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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中國的報刊、雜志、書籍和網站，大肆詆毀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俯拾皆是，全方位贊揚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文章與書籍充斥著文化市場的各個角落。在這場關乎國家民族前途與命運的輿論戰中，那些站在最前沿大肆鼓吹與宣揚西方優越論與資本主義優越論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

　　這種時代的大趨勢徹底地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和很多中國知識分子一樣，在一片崇洋媚外的鼓噪聲中，我陷入了思想混亂的信仰危機，從一個甘愿為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信念奮斗終生的共產主義者，變成了為西方資本主義大唱贊歌的自由主義者。這一思想轉變最終促使我放棄在祖國的大好前程，懷著對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的熱烈仰慕之情，來到了向往已久的西方“樂土”。

　　然而，百聞不如一見。在西方生活的十多年間，我親眼見證了無數各國移民以及西方普通百姓的凄慘生活狀況。我本人在西方的悲慘遭遇更是迫使我不得不對“姓資”與“姓社”的問題進行痛苦的再思考。我驚訝地發現西方大多數知識分子特別是精英分子都是資本主義制度最堅定的批判者與社會主義制度最忠誠的擁護者。Alan Kahan 在《思想與金錢：知識分子與資本主義之間的戰爭》(Mind vs Money: The War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Capitalism)中指出，在過去的二千五百多年中只有1730年至1830年這一百年間，西方知識分子贊同金錢、商業、牟利等資本主義活動。在絕大多數時間里絕大多數西方知識分子，如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愛因斯坦、羅素、肖伯納、羅曼? 羅蘭、薩特、喬姆斯基等都是資本主義及其所代表的世界體系與價值觀念的最強硬的反對者。作為西方歷史上社會主義思想集大成者的馬克思主義也是誕生于西方的一種學術思潮與政治理論。歐洲是當之無愧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策源地，為早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貢獻了大批英雄豪杰，盧森堡與李卜克內西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用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就爆發在歐洲名城彼得格勒，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傳統上也是一個歐洲國家。

　　當我意識到西方知識分子中占壓倒性優勢的左傾傾向后，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幾乎一邊倒的右傾傾向開始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中國的知識精英們既然整天鼓吹全盤西化，他們就應該以身作則、從我做起，向西方的知識精英學習，大聲為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鼓與呼， 而不是為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制度唱贊歌。我驚訝于那些大力叫囂著讓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與西方“普世價值”接軌的中國知識分子們，自己為何不身體力行地與西方精英知識分子接軌呢?

　　為了搞清這個問題，我決定首先求之于反躬自省。我不斷地反問自己：當我在中國的文化部門學習工作的時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放棄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呢?我希望這樣的自我反思或許會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自由化傾向，因為我的經歷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是相當有代表性的。經過一番深思，我認定我的思想轉變主要是基于我對中國社會廣泛存在的貪污腐敗、行賄受賄、拍馬屁、走后門等社會不公的強烈不滿。這些不公正現象動搖了我的共產主義信念，隨之而來的強烈渴望填補的信仰真空，使我逐漸倒向了瘋狂襲來的右傾翻案風。最初，我對公知們的宣傳還是將信將疑，因為我的大腦還無法完全清除童年時期所受到的關于資本主義腐朽、冷酷的深刻印象。直到1997年當我作為耶魯大學訪問學者初次踏上美國的國土時，我對西方和西方人還是抱著相當強烈的戒備心理。但是，這次短暫的美國之行徹底改變了我對西方世界的看法。在美國我看到的是令我心馳神往的強大的精神文明，我被美國人的文明有禮所深深震撼，我覺得美國人個個都是活雷鋒，我驚嘆這才是真正的禮儀之邦。我被西方文明徹底征服了，從此我成了西方文化的自愿傳播者。我渴望象西方人一樣生活，我再也無法忍受“野蠻”“落后”的中國，最后終于毅然投奔西方“民主”世界而去。

