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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政治經濟學批判

　　復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 陳學明

　　本人今天之所以要在這會上以此為題做一發言，也就是說，之所以要借這一會議鄭重地向學術界發出呼吁“回歸政治經濟學批判”，主要基于以下三點：

      其一，對馬克思主義“真精神”的認識;

　　其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文化批判理論的反思;

　　其三，對當今社會現實對理論的需求的考察。

　　下面，我逐一加以論述：

　　第一，通過對究竟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真精神”，什么才是馬克思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遺產”的不斷探索和領會，我逐漸明白我們必須回歸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我們必須正視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發展有兩次重大的轉折

　　1：第一次重大轉折發生在19世紀40年代未50年代初。

       這是從歷史唯心主義向歷史唯物主義的轉折。在此之前，他們的共產主義的思想和理論主要是從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直接推導出來的。他們運用德國哲學的成就，推測了社會變革的趨向，向當時彌漫著資本主義是永恒的、合乎理性的迷霧的理論界，投入了一道明亮的光。但顯然，當時他們的社會主義的思想還不是科學的，原因就在于他們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觀念主要植根于人本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基礎之上的。19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德國哲學中包括自己身上的唯心史觀和人本主義的影響，完成了從歷史唯心主義向歷史唯物主義的轉折。于是，他們運用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辯證發展關系的方法，把人類歷史的發展看作是一個合乎規律的過程。既論證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必然性，同時也說明了這種生產方式必然被新的生產方式，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生產方式所替代。這一方面從根本上清算了從人的本性、異化及其復歸等來批判資本主義的歷史唯心主義的影響，另一方面把共產主義的學說直接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

　　顯然，看不到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發展的這一重大轉折，百般抬高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的價值，對他們的思想一味地做人本主義的解釋肯定是不對的。但把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發展過程的理解僅僅停留在這里也是膚淺的。實際上，在他們的思想發展進程中，還有一次重大的轉折。

　　第二次重大轉折發生在19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是一個人類社會發展最一般的規律，運用它可以論證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共產黨宣言》正是這樣做的。但顯然，這一最一般的規律是不能直接說明特定的經濟制度的變革和未來新制度的特征的。也就是說，要說明人類社會必然要用社會主義來替代資本主義，除了有賴于關于人類社會發展最一般的規律之外，還得依靠實在的根據，必須把一般的規律與實在的根據結合在一起。當馬克思、恩格斯寫作《共產黨宣言》時，是缺少這種實在的根據的。當時，他們還沒有自己的科學的勞動價值論，更沒有剩余價值理，也沒有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內部結構及其運動規律的全面系統的認識，這表明他們當時對資本主義制度還沒有達到完全科學的理解，這樣，他們所做出的關于“兩個必然”的結論在一定意義上也只能看作是一種科學假設或高尚的價值追求。為了真正達到對資本主義的深刻理解，馬克思、恩格斯開始致力于著重從經濟上研究“這一個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于是就有了馬克思的《1957——58年的經濟學手稿》，特別是有了馬克思的《資本論》。這樣，馬克思、恩格斯的“兩個必然”的結論，不僅有了科學方法論的指導，不僅有關于人類社會的一般規律的支撐，而且還有關于資本主義經濟運動和發展規律的理論基礎。《資本論》以剩余價值理論為基礎把一系列的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展現在人們面前，其中有價值規律、剩余價值生產規律、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規律、平均利潤率的形成以及其趨勢下降的規律等，人們透過所有這些規律，可以深切地知道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如何從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變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的，如何因為自身的逐漸變舊陷入了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境地。正是這第二次重大轉折，使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的結論真正有了科學的依據。對此，恩格斯是這樣說的，《資本論》的以剩余價值理論為核心的觀點，是“馬克思著作的劃時代的功績”，正是這一理論“使明亮的陽光照進了經濟領域”，“而在這一領域中，從前社會主義者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曾在深遠的黑暗中摸索”，“科學的社會主義就是以此為起點，以此為是中心發展起來的”。恩格斯這樣說是有充分理由的。我們這里應當特別注意恩格斯所使用的“起點”和“中心”這兩個概念。

