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景勝：中國社會科學學科究竟應該怎樣評估
點擊： 作者：呂景勝 來源：作者來稿，昆侖策研究院編發 發布時間:2016-05-10 08:35:39
一、問題的提出
近日教育部第四輪學科評估在即，卻出現經濟、歷史學科學者質疑教育部規定的若干國外期刊能否評估中國經濟、歷史學科。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導師賈根良教授發文提出第四輪經濟學專業學科評估的《A類期刊名錄》反映出經濟學專業學科評估在指導思想上存在著根本性的錯誤。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第一，西方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已經走入死胡同，經濟學專業選定的A類期刊將其學術規范上升為經濟學的唯一規范與世界范圍內風起云涌的“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潮流背道而馳。第二，強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高校經濟學教育中的意識形態地位，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高等學校的地位進一步被邊緣化，與習近平總書記有關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思想背道而馳。第三，用行政手段將西方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學術規范上升為經濟學的唯一規范，壓制學術爭鳴，違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自由精神。第四，理論經濟學專業將蛻變為“西方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專業，與其處于同等地位的理論經濟學二級學科如經濟思想史、經濟史和政治經濟學等專業將進一步衰落，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鑒于這些指導思想的根本性錯誤，賈根良教授建議，教育部應該立即停止經濟學科的第四輪學科評估，對經濟學學科評估的指導思想進行大討論，并組織相關專家對國內外經濟學現狀進行徹底的調查研究，制定出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適應的經濟學專業評估的實施辦法。
著名學者何新致信教育部長袁貴仁提出即將啟動的全國第四輪學科標準工程評估工作,在其《A類期刊名錄》選定的20本經濟學期刊中，包括國外的12本，國內的8本，其中除了《中國社會科學》外，都是清一色宣傳西方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學術規范的經濟學雜志。由于教育部官方認定的A類期刊在學科評估以及教師的職稱晉升、成果獎勵和評優評獎中具有權威性示范作用，教育部此舉實際是以行政手段要求中國經濟學教育全面接受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學術規范，在經濟學領域進一步推行西方標準和全盤西化，并且必然會進一步阻遏和扼殺國內大學體系內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何新先生認為教育部應當收回強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教育相關文件。
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高峻向教育部發出問責信件，高峻教授認為即將啟動的全國第四輪學科標準工程評估工作,在其《A類期刊名錄》選定的21本中國史、世界史學期刊中，國外的竟有13本，而國內的只有8本，比率之懸殊令人震驚。中國是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世界大國，中國史和中國對世界史的研究淵源流長。新中國成立67年來，中國史研究、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和頂尖水平。本輪評估只列8本國內史學期刊為A刊，是教育部典型的自我藐視，崇洋心態的表現。
