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今年10月22日是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紀念日，這是一個值得后世隆重紀念的日子。說起長征的偉大意義，無疑是在危難之際保住了中國革命最后的軍事力量，實現了北上抗日的戰略轉移，使我黨我軍又有了蓄勢發展的基礎，長征精神更是成為我黨我軍巨大的精神財富。

正如毛澤東所總結：“講到長征，請問有什么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長征壯舉驚天地、泣鬼神，其意義怎么講都不過分。

但客觀地分析，長征將毛澤東適時推向全黨全軍最高權力中心，才是其最偉大的意義，這一點毛澤東本人自然不便這樣總結。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長征途中紅一、二、四方面軍及紅25軍近30萬人徒步跋涉共經過15個省，進行了380余次大的戰斗，最終僅剩3萬人到達陜北。紅軍長征途中究竟犧牲了多少人？因紅軍一路上不斷招兵、傷亡統計不健全以及資料遺矢于戰火，一直也無法準確統計，許多犧牲的紅軍指戰員連姓名都沒有留下。保守的估計，紅軍長征途中犧牲約在20萬人上下。

所謂時勢造英雄，正是波瀾壯闊的長征如大浪淘沙選擇了毛澤東，毛澤東則順勢而為走向權力頂峰。可以這樣說，沒有長征就沒有領袖毛澤東，沒有毛澤東也就沒有長征的勝利。但是，在黨內軍內群英薈萃，能人多多，排名靠后的毛澤東長征時正是落難之時，為何卻能一躍成為全軍統帥？這是偶然，還是必然？是否有什么內在規律可循？

戰爭年代能打仗、能打勝仗是我軍任用軍事干部的主要評價標準，已經深入全軍官兵心中，逐漸形成強大的共識，這是長征中毛澤東橫空出世的政治基礎和群眾基礎。

戰爭年代，我軍被國民黨軍隊前后戡亂圍剿了14年，其中摩擦打壓了8年，愣是星火燎原，越戰越勇，由弱到強，由小到大，徹底將對手趕到了臺灣島。兩軍對壘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國軍 ”方面能打勝仗的名將鳳毛麟角，寥若晨星，而“共軍”方面猛將如云，謀臣如雨。“國軍”打來打去，“喝洋墨水”的軍校精英也好，軍閥“地頭蛇”也罷，就是打不過一群劣勢裝備的“共匪”，為什么？根源之一就在于兩軍干部路線的根本差異。

號稱八百萬的國民黨軍隊表面一統，實則派系林立，什么中央軍、東北軍、桂系、川軍、粵軍、滇軍、馬家軍……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某種程度上說，國民黨軍隊就是各派系頭目的私產，是摟錢發財的工具，派系頭目使用干部的主要標準是看對自己是否忠誠，聽話要比才能更重要。如蔣介石在軍中用人的標準就是“忠誠領袖”，而且刻意拉幫結派，有親有疏，其親信和心腹主要出自黃埔系和浙江老鄉。這種任人唯親和效忠個人的干部路線，就造成國民黨軍隊高級指揮官中愚忠的庸才比比皆是，一到打大仗打硬仗時不掉鏈子才怪呢。

紅軍在“國軍”眼里是“赤匪”，沒家底，沒外援，但有信仰，有主義，更有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弱小的紅軍之所以能夠在圍剿中戰斗成長，在夾縫中生存壯大，就是靠不斷打勝仗，這是紅軍的立足之本。因此，在紅軍內部，不講派系，不講親疏，誰能指揮打勝仗，誰就能得到紅軍官兵的信任和擁護，誰就能擔任重任。

因此，能打仗、能打勝仗成為紅軍使用軍事干部的主要評價標準，這是紅軍的宗旨決定的，也是紅軍所處戰爭環境決定的，已成為廣大紅軍官兵的共識。紅軍隊伍中許多二三十歲的師長、軍長為何能脫穎而出？就是靠一仗一仗打出來的，林彪25歲就能擔任紅一軍團軍團長，正是得益于我軍的干部路線?？梢哉f，能否打勝仗就是一把衡量軍事干部的尺子，這在紅軍上下已經深入人心，任何不顧惜生命瞎指揮的常敗將軍都是紅軍官兵所不能容忍的，其也不可能待長久。

