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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經濟學出現邊緣化傾向

　　自亞當·斯密以降，經濟學理論不斷得到豐富發展，經濟思想史學家普遍將這種理論的演進概括為兩個軌道分化，即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以效用價值論為基礎的經濟學。

　　后者經過了多階段演化，在1890年有一個比較大的突破，這就是英國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一方面，是因為社會再生產活動的分工關系深化、勞動生產力大大提高；另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逐漸走向成熟，決定影響經濟活動的因素逐漸得到厘清，歷史的、傳統的、政治的、社會倫理的因素，得到梳理并逐漸被看作是經濟活動的外生變量。馬歇爾所建構的經濟分析主要圍繞微觀的產商行為展開。

　　上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了大危機，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其重點圍繞宏觀總量經濟平衡關系敘述經濟學原理。此后，以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將馬歇爾經濟學的微觀分析內容和凱恩斯經濟學的宏觀分析研究內容整合到一個分析框架之中，并巧妙地冠以一個全新學術名稱——新古典綜合經濟學，一直占據著西方經濟學理論的主流地位。圍繞資源配置的經濟運行分析更多地擬合描述實際經濟運行，因而對現實經濟運行有更加直白的解讀能力。但是，其朝著追求數理表現的學術范式演變，以至于將再生產活動的主體，簡單地歸結為線性的單一取向的“經濟人”，使經濟學排斥了人文理性關懷，落入純粹“工具理性”的分析俗臼。

　　馬克思是政治經濟學的集大成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傳入我國，此后在我國得到了長足發展。但目前，從學科建設、理論傳播、社會影響力等方面來看，也面臨不少問題。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首先是從當時的蘇聯傳過來的。斯大林主持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的引進，給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學科帶來“第一印象”和“初始分析框架范式”。至今，對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還存在教條主義的誤區。而在改革開放大背景下，西方經濟理論的引進和應用，對于我國豐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起了積極影響，但其在討論解讀資源配置、經濟運行等方面產生了對教條化了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沖擊。某種程度上，政治經濟學理論出現了邊緣化傾向。

　　中國經濟奇跡并非得益于西方經濟理論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逐步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選擇資源配置工具手段上，逐步轉向“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的調控作用”，這釋放了生產力，增強了經濟活力。但社會上也出現了一種聲音，即將中國經濟體制轉型的成功簡單地歸結為是西方理論指導，這其實是一種認識誤區。

　　首先，在運用市場手段方面，盡管西方已經有過幾百年的實踐，但說到底，就如何處理好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的資源配置，人類社會實踐的經驗是人類文明共同的精神財富。

　　我們放棄了與戰爭動員的資源集中體制相適應的斯大林主義傳統經濟模式，引入資源約束條件下的微觀自主選擇原則，對于刺激處于閑置狀態的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極大地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借鑒西方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的設計應用，為我國制訂緩和的經濟政策提供了參照。但是，將發展的績效說成是由西方經濟理論指導，就顯得十分簡單膚淺。

　　實際上，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設計，正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最基本理論原則而形成的。在調動勞動者主體積極性的政策設計上，馬克思主義不排斥“經濟理性”的地位，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強調指出“人們所奮斗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有關”。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經濟理論十分重視商品所有者主體的經濟理性和自由主權，以及在這種主權前提下的商品生產者相互之間的競爭博弈關系；它所揭示的價值規律作用機理對于價格信號如何引導資源流動、優化配置，同樣是生動而具有普遍應用意義的。正是基于這種科學精神，才有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和這種決策的科學性。

　　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需要我們去挖掘，對于馬克思主義簡單化教條化，是一種形而上的“迷信”、僵化；那種把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說成是西方經濟理論指導帶來的，也是一種對于西方經濟理論的“迷信”。大量研究表明，2008年最先爆發于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實際上暴露出西方主流經濟理論自身的致命缺陷，過于追求數理嚴密的表現方式，將復雜的社會現象任意裁剪，嚴重地與現實相脫節。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主要假定即“經濟人”假定，已經落后于現實世界的發展。

　　中國實踐積累了大量案例和理論元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長足發展，但與此同時，我國經濟運行中還存在著不少矛盾，迫切需要符合本國國情的理論指導去解決。例如，解決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問題，不能回避歷史因素和體制演進的“路徑依賴”，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地區經濟不平衡是制約解決發展中存在問題的“政治因素”；建設市場經濟體制所覆蓋的就業、養老、醫療等方面的具體到社會階層和城鄉不同人群的解決方案，必須運用政治經濟學思維。面對這些，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不能準確全面地解釋和回答中國經濟問題。可以說，立足于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豐富實踐，需要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

　　中國的實踐已經積累了大量案例和理論元素。從土地革命時期的土地政策的嘗試，到1949年前后的土地改革，新中國成立后的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合作化道路；再到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土地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企業改革中的經濟責任制和經營機制轉換、承包制、股份制改造；職工就業形式的合同制、下崗分流；中央與地方財政的分灶吃飯、分稅制和“土地紅利”的釋放；體制轉軌進程中的“摸著石頭過河”，“雙軌制”、“增量改革”推進；區域改革推進中的特區體制、開發區體制，東部地區率先實現現代化、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地區振興，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在對外經濟交往中，中國從最初的自我封閉和被封閉到上世紀70年代末的對外貿易、開放投資，到21世紀初加入WTO融入國際分工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提出了中國經濟新常態的重要論斷，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5大發展理念，等等。

　　在新中國大地上，我們經歷了如此巨大、繁復的政策實踐和探索。這些豐富的實踐積累，經過多個階段性總結，以中國共產黨的歷次重要會議、重要文件所宣示的理論突破為標志，給既有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注入新的中國元素，也為人類文明體系做出了新的貢獻。正是因為有如此豐富的實踐和經驗積累，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提供充分的素材和案例，我們更應當隨著時代的變遷，在理論上加以再總結、再剖析，加以挖掘、提煉和升華，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理論體系上得以更充分的體現。

　　（來源：《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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