此外，一篇《法學國際A刊的中國夢》的文章也引起筆者注意，該文談到由專家投票教育部確定的英美著名高校5大英文頂尖法學期刊近年無一中國法學家發表論文。其原因在于這五大法學刊物的取向，這幾種刊物基本不關注外國法，美國主流法學刊物多是學生管理的法律評論，而這個精英學生群體正像他們的主流老師一樣，側重于本國法的學習和研究。這種“制度自信”和知識自信是在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之后形成的。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是美國比較法的黃金時代，那時的美國法學教授和法科學生還感到有必要學習歐陸各國(尤其是德國)的先進法律文化。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法律人看待外國法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變化，隨著美國變成法律制度和學說的純粹輸出國以及戰后“國際法”體系的主要締造者之一，學習外國法變得不再重要。
可以說上述學者的質疑是對近年以外刊在社科領域科研評估、學科評估、人才引進、科研考核過度“國際化”、“西化”現象的初步批評。筆者認為部分社會科學學科無法以所謂“國際標準”、國際發表論文來評估與衡量，其原因和理由如下：
1、理工科國際化是偽命題，象納米、基因、通訊、電子、材料等學科其前沿最新成果無論哪國語言發表都會迅速被國際同行捕獲，迅速國際化。自然科學研究物質世界，社會科學研究人的世界，科技條件相同前提下自然科學研究者在美國研究光電、化學、水分子與在中國做同樣研究區別不大，可能得出相對客觀的知識、共同“普世”的結論。但人的社會有精神、有價值，且身處不同國度、民族、歷史、宗教、文化環境中的人群共同體和開放的社會系統更加復雜多變難以確定。如沈大偉那樣常年生活在美國研究中國得出“中國崩潰論”的結論可不一定就是什么“普世”的結論。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包括人類社會主體自身，它是另一個主體可以任意處置的，國家民族更是如此。社科知識與理論的合理及對錯與否總是充滿爭論與質疑，社科知識理論僅是相對的。
2、理工科有國際公認的相對規范統一的研究方法、范式、技術手段、成果評估指標、評估方法，成果具有更多國際可比性。人文社科研究并不具備理工科研究所具有的相對規范統一公認的研究方法、范式及評估方。社科研究路徑、成果表現形式、成果評價標準、成果評估機制有其特殊性，與理工科迥然有異。人文社科成果國際可比性相對較小
3、社會科學研究是基于社會生活實踐的，旨在解決社會發展中的各種實際問題。西方學術研究的概念、理論、方法等是建立在西方國家社會和文化的基礎上，并不必然具有普遍意義。如美國在伊拉克8年戰爭所樹立的新型民主國家與民主模式伴隨伊8年內亂而破滅說明西式政治學中民主概念、范式、理論、模式的局限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不單純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踐研究，即使看似中立，其背后依然存在相應的價值觀與政治立場，在西方語境下的國際化無疑包含著西方話語霸權。自然科學解決人類共同的問題，社會科學除了解決人類共同問題之外，更重要的是解決本國、本民族的問題。
4、人文社科研究過程及研究成果產出具有更多國別性、民族性、地區性，更多受到該國該地區文化、宗教、歷史、國家利益、地緣政治、價值體系、意識形態的深刻影響。如宗教、人權、主權、海洋權、民主、言論自由、國體政體、民族沖突、地區獨立與分裂等意識形態政治色彩濃的相關問題研究各國因歷史文化宗教不同很難有統一學術標準，如在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學科對科索沃、格魯吉亞、克里米亞、烏克蘭內亂、海洋主權、反恐標準等問題的研究，各國學者其研究視角、研究理念、研究路徑一定迥然相異，而上述因素對不同國家地區人文社科成果的評價標準顯然會呈現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差異性。顯然，國際化標準不能適用于所有人文社會科學及其專業。