　　恩格斯在馬克思的墓前演說中，對馬克思一生的貢獻做出了經典的表述，提出了馬克思一生的貢獻主要是兩個“偉大的發現”，一是唯物史觀，二是剩余價值理論，還說正是這兩大發現“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以前我們有時候只強調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形成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而忽視剩余價值的作用，這是錯誤的。這兩大發現是一個整體，應當同時強調兩個發現對科學社會主義產生的作用，不能撇開剩余價值理論單純強調唯物史觀的作用。

　　前段時期，我們學術界，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從現代性批判的角度研究和認識馬克思的思想。剛開始時，我們把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理論單純理解為是馬克思對傳統哲學、對形而上學觀念的批判。馬克思成長于一種濃厚的啟蒙精神的氛圍之中，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把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歸結為主要是對傳統哲學、對形而上學觀念、對意識形態的批判，顯然是對馬克思的誤解。后來，我們終于認識到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還應包括對資本的批判。問題在于，我們在看到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有著兩大內容，即對形而上學觀念的批判和對資本的批判時，又把這兩種批判相提并論，不愿承認盡管對形而上學觀念的批判為后來對資本的批判奠定了基礎，但真正代表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的肯定是馬克思對資本的批判。

　　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的歷程是與他整個思想的轉折是相一致的。馬克思青年時期追隨啟蒙現代性，批判專制的德國現實制度，從傳統走向理性的現代是青年馬克思的基本的政治訴求。后來，馬克思很快發現了現代解放的限度，認為現代只是一種政治意義上的形式解放，于是馬克思轉向了批判現代性的立場。可是，當時的馬克思的這一切都是在哲學，尤其是法哲學領域之內發生的。再后來，馬克思轉身了經濟學的研究。馬克思使得資本現代性概念成為一個基本的范疇，現代與資本之間建立起了內在的聯系。對資本的經濟學分析批判實際上就是現代性批判在政治經濟學領域的展開。雖然我們不能說馬克思后來是“擯棄”了早期的對形而上學觀念的批判，不能簡單地說把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化簡為經濟學批判，但馬克思晚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確實構成了馬克思現代性批判的基本維度。

　　我說了上面這一些所要表明的一個核心觀點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是馬克思思想的核心部分，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留給我們最重要的理論遺產。我們千萬不能拋開了馬克思的這一核心思想而侈談什么馬克思主義，更不能用馬克思的其他理論來消解和“矮化”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我們當然不能停留在用馬克思第一次轉折之前的理論觀點來理解馬克思主義，即不能停留在馬克思早期以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為基點的思想上，不能停留在馬克思早期局限在哲學領域對現代性的批判上，甚至我們也不能停留在用馬克思在第二次轉折之前的理論觀點來理解馬克思主義，不能停留在把馬克思說成主要是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最一般的規律，亦即停留在馬克思以“抽象勞動”為核心的現代性批判上。我們對馬克思的理解必須進入政治經濟學這一層面，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把馬克思的《資本論》、《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等著作從馬克思主義中突現出來。

　　這里還順便提及一下，我反對把《資本論》首先當作是一部哲學著作，對《資本論》作單純的所謂哲學的、存在論的解釋， 我們哲學界，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界一些學者正熱衷于做這樣的事。我認為《資本論》主要是政治經濟學的著作，只是它全面貫徹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即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如果把《資本論》主要作為一本哲學著作，甚至所謂存在論的著作來解讀，必然要把經歷第二次轉折后的馬克思的思想重新倒退到第二次轉折，甚至第一次轉折之前的理論觀點上，或者說，必然要用馬克思第一次轉折前的唯心的人本主義的觀點，第二次轉折前雖然是唯物的但缺乏經濟的、實證的依據的歷史觀來曲解《資本論》。我們當然不能這樣做。

　　第二，通過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社會批判理論的反思，特別是對這一理論的實際社會效應的估量，我逐漸認識到是到了逐步擺脫這一理論的束縛，回到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時候了。