　　然而，當我在西方生活了多年，并親身經歷了種種難以與人言的磨難與痛苦之后，我漸漸看到了西方社會的諸多黑暗面。我看到了西方人隱藏在彬彬有禮的外表之下的自私與殘忍，也看到了西方國家隱蔽在法律與秩序之下的混亂與無序，更看到了西方社會在民主與人權旗號的掩護之下所潛藏著的巨大不公與不義。這些令我震驚不已的社會不公，比我在中國所見到的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若不是親眼所見，我簡直無法相信人心竟可以如此邪惡、社會竟可以如此丑陋。如果說，中國大量存在的社會不公是造成我轉向資本主義的始作俑者，那么，西方更大程度更大范圍存在的社會不公則是促使我回歸社會主義的原動力。很多海外華人也都有著與我類似的心路歷程。加拿大華人“秋念11”在《 不出國，不愛國》一文中說，“如果時間不長，人人會被老外彬彬有禮所征服，比如作家王旭，早年來混綠卡，呆了一陣，感覺好的不行，做文贊頌，但如果十年，或者二十年草根生活之后，知道了白人這主，哪個會愛他們!…… 偶早說過：在美反美，在華反華。焦國標這主，如果丟到美國20年，一定會成為一個反美分子。偶出國以前，喊著：要出國，偶受夠了!出不成國，偶就是另外一個焦國標了。其實焦國標不需要二十年，只要像趙燕一樣被打一頓，兩個小時，立馬立場就是180度了。哪里需要去做美軍導彈下的亡魂呢?”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只有在貨比兩家之后，才會深切體會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無可否認，中國社會還存在很多亟待解決的極其嚴重的社會問題，但是這些問題主要來自歷史上所遺留下來的舊的社會制度與風俗習慣以及在探索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過程中所出現的難以避免的失誤。當今中國廣泛存在的社會不公是完全違背社會主義根本原則的，因而必將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而逐漸消失。但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問題則來源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是資本主義制度正常運行的自然產物。因為這些社會不公是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所要刻意維護的，所以不可能在資本主義制度的范圍內得到解決，反而會隨著資本主義晚期急劇加深的內外矛盾而日趨嚴峻。在這樣的兩相比較之下，我義無反顧地選擇了中國的社會主義。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之處在于，由于缺乏兩種社會制度的深度對比，他們無法充分認識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雖然有著種種不盡人意之處，卻是一種代表人類未來發展方向的、更加優越的社會制度。視野局限于中國社會各種問題的中國知識分子，由于缺乏歷史的、全面的、發展的、世界的和比較的眼光，不僅看不到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也看不到社會主義制度給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廣大人民群眾所帶來的巨大現實利益，甚至看不到自己所屬的知識分子群體自身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受益者之一。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大都來自中上階層的狀況完全相反，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大多數人來自社會中下層。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這場社會主義革命讓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廣大人民群眾翻身解放，才使工人農民子弟中的勤奮好學者也有機會受到中國最好的教育。一個加拿大白人醫生感嘆象我這樣生長在社會底層的人居然能夠拿到中國頂級名校的博士學位并且畢業后在國家級的研究機構工作，他認為這簡直就是一個奇跡。出國前我一直以為我的成功是我個人努力的結果，現在我才明白如果沒有社會主義所提供的制度保證，任何個人努力都不能使我擺脫象我的祖輩一樣在社會底層苦苦掙扎的悲慘命運。只有在消除了剝削與壓迫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千千萬萬個工人農民的子弟才能夠通過個人努力與平等競爭進入大學學習深造。不僅如此，社會主義國家還免費供他們讀大學、碩士、博士，將他們培養成各行各業的專家學家，充分保障他們學有所用，按照他們的教育程度付給他們相應的勞動報酬，保證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由于他們掌握知識，社會將他們視作國家建設所需要的人才，給與他們較高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地位。為了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不僅給他們提供免費住房或住房補貼，就連配偶戶口就業與子女入托入學等現實問題，都在國家解決的范圍之列。所有這一切被中國知識分子視作理所當然的待遇，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

　　資本主義制度不為知識分子提供任何就業保障，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必須在異常殘酷的就業市場上獨自承受自由市場的嚴酷洗禮。在被市場這只無形之手百般蹂躪、戲弄之后，絕大多數人身心俱疲。中南大學文學院副院長閻真教授在其紀實性文學《白雪紅塵》中回顧了自己在加拿大探親、留學期間的悲慘境遇。超乎想象的求職艱辛讓他心生自己“一錢不值，窩囊”之感，覺得自己“人都是個廢人了”。雖然好不容易在餐廳找了個聊以糊口的工作，仍然面臨隨時被解雇的風險。在巨大的生存壓力之下，他感到“幾千幾萬斤壓在身上，我都覺得腰要折了神經要斷了”。更悲慘的是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碩士博士們一二十年如一日寒窗苦讀所學的知識不能用以謀生，又身無其它長技，在申請低級職位時反而競爭不過有著豐富體力勞動經驗與技能的初高中畢業生。即使在餐廳打工、在屠宰廠殺雞，面對低學歷人的領導、排擠、嘲笑與凌辱，他們也只有忍辱負重。個中苦楚，誰人能夠體會?他們所受的教育、所學的知識，非但不能給他們帶來更好的生活，反而令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痛苦與艱難。如此殘酷、荒誕的現實，使得閻真身心飽受摧殘，自尊心、自信心喪失殆盡，精神幾至崩潰。他在書中寫道“內心掙扎使我簡直要發狂，我感到了神經由于過度緊張而快要崩裂。我想象著大腦中那根細細的肉質的線，漸漸地拉緊再拉緊，臨到極限，終于在一瞬間斷裂，發出一聲輕微的脆響。然后，大腦中只剩下黑洞洞的一個空間。”這樣度日如年的生活使他感到在“這里再多呆一年，我得不得神經病也難說”。 三年之后看不到任何出頭之日的閻真再也無法忍受這種非人的生活折磨，毅然放棄綠卡，回到祖國溫暖的懷抱。在社會主義制度所提供的就業保障下，閻真得以擺脫為生計奔波的厄運，一心專注于學術研究。他撰寫的文章、書籍獲獎無數，目前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閻真在中加兩國截然不同的人生際遇，絕對不能被單純理解為種族歧視與文化適應的問題，而是真實地反映了兩種社會制度下知識分子的不同命運。失業與貧窮絕非有色人種與移民的特權，即使是土生土長的白人知識分子也無法逃脫厄運。