5、理工科學術期刊國際間有更多共同關注的領域，前沿課題、最新成果的識別度高，識別方法簡單。人文社科成果主題更加離散，國際間學術刊物定位、編輯學術意趣、科研理念、價值觀、歷史文化等因素影響對論文的發表取舍具有更多主觀性和人為因素。經濟、財經、管理學科有更多國際共同關注領域，發文概率高一些，政治、法律學科因意識形態、國別性、本土性國際發表論文受到更多限制，傳統哲學、文學、歷史等人文學科國際發表論文空間更小。因意識形態因素反黨反國家反中國政府反社會主義反馬列，為侵略歷史大屠殺辯解、把南海、釣魚島都論證為別國的論文在國際上可能很容易發表，這不該是國家科研政策導向所希望看到的結果。
綜上可見，以國際發文作為衡量大學是否一流、學科是否一流、成果是否一流、人才是否一流，尤其對所有學科或專業適用單一標準顯然不盡合理，國內社科成果評價與考核并非國際發表論文一座獨木橋的單一路徑。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科研成果評價標準有別。能夠適用國際化標準，具有國際可比性的學科及專業才能適用國際化標準，以國際化成果形式標準，即單一發表論文指標，裁量要求本土化顯然不切實際，且易限制本土化發展。
二、構建多元社科學科建設評估標準體系
部分社科學科及領域的研究其戰略定位及戰略愿景是構建智庫型研究，實用型、應用型、經驗型社科領域各專業在響應國家發展戰略、構建中國特色智庫、服務于社會治理及國家決策方面應該可以更有所作為，可以產生更多智庫成果。智庫研究及成果將有力推動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增強國家軟實力。為避免科研目的功利化，發表論文只為評職稱，減少社科研究中的弊端，鼓勵激發產出更多更好的社科成果，并加強智庫研究，就應有相應科學合理的成果評價原則、評價技術、評價機制和的激勵機制，為此建議：
（一）構建社科成果前瞻性指標。前瞻性指標的核心問題是考量成果是否具有一定的超前性。研究要以未來趨勢未來問題為導向，開展先導式預研，注重戰略預測，，以前瞻視野、前沿思考、前衛選題，想決策者之所想、急決策者之所急，謀決策者之所謀。問題的發現是科研創新源動力，確立一個有價值的社科選題，要求科研工作者有敏銳的洞察力，要能及時察覺國家、社會發展中面臨的和可能出現的矛盾及問題，并能準確提取位于矛盾背后的深層次邏輯。從宏觀上把握國家、社會發展走向，開展社會調查，深入到經濟、社會發展一線，挖掘社會現實需求。發現問題是科研第一步，前瞻性是衡量社科成果價值的重要指標內容。
在社會未來發展趨勢中尋找未來的問題，如全球化趨勢，城鎮化趨勢，互聯網+趨勢，糧食危機、土地危機、水資源危機趨勢，精神消費取代物質消費趨勢，產業升級產業結構調轉趨勢，服務業消費領域整合趨勢，品牌的本地化國產化趨勢，產權混合化趨勢，低碳化趨勢，老齡化趨勢，建筑行業農民工老齡化趨勢，綠色環保趨勢，創業與創新趨勢，收入差距拉大趨勢等等，上述趨勢中存在諸多亟需發現和需要解決的問題。如“我國海洋事業發展中的‘藍色糧倉’戰略研究”課題，源于課題組對接青島市和山東省海洋和漁業經濟發展現實需求，服務地方經濟建設時所作的系統思考和現實探索。堅持為黨和政府決策服務的戰略定位。
（二）構建社科成果創新性評價指標。科研成果質量考核及評價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甄別評估科研成果的創新性。應建立完善科研成果創新性的評估指標體系。已有學者將學術創新力分解為創新吸收力、創新產出力、創新擴散力，并構建了衡量學術創新力的四個維度，數量維度、質量維度、時間維度、空間維度，從量化角度提出了測量學術創新力的標準和技術。不同學科不同專業創新性的評估標準不同，純學術理論性研究與經驗學科應用對策性研究的創新標準完全不同。創新形式也因學科專業不同而不同，如大到理論創新、學術創新、應用對策型創新、開拓新課題新學科創新，小到批駁修正前人觀點、挖掘求證文獻等等。衡量論文創新性的核心指標有兩方面：
1，論文提供的新知識對學術發展的促進與影響程度。如專著、論文是否提出新的或修正完善已有的學說、理論、觀點、問題，提出新的或改進運用已有的方法、視角，發現新的資料、史料、證據、數據，對已有成果作出新的概括、評析等等。
2，論文、調研報告對所涉學科社會實踐的促進與影響，創新的知識架構與分析工具是否能幫助我們回答時代亟需解決的問題，如是否診斷社會重大問題，提出戰略預測與決策，影響政策立法，影響政府、社會群體、社會組織、公民等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改變等等。如加入“創新性思想”一項評價指標；社會影響力方面，可以加上一個“議程設置能力”指標，即某智庫能否提出一個話題，引起全社會討論。