　　我們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接受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傳到我們中國國內時，它的主要形象就是一種社會批判理論，而這里所謂的“社會批判”實際上主要是文化批判、意識形態批判、哲學批判。這一理論由盧卡奇等開創，法蘭克福學派繼承和發展。我們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實際上主要也就是研究這種社會批判理論，在我們國內流傳最廣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觀點實際上也都是涉及社會批判方面的。

　　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影響最大的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在概括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特征時講得十分清楚，西方馬克思主義倒轉了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發展路向，即馬克思是從重點研究哲學發展為重點研究經濟學，而西方馬克思主義則是從重點研究經濟學又倒回去變成重點研究哲學和美學，馬克思從以對資本主義的哲學批判發展為主要是對資本主義的經濟批判，而西方馬克思主義則又從經濟學批判重新倒回去變成主要是從事哲學和美學的批判。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特征是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哲學，是一種“哲學的馬克思主義”。應當說，佩里·安德森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征的這一概括是符合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實際的。

　　這幾十年，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從總的來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日益衰落，以至到了在一些名牌的高等院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根本沒有聲音、沒有立足之地的地步，像蔣學模這樣的著名的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者后繼無人。以此相比較，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還比較活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者日子還比較好過。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有很多。20世紀下半葉，特別是20世紀80、9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事件的發生，客觀的真實歷史狀況，似乎構成了對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否證，從而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似乎只能退縮到較為抽象的哲學領域，這當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不可否認，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在我們國內的廣泛傳播是分不開的。也就是說，西方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哲學，把馬克思主義的批判主要歸結為是文化、意識形態批判，對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產生了強烈影響，造成哲學研究“一枝獨放”。

　　西方馬克思主義給了我們“職業”、“飯碗”，但我們還是要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這種文化批判、哲學批判的真正效應做出思考，做出正確的評估。

　　我的基本看法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判、意識形態批判、哲學批判盡管不能說完全沒有歷史作用和積極意義，但從總的來說，這種批判消極面大于積極性。無論是考察這種批判的理論意義，還是估量它的實際效應，都不能不得出這一結論。現實無情地告訴我們，單純地從事文化和意識形態批判，不把這種批判與政治經濟的批判結合在一起，或者說不把這種批判推進到政治經濟的層面，不把這種落實到政治經濟的現實上來，這種批判往往干預我們對社會真正弊端的認識，無法真正抓住社會的要害，這不能實現我們作為批判者的原先的宗旨。

　　盧卡奇開創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當然也開創了這種文化批判、意識形態批判、哲學批判。非常有意思的是，他本人對種批判路向的實質與危害曾經做出過深刻的揭露，這就是他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中對“倫理反對派”的批判。他所說的“倫理反對派”就是那些熱衷于只是從文化、倫理、意識形態上批判和反對資本主義的人。他認為，這些人相信資本主義在經濟上具有生命力，但又認為資本主義還有“壞的方面”，為了希望有一種沒有“壞的方面”、沒有“弊病”的資本主義，他們還從事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有必要為自我堵塞了的客觀革命道路尋找和找到一種主觀代用品”，也就是說，他們求助于倫理反對派這種“主觀代用品”，即僅僅出于倫理、文化上的要求去反對資本主義。他們使自己的行為完全向內，即試圖在世界的唯一剩下不受約束的地方，也就是說，在人本身上改變世界。他這樣說道：“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在考察社會-經濟現實時放棄了對歷史過程作總體的考察，即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方法。任何一個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提出行動問題，他就必然回到康德學派抽象的要求倫理學上去。”

　　2、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著名代表人物阿爾都塞似乎預感到這樣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的批判，熱衷于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批判，與此相應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主要是從事文化批判和意識形態批判的、以人道主義為出發點和宗旨的哲學理論，將帶來什么樣的嚴重后果。阿爾都塞在1967年為他的《保衛馬克思》一書的英文版寫了題為“致我的英文讀者”的“序言”，他在這一“序言”中提出，他之所以要出版《保衛馬克思》這一著作，是為了“對一種特定局勢的干預”，他所說的“特定局勢”是指蘇共二十大以后，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掀起了把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化、致力于對資本主義文化批判和意識形態批判的傾向。他強調，這既混淆了馬克思成熟的歷史唯物主義與青年馬克思的人道主義之間的界限，也混淆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前馬克思的資產階級理論之間的界線，其結果是腌割、葬送了馬克思的真精神。他還預言，這樣做必然產生嚴重的政治后果，使馬克思主義“沒有能力解決自蘇共二十大以來形勢所提出的現實的(其基礎是政治的和經濟的)問題，這樣就產生了用一些僅僅是意識形態公式的虛假‘結論’來掩飾這些問題的危險”