俗話說：一將無能，累死三軍。共產國際派來的德籍軍事顧問李德在取得對紅軍的指揮權后，面對敵軍第五次圍剿的“鐵桶”陣法，竟使出堡壘對堡壘的愚蠢戰法，不斷指揮打敗仗，打丟了中央蘇區，顯露出其根本不具備統帥之才。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紅軍長征實是迫不得已的突圍大撤退，可剛愎自用的李德仍是昏招連連，紅軍是且退且戰，且戰且敗，湘江一戰，元氣大傷，減員大半的紅軍在幾十萬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之下已是岌岌可危，瀕臨全軍覆沒的紅軍亟待一位稱職的統帥帶領他們殺開一條血路走向勝利，正是這一大背景才使用兵如神的毛澤東脫穎而出。

毛澤東是中共歷史上第一位善于統兵打仗的領袖，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黨指揮槍”、“農村包圍城市”等重大政治和戰略主張，是我軍真正的締造者。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的十幾年，除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短暫任職外，全是“秀才”在掌權，從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到王明、博古、張聞天，一個個不是大學者，就是有留蘇和共產國際背景，寫文章妙筆生花，作報告滔滔不絕，可就是不抓軍隊，不懂軍事，更不會率兵打仗。沒上過大學沒留過洋的毛澤東，在共產國際派眼里就是個“土包子”，可就是毛澤東在1927年“八七”會議上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

之后，毛澤東領導了秋收起義，建立起我黨我軍第一個農村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展壯大了第一支紅軍隊伍——紅四軍。毛澤東極為重視抓武裝建隊伍，通過三灣改編、古田會議，將黨支部建在連上，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基本原則延續至今，毛澤東是我軍真正的締造者。毛澤東是中共歷任領導人中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從實踐到理論解決了“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這一中國革命最根本問題的人。

毛澤東的政治抱負和軍事天才在江西井岡山和贛閩粵中央蘇區得到充分展示，深得根據地軍民的信任和擁戴。毛澤東將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提出符合中國國情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主張，以“打土豪分田地”發動和組織最廣大的農民，不斷擴大紅軍隊伍。毛澤東指揮作戰，從不拘于教條，從不干賠本的買賣，兵無常態，神出鬼沒，以己之長，擊敵之短，總能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戰果。

“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游擊戰里操勝算；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戰人。”毛澤東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將游擊戰、運動戰法運用得出神入化，酣暢淋漓。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蔣介石親自督戰的第一至第三次圍剿被徹底粉碎，根據地地盤越打越大，紅軍隊伍越打越多，紅軍官兵跟著毛委員心里踏實，能夠不斷打勝仗（第四次反圍剿由朱德、周恩來指揮，延續了毛澤東的戰法取得勝利）。因此，毛澤東深得紅軍官兵信任，在紅軍中享有極高的威望。

1931年秋，在打敗國民黨軍隊第三次圍剿之后，中央蘇區已擁有江西瑞金、會昌、尋鄔、安遠、興國和福建的泰寧、建寧、龍巖、長汀等21座縣城和周圍農村，面積約5萬平方公里，人口250萬。圖為1933年6月，毛澤東在瑞金與紅軍戰士合影。

毛澤東畢竟是人不是神，也有犯錯誤打敗仗的時候。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上說：“我是犯過錯誤的，比如打仗。高興圩打了敗仗，那是我指揮的；南雄打了敗仗，是我指揮的……”但是，毛澤東善于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善于總結經驗教訓，善于科學運用戰爭規律，善于縝密分析和判斷，從哪跌倒就從哪爬起來，一仗比一仗打得好，逐步形成高屋建瓴、把握大勢、趨利避害、突出重點的作戰指揮風格。

“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從這一時期的毛澤東詩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此時帶兵打仗的毛澤東是何等的意氣風發，是何等的揮灑自如。

毛澤東選擇了長征，長征也選擇了毛澤東，長征的用人之需和毛澤東的統帥之才天造地設契合在一起，實乃中國革命之幸事

長征之前，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毛澤東在中央蘇區遭到王明、博古的排擠和打擊，先后被撤銷了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周恩來任書記未到任前）、蘇區總前委書記、蘇區中央局常委（分管軍事）和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等職務，失去關鍵的作戰指揮權，剩下一個蘇維埃主席的空頭銜，已遠離中央決策圈。紅軍主力離開中央蘇區前，軍中老弱病殘被精簡，毛澤東此時正患瘧疾，博古、李德把毛澤東當成“包袱”欲留在瑞金，是周恩來和張聞天的堅持，才使毛澤東躺在擔架上開始了長征。假如患病的毛澤東不參加長征，不僅自身兇多吉少（同樣患病的瞿秋白留在蘇區被俘就義），中國革命的歷史肯定也要重新改寫。