學術創新還表現為有學者獨立的學術主體性、學術話語體系，學術范式創新。社科研究發展路徑中值得反思的問題是主體性意識嚴重缺乏的困境。一些學科研究中生吞活剝地運用西方理論范式切割中國的經驗與事實，甚至在西方經濟學中找不到相應的概念、分析工具解釋解決中國經濟問題。評價成果的創新性就要看是否能打破或超越傳統學科范式提出新的理論分析工具。不能只在“西方學術籠子里跳舞”。我國幾十年改革，不少學術創新是源自于自下而上的改革實踐，隨后被學者總結發掘，最后以某種在西方經濟學看來無法理解或似乎不嚴謹科學的詞語，不斷被中國最高層決策者采納，再經不斷試驗和“試錯”，進而以更直白和樸素的語言形成權威的改革文件向全國推進，取得改革的成功。比如，家庭聯產承包制，價格雙軌制，所有制結構理論，收入分配理論等。正是這些在西方經濟學里很難搜尋的中國語匯和中國概念，實際上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引線，從而啟動了中國三十多年的經濟改革，推動形成了中國經濟的奇跡。可見學術創新的評價指標需考量學術活動是否掙脫傳統學術概念的羈絆與束縛。
（三）構建社科成果實用性、對策性評價指標。實用性、對策性評價指標關注的核心問題是社科成果能否解決具體問題，尤其智庫型研究的最終目的更是為了解決中國現實問題、提供解決問題的現實方案。所以需要以問題為科研導向，避免學術空洞化遠離實踐在象牙塔內造“成果”。 科研政策與科研導向上不可一邊倒盲目放大追隨國際化忽視社科研究本土化戰略與路徑。社科研究中科研經費、科研力量、科研資源、科研立項過多且重復于大而無當、空而無物、對而無用的純學術研究。科研政策與導向應調整資源投放比例，將有限科研資源、科研力量傾斜于與實踐相關、與國情相關的本土化應用性、對策性社科智庫研究。
社科研究應立足國情立足實踐關注國家社會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為研究對象，諸如從嚴治黨、社會治理、社會穩定、社會溝通、新型反恐、國企改制、城鎮化、農民工問題、留守兒童、醫療改革、教育改革、提前退休、弱勢群體養老、扶貧攻堅、住房改善、產業升級、環境保護、霧霾治理、反腐敗、社會隱性危機、收入分配調節、土地改革、司法公正等諸多問題。國際上并無現成標準答案，更無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成功經驗，其研究充滿本土特色，本土學者有更多話語權，其問題之解決恰恰需要結合本土國情，以本土思維、中國學派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
實用性、對策性評價的最后認定應該是政府或有關單位是否采納、采納后追蹤的效果，解決問題或部分解決問題的效果；是否符合實踐，對政府重大決策有參考，以及社科成果的運用所產生或帶來的經濟效益或社會效益。有些社科研究需要時間和實踐檢驗，如2003年中國學術界出現一股“對日新思維”討論，“對日關系新思維”主張中國通過壓制民族感情、犧牲民族利益的做法去取悅日本要求中國在經濟、政治、軍事、戰略上對日本做出全面讓步以換取日方的“善意”不僅背離了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而且是注定失敗、自取其辱的一相情愿。當時有學者持反對“對日新思維”的立場，認為對于這樣一個涉及中國和中國人民核心利益而一味空談“理性”“平衡”“負責任的大國”的觀點是不切實際而危險的。從今天日本及國際關系格局來看，當時持反對意見的觀點是符合實際并對今天的外交政策制定有參考意義的。
（四）構建社科成果是否符合國情的本土性評價指標。注重評價社科成果是否探索并解決本土問題、是否符合本土國情、是否符合并能引導中國實踐、是否弘揚本土文化歷史，即是否具有中國特色、中國元素的評價要素，是否構建中國學術話語權。
社會科學研究是基于社會生活實踐的，旨在解決社會發展中的各種實際問題。西方學術研究的概念、理論、方法等是建立在西方國家社會和文化的基礎上，并不必然具有普遍意義。西式政治學中民主概念、范式、理論、模式的局限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不單純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踐研究，即使看似中立，其背后依然存在相應的價值觀與政治立場，在西方語境下的國際化無疑包含著西方話語霸權。且部分傳統西方學術標準不一定能夠解釋及評價基于我國社會實踐基礎之上所產生的我國社科成果。