　　3、按照阿爾都塞的觀點，由于這些社會主義國家沒有能力解決現實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問題，而是用文化、意識形態公式的虛假“結論”來掩飾這些問題，所以這些社會主義國家易幟是早晚的事。后來歷史的發展不幸被阿爾都塞所言中。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社會主義國家果真像阿爾都塞20多年前所預料的那樣紛紛垮臺和解體了。至于其原因是不是如阿爾都塞所說的那樣完全是由于喪失了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問題的能力，那是需研究和商榷的。但無疑，阿爾都塞所說的確實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實際上，只要我們認真地、平心靜氣地思考一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判、意識形態批判，以及我們追隨這種批判所進行的哲學活動，所產生的實際的社會效應，不難知道我們是否還應當繼續堅持這樣的理論路向。自從盧卡奇他們開創這種理論路向以后，西方社會已經走過了近一個世紀的歷程。這種文化批判、意識形態批判究竟有沒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觸動了西方社會的根基，包括一些西方學者在內的許多有識之士做出過公正的評論，否定的多，肯定的少。至于我們國內學者受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當今中國社會所展開的文化研究、文化批判，平心而論，其積極意義也十分有限。

　　為什么撇開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單純進行文化、意識形態的批判不能觸動社會的根基，不能抓住問題的要害?關鍵在于，構成社會的基礎的確實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是經濟關系、生產關系，對社會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就是著眼于生產關系的分析，而單純進行文化、哲學的分析，則是游離了生產關系的分析，對社會進行政治經濟的批判，就是著眼于生產關系的批判，而對社會單純進行文化、意識形態的批判，則是游離了生產關系的批判。如果不從生產關系這一社會的根基上來進行分析、批判，走向淺嘗輒止、穿鑿附會，是必然的。這本來是屬于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ABC的觀點，但常常被我們所忘記。

　　這里，我們必須牢記馬克思主義的以下兩條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

　　其一，我們平時所說的“人性”，人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是由人所處的經濟關系所決定的，從而我們必須在歷史形成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整體制約中來分析人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

　　我們在進行文化批判、意識形態批判時，頭腦中總有一個用來評判真假、善惡、對錯的標準。這個標準往往與對“人性”、人的價值取向聯系在一起。問題在于，你的那個“人性”標準來自哪里?如果你放棄了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而只是滿足于哲學和文化的分析，那你必然撇開了社會生產關系，以某種抽象的人性假設為出發點，以此作為評判標準。單純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批判，最后都會變成以脫離社會關系的個人的所謂“理性”作為出發點。

　　其二，政治和法律的制度以及道德規范這些上層建筑都是建立在經濟關系這一基礎之上的，從而我們必須根據經濟關系來理解政治法律制度以及道德規范。

　　對社會進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分析和批判，其對象當然涉及的是政治、法律和倫理等上層建筑領域的現象。問題在于，如果我們缺少政治經濟學的視角，我們在分析和批判這些上層建筑現象時，就往往有可能把這些現象與人的意志聯系在一起，認為它們取決于人的意志，而不是依據作為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存在的經濟關系，來對它們做出說明。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以文化批判、意識形態批判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批判理論”最后之所以不可避免地會有這樣的“下場”，說到底，是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這兩條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

　　第三，通過對中國社會現實的考察，特別是在這一基礎上對中國社會現實的理論需求的考察，我逐漸知道了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對當今中國的至關重要性。

　　我們知道，一種理論在一個社會中的實現程度與這一社會對這種理論的需求的程度是成正比的。我們看到，當今中國存在著強烈的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呼喚。

