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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全球化”浪潮正在興起——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此起彼伏的貿易保護主義，到英國脫歐，再到推翻區域自貿協定,乃至退出世貿組織從純粹的民間非主流呼聲變成“大嘴”特朗普等政客堂而皇之的說法，許多人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作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作為正在通過一帶一路計劃、《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平臺雄心勃勃推進國際經貿合作的國家，中國對此當如何看待、應對？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不能把“反全球化”當作前所未有的挑戰而過分緊張，因為“反全球化”與“全球化”本來就是如影隨形，一直就有，在可預見的未來也將長期存在，其根源可以劃分為兩個層次：

　　在相對顯而易見的第一個層次，就總體而言，當前的反全球化浪潮根源主要還是經濟，但民族、種族、宗教、文化沖突等社會問題的影響已經明顯上升；主要源于長期性問題，并因經濟不景氣的周期性因素而加劇。在長期性問題方面，由于種種原因，此前20年的全球化進程在相當程度上已經兩頭得咎：一頭是開放經濟絕對和相對的受損者不滿，其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發達國家傳統的中產階層；另一頭是相當多的開放經濟受益者，因為他們認為當前的全球化模式未能給自己的潛力提供充分發揮的空間，反而在很多方面限制了自己，給自己增添了額外的負擔。除上述已經存在多年的長期性問題，近年來跨境人口流動沖擊問題快速凸顯，成為全球化進程中新的、日趨嚴重的、長期性問題，在發達國家內部激起了日益廣泛的不滿。上述長期性問題決定了當前的反全球化浪潮與以往的同類運動相比具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即傳統上的全球化支持力量——發達國家主體民眾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成為當前全球化的反對派，而且這部分反對派還有持續擴大之勢。

　　在上述長期性問題的基礎之上，當前經濟不景氣的長、短周期性因素進一步助推反全球化思潮興起。從長周期來看，世界經濟已經結束了一個康德拉捷夫長波周期，但還缺乏新的革命性技術創新來開啟新的長波周期繁榮階段。從短周期來看，本來新世紀前10年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業績總體就低于發展中國家，次貸危機-美歐主權債務危機至今，發達國家中歐洲失業率仍然長期居高不下；美國就業數據改善很多，但居民儲蓄仍然處于低谷；新興市場經濟體則從近兩年起結束了本世紀初的十年繁榮，步入全面大幅度經濟震蕩。如果一個國家、一個區域大批民眾感到自己乃至自己子女一代喪失了生活水平持續改善的希望，甚至可能持續惡化，出現不滿、騷動就是必然的，剩下的問題就只是在合適的旗號下組織起來宣泄了。

　　當前反全球化運動根源更深的第二個層次在于發達國家和后發國家制度建設方面的缺陷，包括社會福利、勞動制度、國家政治體制等等，是這些缺陷導致上述第一個層次的問題日益膨脹，也削弱了很多國家因應全球化進程及時自我調整、與時俱進的能力，不少國家甚至有喪失正視問題、凝聚共識、采取行動的勇氣和能力之虞。問題是不可避免的，喪失正視問題和采取行動的意志、能力比問題本身更令人擔憂。

　　進一步詳細分析，近20年來的全球化進程也是一個收入分配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的進程，在一批國家和社會群體脫穎而出的同時，也有一批國家失利，同時在發達國家和后發國家都制造了一批絕對和相對的受損者，包括遭遇來自相對先進國家進口沖擊的后發國家產業從業者，以及發達國家內部在開放性競爭中失利的產業從業者。

　　在國家層次，就發達國家而言，美國、德國、英國表現相對良好而其它歐盟國家、日本表現相對糟糕，這一點在德、英之外的其它歐盟國家制造了較為深厚的反全球化土壤。就發展中經濟體而言，盡管21世紀前10年的快速經濟增長惠及東亞、南亞、中東、非洲、拉美等各大區域，但仍然不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趕上了這趟經濟增長的“快車”。如撒哈拉以南黑非洲國家中，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安哥拉等國成為黑非洲21世紀前10年的贏家，而津巴布韋等國成為輸家，津巴布韋等國因此有著更深厚的反全球化、排外土壤。

　　在產業層次，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都有不少傳統制造業（包括現代制造業和發展中國家的傳統手工制造業）在以“中國制造”為代表的東亞制成品競爭中失利，這些在開放經濟競爭中失利的產業從業者因而具有較強的、潛在的反全球化傾向。在未能及時實現再就業或是新職業經濟社會地位低于舊職業的情況下，他們潛在的反全球化傾向就有很大可能轉為現實的行動。