如關于中國民主模式、中國發展道路很多學者并不盲從西方話語霸權，在縱觀比較世界民主實踐，充分認識到我國國情及歷史文化的復雜性、特殊性的基礎上構建本土學術概念、范式和理論，提出了民主創新觀點。如衡量民主不能只看形式，更應注重民主內容與民主績效；民主應有質量，有質量的民主的前提與核心是先解決經濟發展與民生問題 ，應避免過激民粹或社會動蕩式民主；應以國家能力、國家治理、治理績效、善治與良治的新范式來衡量民主效果 ；民主應在法治和高效政府主導的秩序下展開才能提升民主的實際效果；構建中國道路的關鍵是國家發展戰略布局要注重全局性、整體性和系統性，使系統內部諸要素協調配合，以達系統效能的整體實現；應避免單一政體決定論思維，應有“政道、治道”思維解釋中國政治 ；憲政應是對中國現行憲法的文本解釋、信仰和共識 ，評價各國政治發展力指數一直被西方標準壟斷，即單一狹隘的“民主-獨裁”、“普選、多黨制”等指標，本土社科研究應打破這種壟斷，研究構建更為廣泛綜合和包容性的指標內容，如構建發展力、領導力、動員力、穩定力、保障力等指標，通過對各國“主權性、穩定性、制度性、民主性、有效性、法治性、廉潔性”等指標因素衡量各國政治發展力 。
上述研究成果符合中國實際且對未來中國民主化進程有指導意義，但以傳統西方或美國政治學的范式標準卻無法評價其理論及實踐價值。支配西方政治學的意識形態立場主要有兩個：一是自由主義偏見，認為最好的制度一定是尊重個人的自由與選擇，是民主、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自治相結合的制度，政治模式只有民主與專制、民主與獨裁之分。二是西方中心論，認為歷史進步與落后的坐標只有一個，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經向西方模式靠攏，就是處于抵抗西方模式的過渡階段，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選擇。這兩個預設立場，這種將民主簡單“二分法”阻礙了西方傳統政治學者認識與理解當今世界一些國家的民主失敗和中國民主進程避免了那些失誤。
著名學者楊光斌對中國社會科學話語權的問題曾總結說：沒有自己的概念、理論、方法所構成的“話語權”，構成了百年中國社會科學的總體性特征。這也意味著思想的貧困，進而危及國家安全。在他國化百年之后，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時代應該到來了，“游離中國”的社會科學應該“回到中國”。中國思想的“新轉型時代”，即社會科學的自主性時代已經開啟。自主性的中國社會科學無疑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取向，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是“中國的世界”而不再是“世界的中國” 。與此相應，我們亟需構建有中國特色中國元素的社科成果評價標準。
（五）社科成果評價不可過度抬高實證研究方法、實證研究論文及國際發表論文，定性研究不能在人文社科智庫型研究中完全被排除，成果評價應定性與定量結合。實證研究有其科學合理性不言而喻，但實證研究僅作為一種研究方法，一個方面，一種表現形式，不可把實證研究神化為衡量社科成果的唯一標準、唯一形式、唯一方法。實證研究中數量分析還存在各種局限，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如現代主流經濟學家試圖通過數學元素的添加使其變成一門科學，但是過度數學模型崇拜以及對經濟學思想的忽視，使經濟學脫離了現實并且扼制了理論的發展。國外經濟學界對此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又如，西方實證主義法學思潮與流派，主張法學研究與法律實踐強調邏輯、概念、規范、語言分析，法律判決就是將案件事實與法律規范輸入計算機得到計算輸出結果的過程。因其主張排斥法學研究及法律實踐中的價值判斷、社會經驗判斷走向極端而被其他法學流派矯正與融合。所謂不可過度抬高實證方法論文的界限尺度是需要使用實證研究的就使用實證研究，不需要的不要人為用實證研究包裝論文。需要使用量化技術手段方法研究的應予肯定及合理評價，如保險、統計、微觀經濟、金融等等專業領域；不要不分專業領域盲目追風一哄而上什么領域什么問題什么題材都為實證而實證。