　　經歷30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當今也面臨著一些急待解決的難題需要解決。兩極分化和生態危機是其中兩個比較突出的問題。這里就讓我們分析為什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才能使我們認識這兩個難題的實質和根源，并且找到如何解決這兩個難題的出路。

　　我們先說兩極分化問題。

　　對于兩極分化在當今中國的嚴重性和在危害性，大家都能看到，問題在于對兩極分化究竟是如何造成的，以及究竟如何加以解決，則智者見智，仁者見仁，大家看法很不一致。

　　比較流行的一種意見是把兩極分化主要視為是一個涉及公平的道德問題。這樣，他們往往是在道義和虛妄的世界里談論中國當前的不公平和兩極分化現象。他們對當今中國的兩極分化現象的分析批判純粹是一種文化、倫理的分析批判。由于他們把研究公正與不公正純粹作為一個倫理道德問題，熱衷于在倫理學范圍內研討公平與不公平現象，從而他們也說順理成章地把解決不公平現象寄希望于人們道德觀念的變革，寄希望于人們良心的發現。在我看來，這是我國多年來遠離政治經濟的分析批判、熱衷于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分析批判的理論路向，在對待兩極分化問題上的自然延伸。

　　事實越來越清楚地表明，只有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才是我們認識和解決當今中國兩極分化現象的思想武器。

　　4、恩格斯曾經這樣說道，“資本與勞動的關系，是我們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資本與勞動”關系理論的提出，使馬克思“攀登最高點”，“把現代社會關系的全部領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覽無遺，就像一個觀察者站在最高的山巔觀賞下面的山景一樣”

　　5、恩格斯說得好，只要我們拿起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核心理論，即關于“資本與勞動”關系的理論來觀察當今中國的兩極分化現象，就猶如“站在最高的山巔觀賞下面的山景一樣”，這究竟是怎么回事，看得一清二楚。

　　只要弄懂了馬克思對雇傭勞動與資本的實質的揭示，就不難理解馬克思何以認為把雇傭勞動與資本結合在一起的那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導致資本家對工人的無情剝削，必然導致資本家與工人的兩極分化。當然，馬克思所說的那種

　　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具有歷史性，即這是屬于資本主義歷史階段的勞動與資本的關系，馬克思所分析的那種勞動與資本相結合的生產方式必然導致兩極分化，是指特定的以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為主要特征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不再是雇傭勞動，勞動力也不再是商品，從而生產資料和貨幣也不能成為資本，這樣，傳統意義上的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基礎，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不可能出現類似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那種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但現實情況是我們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實施與這一歷史階段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只要我們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就必然要發揮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工資形成和勞動力的流動中基礎性調節作用，而這就意味著一方面勞動力又成了商品，另一方面生產資料與貨幣又成了資本。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以及雇傭制度化、契約化，這豈不是使傳統意義上的勞動與資本之間的雇傭關系又得以成立!這樣，我們必然承認，馬克思所分析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出現的那種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在我們這里似乎又再現了。而且從理論上講，既然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成了雇傭關系，那么勞動力的使用價值與剩余價值的關系也成立了，雙方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也成立了。

　　盡管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現階段的那種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即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那種勞動與資本的關系，與馬克思當年所研究的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有著本質性的區別，馬克思所研究的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它具有階級斗爭的性質，它體現的是經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剝削與被剝削的對抗性的階級關系，而我們今天面臨的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更多地體現一種勞動與資本雙方利益的訴求，是在社會主義勞動所有權與資本所有權實現過程中所發生的對立與統一的關系，但是，我們還得承認當下中國確實存在著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我們千萬不能閉著眼睛不看眼睛的事實。我們一方面不能把我們目前面臨的勞動與資本的勞動與資本的關系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混為一談，另一方面也不能回避現實，干脆不重視甚至不承認這種勞動與資本的關系的存在。

