出。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農民千家萬戶小生產，其生產出的農產品往往不經過檢驗就直接進入了市場。筆者曾與一個開奶站的人交談過，這位老板告訴給我，病牛打了抗生素，其產下的牛奶就不能食用了，可農戶卻不愿承擔損失，總要瞞哄賣給奶站，一頭病牛生產下的牛奶就壞了一大罐牛奶，真是防不勝防。所以，不實行規模化農業生產，就難以建立完善的農產品檢驗制度，所生產出的農產品的質量就難以保證，落后的農業生產方式難以生產出有市場競爭力的合格農產品。因此，為了生產放心的農產品，也必須轉變農業家庭生產方式。

        二、農村的事要讓農民自己做主去干

        何平提出的必須尊重農民的經營自主權的主張，其核心理念就是農村的事要讓農民自己做主去干。

        全國農村實行土地改革后，有些貧困農民缺少牲畜農具，他們就組成了互助組勞動，生產效益上去了，避免了賣地的危險。在地方黨政部門的扶持引導下，黨員積極分子的帶動下，全國出現了農業生產初級合作社。合作社里的事農民自己說了算，多數合作社辦得還是好的，生產效益上去了。可這時我們黨的農村政策出現了冒進，不恰當地將初級社升級為高級社，后來更是一刀切過渡到人民公社了。到了人民公社階段，農村里的大事，比如種植計劃，口糧分配等就不由農民自己做主了，而是政府為他們做主了。因此，何平把人民公社定位為官辦集體經濟。人民公社的事，往往并不由農民自己做主，而是政府為他們做了主，比如各地上馬了不少勞民傷財的花架子農田水利工程，把生產隊的積累折騰光了，社員的勞動積極性自然不會高。因此，才有了后來的包產到戶責任制的實行。政府通過包產到戶把生產經營權歸還了農民，這是好事，但是，不應該政府做主，讓農民只能采取包產到戶唯一的模式，政府剝奪了各地農民選擇生產經營模式的自主權。

        那么眼下怎么辦呢，最好的辦法就是把農民生產經營自主權放還給以生產隊為單位的集體，由村集體里的農民自愿決定采取那種生產經營模式。可以繼續包產到戶，家庭經營。也可以把土地集中起來集體經營，雇拖拉機耕地，雇收割機收割，各家按分地面積分攤費用，分享到手的糧食，現在多數地區種地不像過去牛耕田、人搖耬種地，種地已經機械化了，用不了多少勞力。也可以以土地入股，組建農民專業合作社經營。也可以引進公司經營，把土地有償轉讓出去。更可以像華西村、南街村那樣集體經營。但就是不可以把土地私有化，把農民最后一點保障通過市場來剝奪走。

        政府不要再出臺規定土地承包再延長幾年的政策，土地既然屬于村集體所有，那就讓村里的農民集體商量著去辦。現在有關部門推行土地確權工作，有這個有必要嗎，土地屬于村集體所有，確權也是村集體自己的事，何需政府代勞。目前，農村大量存在的違規占地，違約用地，違法賣地，暴力征地，這才是政府應該管理的事。《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農民戶口遷入不設區的市和小城鎮，村集體不得將其承包的土地抽回。可實際上有人進了大城市，有的農家子弟進城參加了機關事業單位的工作，他們承包的土地都沒有交給村集體。有的死絕戶，其承包地也是被一些人無償占有了。筆者親耳聽李昌平在一次會上講，他念大學走時所分的承包地，至今在他的名下，轉包出去有收費，依然享受國家對種糧食的直補，這種現象非常普遍，國家種糧補貼由不種地的人來享受，這豈不荒唐。實際上，國家免除農業稅是好事，但是不應該連村集體按土地畝數收繳的積累提留款都免除掉，那應該是村集體的權力。即使在解放前，村里一般都留有一定的公田，用于集體公益事業。比如，校田、廟田、正月十五鬧玩意兒的紅火田，對于那些經濟空殼村，村集體連點燈油錢也沒有了，你能指望村干部有效開展工作嗎。當然我指的村集體積累提留，是專指應用于本村公益事業，而不是被鄉政府拿走挪用。

        我認為中央有必要再出臺一部像過去人民公社六十條那樣的政策法規， 給與村集體組織新的法律定位，規范村集體活動，特別是明確村集體如何來管理使用所擁有的土地，村民如何行使其民主權利，更好地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