人文社科研究中傳統的邏輯、經驗、歷史、文化、社會的研究方法仍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與地位。學術前輩費孝通式的“田間作業”，毛澤東式的跑遍十幾個縣市寫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社會調研功夫仍是彌足珍貴，散發著新的時代內涵。在科學研究方法論意義上，“證偽”并不排斥“發現”，“證偽”與“發現”可以同時并舉。社會科學還有著經世致用、服務國家、造福社會的使命與角色，承載著探索性研究、對策性研究的職責。探索性、對策性研究不可避免包含有模糊性、前瞻性判斷，邏輯推演，經驗型總結歸納，倫理道德價值觀分析等傳統思維方式和研究理念。人文社科研究內容不僅僅是學者書齋中的學術游戲，還應有思想有擔當。應防止社科研究及成果評價過度國際化，對實證方法研究論文及國際發表論文不可不分質量一律奉為“上品”。給予優先特權。合理把握國際化的尺度在于不同學科專業對國際化的要求應有所差別，即使在海外的發表論文仍應客觀評價其質量。
定性評價是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的主流方法，但此方法不可避免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如評審專家的學術視野、價值觀念、知識結構、志趣喜好、人際關系等，都會一定程度影響評價結果的客觀公正性。定量評價可綜合根據發表論著的數量、轉載情況、引用次數、刊物級別、影響因子等設定指標，并對指標賦予不同權重和分值，通過量化指標分值的積累進行學術評價。定量評價具有一定的客觀性，但目前一些地方和高校在評價指標設計、權重系數設置等方面存在不盡如人意之處。為克服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各自的不足與缺陷，可將代表作評價制度作為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相結合的載體，即根據統一的標準，在定量評價的基礎上，由同行專家對代表作進行定性評價。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相結合，可以使這兩種評價方法互相修正、彼此印證，既有客觀的“量”來保證準入門檻，又注重學術代表作的“質”，有助于進一步增強學術評價的公正性和可信度，擠出學術水分，扭轉粗制濫造和急功近利之風。
（六）目前社科成果評價中不能準確反映評價對象的差異性和學術特性，社科成果評價標準應有差異性，社科成果評價指標體系、標準、方法應由單一轉向多元。社科成果評價標準應因專業設置、學科特色而不同，即大學發展戰略的差異化帶來不同學科成果表現形式的差異性，所以帶來不同學科院校社科成果評價標準的差異化。應建立健全分類評價標準體系，針對人員、項目、機構、成果等不同評價對象，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等不同學科領域，基礎研究和應用對策研究等不同研究類型，論文、著作、教材、研究報告、普及讀物、非紙質出版物等不同研究成果形式，建立健全符合哲學社會科學特點的分類評價標準體系。
有的院校優勢在于理論學科基礎研究，有的院校長于應用對策性研究，人文藝術類專業與財經政法類專業考核標準不一，社會科學與理工科考核方法有異。要求地方院校，如師范、輕工、商業、廣告、服裝、餐飲、旅游等專業都以發表純學術論文為評價標準顯然機械呆板。評價指標與方法應與院校自己獨特發展定位及學科特色與優勢相對應與協調。即成果評價指標可以是多元化多種形式，如教學法總結、社會問題調研報告、政策建議、項目咨詢論證報告、廣告、服裝、餐飲、旅游行業產品設計方案等等，應區別對待不同類型的研究成果適用不同的評價標準，應適當增加社科考核指標的社會實踐性、實用性、適用性等考核因素。
目前社科成果僅以發表為標志，論文著述一經發表出版即被認定為成果用于受聘評職稱，這種評價局限于學術圈內仍是自己評自己。學術圈內部評價封閉隔膜于社會或脫離實際。但智庫成果的評價標準有異于傳統學術成果的評價，智庫成果主要以解決問題的方案和對策為主。智庫成果由誰來驗收，何為合格，應由成果采用者評價，即政府或社會組織的標準，智庫成果評價體系的客觀性來自于現實和實際應用。目前已有高校在科研改革方案中明確提出了科研成果評價標準的多元化，如把上報中央和國家部門的內參式調研報告認定為與CSSCI中核心期刊論文成果等同看待，在科研考核、職稱晉升、課題資助、經費資助方面給予優先照顧與獎勵。此做法值得提倡鼓勵，如此政策導向有利于激發教師、科研人員做應用型對策型研究，與智庫成果衡量標準價值取向一致。改變目前重國際輕國內科研成果，成果評估應該只重內在價值、客觀質量及創新程度。成果質量、價值及創新與在何刊發表、以何種文字發表無直接關系。
（來源：作者來稿，昆侖策研究院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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