　　既然在當前中國還存在著勞動與資本的關系，那么馬克思當年從勞動與資本的關系的角度來探索兩極分化的基本思路對我們就有借鑒作用和啟示意義。只要我們真正從勞動與資本關系的角度去觀察一下當今中國的兩極分化，就能知道這究竟是怎么事。確實，當今中國存在著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行業差距等各種差距，但核心還是勞動者與各種形式的生產資料的占有者之間的差距。可以說，所有差距都是圍繞著“勞動者與各種形式的生產資料的占有者之間的差距”這一“軸心”旋轉。當今中國的要害還在于所謂“強資本、弱勞動”，即當今中國勞動與資本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存在較大差異，而且呈急劇擴大的趨勢。在國家經濟“大餅”擴展時，勞動者并沒有公平地分配到應有的利益，做大的“大餅”主要被資本侵吞了。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因為存在著資本稀缺等因素，分配上向資方傾斜十分明顯，資方經營者或管理者往往通過持股、年薪制、技術入股等形式，把主要利潤圈入自己的口袋，其收入所得遠遠高于普通勞動者的勞動所得。現在是由傳統資本高回報所刺激的高投資推動的快速工業時代，這一時代的格局就是“強資本、弱勞動”，這一格局決定了資本在分配制度中處于強勢，而勞動者無法獲取與其勞動價值相當的勞動報酬。

　　這就是當今中國兩極分化現象的實質和出現的主要根源。不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不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關于勞動與資本關系的理論來觀察和分析，我們能認識到這一點嗎?當然，有不少人出于維護自身利益的原因，是害怕這樣去做的，那則是另外一回事。他們不愿意和害怕運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關于勞動與資本相互關系的理論來認識當今中國的兩極分化現象，并不意味著這一現象的實質不是這么回事，更不意味著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關于勞動與資本相互關系的理論在當今中國沒有現實意義。對于廣大迫切希望消除當今中國的兩極分化現象的人民大眾來說，對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需求，也從來沒有像當今那樣急切!

　　下面再說生態危機問題。

　　對于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現在一些人也熱衷于在道德、倫理的范圍內去認識和解決。隨著人與自然矛盾的不斷加劇，生態倫理學也逐步成為顯學。他們把之所以出現生態危機，歸結于是因為人對自然缺乏道德觀念，即人不把自然作為伙伴，而是作為奴役對象。于是，他們企圖通過道德改革、建立生態倫理來解決所有環境問題。一些人正在呼吁展開一場“將生態價值與文化融為一體的道德革命”，把拯救地球、消除生態危機寄托于人的思想觀念的變革。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這是一種幻想。人們對自然的“不道德”純粹是由他們的某種道德觀念決定的嗎?改變對自然的“不道德”只要建立起某種新的對自然的道德觀就可以了嗎?人對自然的新的道德觀純粹依靠說教就可以建立起來嗎?

　　事實也十分清楚地表明，純粹在哲學、倫理學、文化學的范疇內兜圈子是永遠無法理解當今的生態危機何以如此日益嚴重，也永遠無法知道人類走出生態危機的道路究竟在哪里?

　　我們必須重新回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借助于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來觀察和思考當今的生態危機問題。

　　只要一拿起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這一思想武器，馬上會使我們清晰地看到，造成當今生態危機的根源當然有很多，但主要的根源是資本邏輯，資本是生生態出現危機的罪魁禍首。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不但深刻地揭示和分析了經濟危機，而且也深刻地揭示和分析了生態危機。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是馬克思的政治生態學。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人類反對資本主義的理由不僅僅在于這是一個促使一些人殘酷地剝削另一些人，造成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制度，也在于這是一個促使一些人無止境地盤剝自然，造成人與自然之間對抗的制度。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對資本屬性的分析，闡述了資本在本質上是反生態的。馬克思認為資本有兩大屬性：一是“效用原則”。資本必然在有用性的意義上看待和理解自然界，使之成為工具; 二是“增殖原則”。資本對利潤的無止境的追求決定了它對自然界的利用和破壞也是無止境的。資本的效用原則使自然界喪失了自身的價值而成了一種單純的工具，而與效用原則連在一起的資本的增殖原則，又使自然界的這種工具化變得越來越嚴重。