紅軍自第五次反圍剿及長征以來一系列慘敗的事實，令紅軍指戰員對李德的瞎指揮越來越不能容忍，黨內軍內的不滿和爭論也越來越激烈，紅軍的出路在哪里？誰能來領導紅軍走出困境？

1934年12月初紅軍湘江慘敗之后，忍辱負重的毛澤東站出來，堅決反對李德去湘西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主張向貴州轉移，經過中革軍委通道會議、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激烈的爭論，最終采納了毛澤東的主張。實踐再次證明，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是正確的，湘西敵重兵布防，紅軍去硬闖必死無疑，而向貴州轉移，敵軍力量薄弱，山高路險敵增援兵力調動緩慢。正是按照這一部署，紅軍在突破貴州烏江天險后迎來一個相對和緩的環境，才得以從容地準備召開遵義會議，進而在組織上根本解決紅軍的指揮權問題。

長征伊始，擔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革軍委副主席、中央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因腹部受炸傷，也躺在擔架上與毛澤東同行。王稼祥在紅軍總政治部就受毛澤東直接領導，互有親近感，兩人一路臥談，議論最多的是不能再讓李德繼續瞎指揮下去。毛澤東說李德是崽賣爺田不心疼，這樣打下去紅軍就會被打光了；王稼祥則認為應該讓不了解中國國情的李德下臺，讓毛澤東來領導紅軍。這不僅是王稼祥個人對毛澤東的推崇，而是代表了紅軍廣大官兵的愿望。遵義會議前王稼祥積極串聯游說，這一想法很快得到周恩來、張聞天、朱德、劉少奇、鄧發、彭德懷、林彪等中央政治局成員和紅軍高級指揮員的支持。應該說，王稼祥為遵義會議勝利召開和毛澤東的上位發揮了重要作用，僅憑此一點，其功績永載史冊。

1935年1月15日遵義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博古、李德的政治、軍事路線受到批判和清算，終止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由張聞天取代博古黨內負總責；會議增選眾望所歸的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分工由周恩來、毛澤東負責軍事（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會后，又增加王稼祥組成周、毛、王中央軍事三人小組（也稱“三人團”），指揮全軍行動。

在長征的危難之時，由誰在黨內負總責，并不是最關鍵和最急迫的，最關鍵和最急迫的是誰能夠帶領紅軍打勝仗，只有在四面圍困中讓黨和紅軍轉危為安的人，才能真正成為全黨全軍的領導核心。所以，1943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回顧這段歷史時說：“遵義會議只集中弄清軍事路線，軍事領導是中心問題。組織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書記而以張聞天（洛甫）代之，因為當時只有如此才能團結我們內部。”正是由于毛澤東不計個人名利得失，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以其非凡的謀略和膽識，才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

毛澤東的上位，既沒有得到共產國際及蘇共中央的支持或提攜，也不是靠阿諛奉承拉幫結派拼權術，更不是耍陰謀鬧內訌搞篡權，而是紅軍官兵的選擇，戰爭的選擇，歷史的選擇。因此，等待毛澤東的不是鮮花掌聲，不是榮華富貴，不是王者之愜，只有血雨腥風，只有關山重重，只有責任如天……

實踐證明，長征選擇了毛澤東是無比正確的，長征不僅取得勝利，中國革命之路也越走越寬廣，中國共產黨建黨僅28年就奪取了全國政權。

我們知道，遵義會議只是賦予毛澤東一定的軍事指揮權（軍事行動仍需周恩來最后拍板），其在黨內排名也在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之后，說白了就是讓毛澤東先試試看，你不能帶領紅軍走出困境，一切職務隨時都會被拿掉。而且，當時在中央政治局、中革軍委中一時尚不完全信服毛澤東的大有人在，如在是否進軍打鼓新場的問題上，毛澤東的部署就遭到多數人的反對（包括朱德、林彪、聶榮臻等），差點被解職。

某種程度上說，毛澤東是被推上中國革命大舞臺的，但毛澤東不負眾望，甫一亮相，出手不凡，在這個大舞臺上將生旦凈末丑演繹得精彩絕倫。“四渡赤水”之戰是遵義會議后毛澤東指揮的首戰，紅軍聲東擊西，縱橫馳騁，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疲于奔命，被打得丟盔卸甲，紅軍一舉跳出重重包圍，從此由被動走向主動。

