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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丹陽：中國的經濟學家不能再唯西是從了！

點擊：  作者：趙丹陽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1-11 11:43:55

  

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中（尤其是亞當-斯密與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存在著大量沒有明確標明的種種隱含假設，而這些假設幾乎全都是遠離現實的（如理性經濟人假設）。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前些年，西方高校主流經濟學的教材甚至引發了19國大學生的嚴正抗議。抗議者提出，歷次金融危機已經讓西方經濟學模型潛在的不足暴露無遺。這些由數學公式支撐起來的模型不能解釋重大的宏觀經濟事件，比如危機、衰退和蕭條，而這些對社會才是最重要的【1】。這場運動聲勢浩大，歷時久遠，但對于西方主流經濟學內在的邏輯錯誤，卻鮮有提及。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通過對中國古典經濟理論——《管子-輕重術》的研究，我們能清楚看到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邏輯陷阱。

 

 

一，西方主流經濟學誤將“科學方法”不加變通地平移到人文領域

 

西方現代人文學術集中興起于十九世紀，那是德先生和賽先生披荊斬棘、傲視同儕的時代。所以，包括經濟學在內的西方人文學術深受科學方法的影響。學者們時常這樣假定：人文領域也像物理學領域一樣，研究對象是客體；但他們忘記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人文領域的研究對象是人，在這一領域中無法如在物理學一樣，嚴格區分主體和客體，為保持客觀性，讓主體盡量少的影響客體。進而言之，科學方法并不能平移到人文領域，但十九世紀人文學者卻這樣做了，他們將科學方法無原則地引入了人文領域，結果是災難性的！

 

以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為例。它假定在一個不受干預的市場中，諸經濟要素會自動實現均衡。經濟學家喜歡提及的一個例子是：

 

“在未被開發的原始森林中，植物和動物都不是隨意地或雜亂無章地分布。植物生長在山地上，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上呈現出系統性的差別。一些樹木大量生長于較低的海拔地區，而另一些樹木則生長在更高的海拔地區。超過一定的海拔高度以后就根本沒有樹木能夠在那一地帶上生長；而在珠穆朗瑪峰上，則沒有任何植物能夠生存。很顯然，這些都不是植物所做出的任何決定的結果。”【2】

 

 這位經濟學家為求比喻生動新穎，開口妄言，違背了根本的植物學常識。要知道，在“不受干預”的原始森林中，大樹是會影響底層灌木成長的，是生態系統中大的要素在影響其他要素的分布。原始森林中的有序性，恰好是“干預”的結果。

 

 在經濟學中，人如森林中的樹木，是市場的參與者。市場要想實現均衡，必須由大的系統要素（如國家）進行干預，否則市場必將崩潰。

 

 故而中國古典經濟學的核心經典《管子-輕重十六篇》明確指出：“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

 

 為何這么說呢？因為即使在相同的初始條件下，由于人的能力等因素的不同，也會導致經濟地位以及經濟政治體系的嚴重失衡。《管子-國蓄第七十三》舉例說：“分地若一，強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賡本（抵償成本--筆者注）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

 

所以中國古典經濟理論輕重術認為，經濟調控的目標不能單單顧及效益增收，還要實現“大不攻小，強不侮弱，眾不賊寡，詐不欺愚，貴不傲賤，富不驕貧，壯不奪老”的目標，并且讓“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就需要輕重術中“抑強扶弱”的平衡思想，只有平衡才會使多方共贏，從而令經濟循序漸進地穩步增長。

 

而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中，恰恰缺少這樣一種“平衡”思想。在“自由競爭”這桿靚麗光鮮的旗幟下，資本主義世界的寡頭們名正言順、合理合法的榨取財富，獨占其利，致使“民無以遂其生”的悲劇接連發生。

 

 

 二、西方主流經濟學長期固守“二元對立”的極端思想

 

西方經濟學植根于西方二元對立思維的文化土壤之中。不僅是上面提到的主、客對立，事實上西方學界習慣于將世間萬物都非黑即白，非彼即此地兩極化，完全忽視現實世界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在經濟領域，西方經濟學株守這種機械的二分原則，其主要范疇包括：

 

市場與計劃；

私有與公有；

政與商；

 

一個社會，要么實行市場經濟，要么實行計劃經濟；要么實行私有制，要么實行公有制；要么是政界精英統治，要么是商界精英操縱。在西方經濟學理論中，不存在國家參與的市場經濟、公私共存、政商合作這樣的范疇——而國家參與的市場經濟、公私相分、政商合作，恰恰是中國古典經濟學輕重術的理論核心。

 

伊尹之謀、商湯之謀、士室之謀、杠池之謀等等，都可看作“國家參與其中的市場經濟”的典范。

 

在中國先賢看來，西式二元對立思維本身就是一種邏輯錯誤，被視為“兩末之議”，認為堅持這種邏輯的結果必然是遠離真相。

 

《韓非子-難勢》有言：“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萊、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

 

意思是御馬駕車，要是不用王良那樣的高手，就一定要讓不懂騎馬的人把事辦糟；治理國家，要是不用堯、舜，就一定要讓桀、紂把國家搞亂。這就好比品味，不是蜜糖，就一定是苦菜。這也就是堆砌言辭，違背常理，而趨于極端化的理論，怎能用來責難那種合乎道理的言論呢？

 