　　從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對資本的分析中合乎邏輯地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顧名思義是以“資本”為中心的社會，也就是說，“資本”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范疇，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基本建制。資本的效用原則和增殖原則這兩大屬性，實際上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屬性。既然資本由于這兩大屬性決定了它必然是反生態的，那資本主義社會同樣因為受這兩大屬性所支配從而必然與生態不相容。目前所出現的生態問題，說到底還是一個社會制度的問題，即根子就是奉行資本邏輯的資本主義制度，必須把當今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態問題的根源追溯到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離開了資本邏輯，離開了資本主義制度來談論生態問題，肯定是屬淺嘗輒止、管中窺豹、指東劃西。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不但使我們知道，消除生態危機必須圍繞著消滅“資本邏輯”做文章，而且也使我們懂得不能對資本采取簡單的決裂、廢除的態度，即使是已經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也不能完全把資本打入十八層地獄。按照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資本是個社會的又是個歷史的范疇，在資本的概念中既包含著對人類血腥的負面效應，也包含著對人類所帶來的“文明化趨勢”，盡管隨著歷史的進程，它的正、負效應之間的比例正在日益發生變化，即正效應日益下降、負效應不斷增加。只要資本還存在，它必然給我們帶來各種災難，其中包括對自然界的損害，這種災難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人們的存在論處境。但是，資本并不是我們說取消就能夠取消的，只要它的歷史任命尚未完成，只要它給人類帶來“文明化趨勢”的功能尚存，那么就不可能人為地把它取消掉。另外，不可否認，正是資本帶來了生態環境的破壞，同樣不可否認，修復生態環境在一定意義上還得需要資本的力量。既然資本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如此嚴重的后果，那么這一后果當然也應由資本來承擔。如果我們只知道為了保護生態環境對資本一味地、簡單地持否定態度，那么這實際上太“便宜”了資本，它所造成的后果還得由它自身來消除。正因為資本既是造成生態環境破壞的罪魁禍首，同時它能為消除生態危機發揮一定的作用，有人就據此把資本視為是“中性”的，似乎它只是人們手中的一種工具，任由人們處置。這是一種誤解，資本絕不是“中性”的，它在本質上確實是反生態的，人們借助于它來修復與保護生態環境并不表明它的本性改變了，這只是對一種本身是“惡”的東西讓其發揮一定的歷史作用而已。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我們在面對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需要對造成這一局面的“元兇”資本展開斗爭之時，應當持一種謹慎的、復雜的態度。我們對資本加以批判、展開斗爭這一態度是明確的、不可動搖的，但至于如何批判、如何斗爭則必須有一種務實的、科學的態度。具體地說，就是在限制與超越資本邏輯和發揮與實施資本邏輯之間保持合理的張力。這一點，對我們這些已經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來說尤其重要。我們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在限制與超越資本邏輯和發揮與實施資本邏輯之間保持合理的張力，即對資本既要利用又應限制，把資本在實現利潤的最大化的過程中對自然環境的傷害降到最低的程度。對資本的這種正確的、務實的態度當然只有在深刻領會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才能得以確立。

　　我從上面三個方面闡述了當今回歸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必要性。最后我必須作一申明，我所說的回歸政治經濟學批判，并不意味著高度肯定目前在我國經濟學界占支配地位的“西方經濟學”。回歸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回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是回歸“西方經濟學”。我們建議，從事“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學者也對自己的研究的路向與效應做出反思，看看是不是也應當給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定地位，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加以一定程度的靠攏。我們從事哲學、倫理、文化研究的一些學者正在這樣做了。讓我們殊途同歸吧!

　　1、參見胡鈞：《〈資本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核心地位》，載http://www.hcyjw.cn/content.aspx?id=131181293400;林崗：《不朽的〈資本論〉——紀念馬克思195周年誕辰并為〈資本論〉初學者而作》，載《政治經濟學評論》，2013年第3期。

　　2、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商務出版社，1992年，第90頁。

　　3、復旦大學哲學系現代西方哲學研究室編譯：《西方學者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205頁。

　　4、上海社會科學院權衡研究員于2012年5月3日下午在由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等單位舉辦的題為“馬克思主義在當今中國：面臨的問題與挑戰”的馬克思主義論壇上，就馬克思主義的勞動與資本的關系的理論對認識和解決當今中國兩極分化的意義作了演講。這里的一些觀點和材料引自他的這一演講。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