“四渡赤水”之戰中央紅軍轉戰川貴滇三省，巧妙地穿插于國民黨軍重兵集團圍剿之間，在運動中殲敵3萬余人，取得了紅軍長征史上以少勝多的光輝戰例。對此，蔣介石在日記中不得不承認：“殊為一生用兵之恥”；而毛澤東則說這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筆”。

毛澤東不愧是雄才偉略，在取得四渡赤水戰役勝利之后，率領紅軍將機動靈活的運動戰法發揮到極致，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激戰臘子口，酣戰直羅鎮……總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把蔣介石耍得團團轉，敵人損失慘重，紅軍越戰越勇，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包圍和雪山草地，都擋不住紅軍鐵流奔涌向前。

在長征中，毛澤東不僅統帥軍隊指揮作戰得心用手，與黨內錯誤路線斗爭也表現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再次挽救了全黨全軍。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中共高層關于紅軍下一步的戰略方向發生分歧，毛澤東等主張北進到川西北，進而占領川陜甘；而中央政治局委員、紅軍總政委、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四方面軍主要負責人張國燾卻提出“直取成都，出長江，打到武漢去”的南下方針。

此前，張國燾在黨內軍內的地位與毛澤東不相上下，孤傲和野心讓他根本不服毛澤東；此時，張國燾擁兵自重（紅四方面軍有8萬人，紅一方面軍不足3萬人），不僅拒不執行黨中央的北上計劃，9月9日竟然命令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率右路軍武力解決黨中央。幸得葉劍英及時察覺報告毛澤東，毛澤東急令中央機關、紅一軍團與紅四方面軍迅速分離，北上速出甘南，9月10日脫離險境。

張國燾動武不成，則率紅四方面軍及部分紅一方面軍部隊南下第二次過雪山草地，并在四川卓木碉另立中央，自任黨中央主席。193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陜北作出《關于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張國燾被批判和孤立，毛澤東不斷號召南下的紅軍官兵擺脫張國燾，又巧借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林彪的堂兄）向張國燾施壓，內外交困的張國燾被迫放棄分裂中央，彭德懷受毛澤東之命帶兵將張國燾與紅二、四方面軍隔離，使張國燾成為無兵可用的光桿司令。在與張國燾生死攸關的斗爭中，毛澤東兵不血刃完勝對手。后來，出自紅四方面軍的許世友將軍說:“在黨內，除了毛澤東，誰也不是張國燾的對手。”

張國燾（1897－1979年），江西省萍鄉縣人。1916年，張國燾進入北京大學讀書，是“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1920年10月，創建中國共產黨北京小組，是出席中共“一大”12位代表之一，曾任中共第二、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第五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等職務。1932年進入鄂豫皖蘇區，成為鄂豫皖根據地及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

長征選擇了毛澤東，不僅是選擇了一位能夠駕馭戰爭的軍事統帥，而且同時選擇了一位能夠應對復雜的黨內外斗爭的政治領袖。如果毛澤東不參加長征，也許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等可能會取代李德指揮紅軍作戰，但黨的政治領袖不是說誰干就能干好的，中國革命的復雜程度和中國共產黨面臨的諸多困難，必須由成熟睿智的政治家來領導，否則，中國革命還要走多少彎路才能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好在歷史沒有如果，長征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狂風巨浪中的中國革命航船終于迎來一位能夠駕馭其航程的舵手！毛澤東成為全黨全軍公認的領袖，這不是偶然，而是中國革命的必然選擇。

毛澤東在長征中的作戰部署能夠得以實現，離不開廣大紅軍官兵的堅決執行和奮勇作戰，否則，毛澤東縱是再有本事，也是無力回天。正所謂上下齊心，其利斷金；將士同心，三軍用命。數十萬紅軍將士浴血撕殺，前仆后繼，槍林彈雨擋不住，雪山草地隔不斷，可見紅軍是一支何等意志堅定的鐵軍，紅軍將士又是何等堅韌頑強的鋼鐵漢。長征幸存下來的紅軍將士，日后如燎原之星火，豐禾之種子，更是成為中國革命勝利的中堅力量。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80年前，紅軍在極其艱困苦的情況下長途跋涉兩萬五千里，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奇跡。長征中紅軍所體現的不怕犧牲、艱苦卓絕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貫穿始終的“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追求，既是當年奪取全國革命勝利的精神楷模，也是今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力量源泉。讓我們永遠銘記不朽的長征，永遠銘記英勇的中國工農紅軍，正是當年他們的犧牲和付出，才有今天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強大的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