　　在這當中，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世紀以來10余年中以“中國制造”為代表的東亞制成品產業升級取得了長足進步，相應地，在與“中國制造”競爭中失利的西方產業層次明顯提升，從原來的紡織服裝、制鞋、玩具等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上升到鋼鐵、汽車零部件、IT等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在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不夠強勁、產業提升乏力的環境下，其結果就是發達國家因開放經濟競爭失利而反全球化的勢力大漲。因為在發達國家，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組織程度、社會話語權、政治游說能力、財力、從業者收入水平都不能與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相比，這些行業從業者的專業知識技能等人力資本的專用性也高于前者，這意味著后者因市場競爭失利而導致的收入損失大于前者，他們抵制這一變化的動機相應強于前者，他們組織程度、社會話語權、政治游說能力、財力較高，也使得他們有能力開展聲勢、影響力更強大的反全球化運動。

　　在社會階層層次，不少發達國家占總人口60%左右的傳統中產階層成為“全球化沖擊”中相對損失最大的輸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占總人口20%的上層在全球化進程中有更多的機會獲取利益，同時也有更多的辦法逃避在母國的稅收等項義務，以至于母國公共產品供給有惡化之虞；即使鬧出了金融危機，他們也能憑借“太大不能倒”的地位綁架政府優先救援，從而最快擺脫金融危機沖擊，甚至從金融危機中牟利。占總人口20%左右的最下層可以獲得較多的政府扶持、社會幫助。相比之下，傳統中產階層既不能如同上層那樣攫取全球化的大部分利益，又不能逃避母國的稅收，而且是社會福利制度的凈付出者，承擔了大部分稅收負擔而得到的扶持、社會幫助較少。在經濟景氣日子過得去的時候，傳統中產階層對這些不平可能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到了經濟蕭條時期，這種不平就會集中迸發出來。

　　同時，近20年來的全球化進程也是一個很不充分的全球化進程，全球化的利益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卻讓不少高效者承受了額外的限制和負擔，這一點同樣損害了全球化的吸引力。典型如歐盟。這個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在很多方面背離了效率原則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初衷，其管理制度、經濟貿易政策汲取相對高效的英、德成分太少，從南歐國家承襲的低效、保護主義等負面成分太多，而且讓其經濟政策承擔了太多的價值觀、社會責任等內容，以至于在主權債務危機高潮之時居然忙著去制定推行“人道養雞法”等不急之務，其共同財政也是轉移支付、一平二調成分占壓倒優勢而極度缺乏經濟發展色彩。相比之下，英國的自由放任、自由貿易傾向明顯高于歐盟整體，脫歐派的重要主張就是認為布魯塞爾歐盟官僚機構給英國企業增添了太多的不必要的管制，降低了英國經濟的效率，增加了成本；希望通過脫歐擺脫布魯塞爾官僚的不當管制，擺脫歐盟共同財政轉移支付的負擔，獲得更加自由放任的商業環境，充分發揮本國經濟體制在自由化和靈活性等方面的優勢。由于同樣原因，相對高效的荷蘭等國也出現了類似的“脫歐”呼聲。從這一點來看，與其說英國脫歐是反全球化，毋寧說是他們全球化扭曲。

　　與歐盟類似，近20年來，從世貿組織的多邊貿易協定，到區域自貿協定，發達國家某些勢力強行塞入其中的價值觀、社會責任之類內容太多，必然損害全球化的經濟收益，給國際經貿乃至原本的國內經貿增加額外限制和負擔，最終將激勵反全球化潮流。

　　區域經濟一體化潮流同樣存在類似的損害全球化收益問題。因為“意大利面條碗效應”（Spaghetti bowl effect）會削減區域自貿協定參與方參與的利益，而提高參與的成本。

　　在更深的第二個層次上，相當一部分發達國家和后發國家在社會福利、勞動制度、國家政治體制等方面的缺陷導致上述第一個層次的問題凸顯，削弱了這些國家因應全球化進程及時自我調整、與時俱進的能力。

　　如標準過高的社會福利制度，不僅通過加重社會負擔而大大削弱了整個國家在全球化環境中的競爭力，而且是激勵非法移民、難民危機等爆炸性問題的重要因素。因為在勞動力市場上與本土居民競爭時的天然劣勢、在一個不熟悉社會生活的困難壓力，本來足以有效遏制外來移民的增長，并在無形之中激勵他們盡快融入東道國社會。但過多過濫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削弱、消除了上述無形屏障，直接間接地激勵了外來移民增長及拒絕與東道國社會融合。

　　又如過于僵化的勞動制度和工會體制，大大提高了發達國家和一部分受美歐模式影響太深的發展中國家產業成本，降低了效率，使得這些國家的產業在全球化競爭中失利的概率大大上升，同時也使得這些失利產業及其員工難以迅速自我調整，盡快重建競爭力，而是更多地傾向于訴諸貿易保護主義。

　　（作者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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