面對汗牛充棟的西方經濟學著作，以及西方經濟學在經濟現實面前的蒼白無力，是我們反思韓非子這句話的時候了！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學界以日本為中介，將大量西方二元對立的概念引入了中國知識界，乃至普通民眾的頭腦中——這樣一種亂碼不斷自我繁殖，其破壞力極大。中國傳統知識體系那種溫柔敦厚的傳統沒有了，代之以五花八門的極端主義和激進主義。直到今天，還有不少人將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經濟視若大敵，盲目貶損前三十年，實在幼稚可笑！

 

 

三，西方主流經濟學已經異化成為少數人謀利的工具

 

西方經濟學缺乏整體觀念，自身也淪為少數人謀利的工具。隨著大量行業資金進入研究人員的口袋，學術的中立性越來越差。

 

現代西方經濟學最有用的領域似乎只殘存于兩個方面：一是利用復雜的數學工具在市場上圈錢，二是利用貌似“義正詞嚴”的理論忽悠其他國家的政府（但其實自己卻根本不信這套）。

 

比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再要求廣大發展中國家搞什么“全面開放”、“自由貿易”，但自身卻是通過保護主義而崛起的。以英國為例，其通過保護主義的重商主義經濟政策，不僅擊敗了荷蘭和西班牙而崛起，而且也造就了對世界近代史具有決定性影響的產業革命。據歷史記載，英國國王喬治一世1721年在英國議會開幕時經人授意的開幕詞就概括了英國重商主義的基本原則：“輸出制成品并輸入原料，對于公共福利的促進顯然是再有利也沒有的。”但是，在其早期歷史上，英國卻是輸出原材料和農產品，輸入制成品，這是一種在經濟上處于他國殖民地的地位。因此，英國為了扭轉這種不利的國際分工地位，從15世紀末開始，就孜孜不倦地展開了長達三百多年的保護主義探求：1485年，亨利七世推出了大力支持羊毛工業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1587年完全禁止羊毛出口；1651年通過航海法案；1672年通過谷物法；1699年通過“羊毛法案”禁止進口殖民地的羊毛制品；擠跨愛爾蘭具有競爭力的羊毛工業；1700年英國國會通過一項禁止銷售印度棉布的法令。1721年，英國首相沃波爾以提升制造業為目標，推行明確的重商主義政策改革。1760年至1830是英國產業革命時期，雖然亞當·斯密在1776年發表的《國富論》中提倡自由貿易，但是1815年英國仍通過了新的谷物法，提高了對農業的保護力度，一直到1846年，當英國產業革命已經完成相當一段時間后，英國才通過取消《谷物法》，開始了維護其工業絕對領先地位的貿易自由化進程：1849年廢除《航海法》，1860年取消所有貿易和關稅限制，并把自由貿易打造成自由、民主和和平的化身，勸說落后國家也實行自由貿易【3】。

 

美國也是如此，美國經濟在1894年就崛起了，但其高關稅保護主義卻又繼續實行了四、五十年，只是在其工農業帝國的穩固地位無法被其他國家所撼動的時候，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才開始大力推行自由貿易，乃至到最后，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在2001年5月7日的講演中把自由貿易神話成了“在道德上也是勢在必行的”，該總統虛偽地宣稱，“當我們為市場開放進行談判時，我們正在為世界上的窮人提供新的希望。當我們推動貿易開放的時候，我們正在推動政治自由。”但是，就在美國向其他國家不遺余力地推銷自由貿易的同時，誰人不知美國一直仍在搞貿易保護主義？【4】

 

再比如前幾年學界和決策層熱議的中國資本賬戶開放問題。美國學界早就拿出了現成的理論，證明資本賬戶開放如何有利于發展中國家。但那種理論根本就是游說別人的工具，只是邏輯上自洽的說辭而已。如果中國知識分子為了一紙外國文憑，囫圇吞棗、良莠不分地學習這類“先進”學說，簡直是與虎謀皮式的愚蠢行為——結果很可能被“老虎”吃掉。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一點，他在談及自己為什么不支持資本賬戶開放時說：“在美國學界提出的資本賬戶開放有利于發展中國家資本配置和經濟發展的理論中，一般資本是同質的，沒有金融資本和實體資本的區分。在那樣的理論模型中不會有貨幣錯配、期限錯配的問題，也沒有儲備貨幣發行國可以用貨幣虛擬資本去換取非儲備貨幣國真實產品和服務的利益不對稱問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沒有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差異，所不同的只是資本稟賦的差異。資本賬戶開放在這樣的理論模型中對資本短缺的發展中國家只有好處，而不會有壞處。有了這些理論，華爾街和國際金融機構在發展中國家推動資本賬戶開放的問題上就變得理直氣壯。”

 

《史記》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反觀現在的西方經濟學，正在異化為某些利益集團的工具，經濟學本身經世濟民的價值正在衰退，而中國的某些經濟學家卻還在照貓畫虎、東施效顰，似乎完全忘記了古人“圣人養賢以及萬民”的崇高訓誡。

 

當前，全國人民正在按照黨中央提出的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積極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努力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推向新高度。這為中國經濟學建設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和條件。中國經濟學界應緊緊抓住這一寶貴機遇，拋棄“西是而中非”的偏見，立足當代中國實踐，汲取中華文化精華，瞄準世界學術前沿，著力提升學術原創能力，推進理論創新，力爭在一些重大理論特別是重大基礎理論問題研究上取得突破，推動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

 

注釋：

 

【1】華爾街見聞：19國大學生致信英國《衛報》 呼吁改造經濟學教學，2016年4月。

【2】托馬斯-索維爾：《知識分子與社會》，張亞月，梁興國譯，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第62頁。

【3】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41頁。

【4】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二版前言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