　　出于自由競爭的需要以及教育產業化所造成的受教育人口過剩，發達國家的知識分子早已加入了日益龐大的失業大軍。很多卓有成就的西方科學家、藝術家都飽嘗失業的辛酸與無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翰?納什博士及三次獲得奧斯卡獎的著名電影導演李安都曾長期閑賦在家。The American Interest 戲稱自然科學博士學位是通往失業的一條新途徑。更加殘酷的是，有時它還是通往死亡的一條新途徑。2013年1月27日，三十一歲的英國人Philip Eilliott在倫敦跳樓自殺。這位風華正茂的物理學博士畢業后只能在一家電話中心屈就，他因無法接受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而毅然走上了不歸路。其實，不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的博士學位都越來越成為一條通往失業與貧窮的新途徑。根據該文援引的統計數字，25% 的工科博士、40%的文科博士及 75%的理科博士畢業后找不到正式工作。2012年5月一篇題為《如今博士也領食品券》(The Ph.D. Now Comes with Food Stamps ) 的文章爆出大量美國博士畢業生包括大學教師領取政府福利的驚人內幕。文章說在2007至2010年間領取福利救濟的碩士學位獲得者從101,682人增至293,029人，博士學位獲得者從9,776人增至33,655人。文章稱還有很多大學教師因為薪資太低也不得不靠政府福利度日。四十三歲的美國大學歷史教師Melissa Bruninga-Matteau博士每月工資只有區區九百美元，但是光房租一項每月就要花去七百五十美元，迫使她不得不屈辱地靠領取政府救濟為生。

　　更有很多碩士博士被迫從事清潔、保安及餐館等低級體力勞動，造成人才與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據美國勞動統計局公布的數字，美國有5,057個博士從事清潔工作。在西方社會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其中不乏為科技發展與社會進步作出卓越貢獻的人士。被稱作諾貝爾化學獎奠基人的美國人Douglas Prasher由于失業的打擊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為了養家糊口竟成了一名拿著最低工資的司機，落得個債務纏身的悲慘命運。這種理想與現實、付出與收獲之間的巨大落差沉重打擊了知識分子的自尊心、自信心、幸福感與滿足感。我有一個叫Tim的德裔加拿大朋友，名牌大學建筑工程碩士畢業，也一直從事朝不保夕的裝修維修等體力勞動。他的大學教授曾經在課堂上說，他們這些學習建筑的學生中，將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能完成學位，剩下的人中將有三分之一找不到專業工作，再剩下的人中另有三分之一日后將因各種原因離開建筑行業。聰明伶俐、勤奮好學的Tim順利完成學位，經過一番波折之后總算找到了一份專業工作，到最后卻終因無法應對復雜的辦公室政治而成了被迫離開建筑行業的那三分之一。金發碧眼、高大英俊又心地善良的Tim至今仍靠領取政府福利及打零工維生，雖已年過五旬卻仍孑然一身，既無妻兒又無房產。拜資本主義制度之賜，他成了一個徹徹底底的無產者。那根在閻真大腦中由于他最終選擇回國而沒有斷裂的“細細的肉質的線”，卻在Tim的腦中“漸漸地拉緊再拉緊，臨到極限，終于在一瞬間斷裂，發出一聲輕微的脆響。然后，大腦中只剩下黑洞洞的一個空間。”面對如此凄慘的人生悲劇，我常常想，如果Tim生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或者他的父母當年選擇留在東德，他將會有著怎樣截然不同的命運呀!當我在中國從事學術研究的時候，我接觸的西方知識分子大都是哈佛、耶魯等西方名牌大學的知名教授。當時我非常羨慕他們極其優越的工作條件與生活條件，但是我卻不知道他們都出身于怎樣的社會階層，不知道為了得到這一職位他們付出了什么樣的代價，也不知道西方社會還有更多的象Tim一樣在社會底層為生計苦苦奔波的知識分子，更沒有想到有朝一日當我滿懷憧憬投奔西方自由世界后，我本人也會落到如此悲慘的境地。

　　學習實用的建筑專業且對資本主義制度不構成任何威脅的知識分子命運尚且如此多舛，不但無法為資本家賺錢，反而以批判現存社會秩序為己任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則注定要經歷更多的人生苦難。曾獲美國全國圖書獎及普利策獎提名的美國著名詩人艾倫?金斯伯格一生就飽經磨難，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后因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一直居無定所，曾做過各種短工，甚至坐過監牢，進過精神病院。他的成名作《嚎叫》是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知識分子悲慘命運的血淚控訴：

　　“我看見這一代最杰出的頭腦毀于瘋狂，挨著餓歇斯底里渾身赤裸，拖著自己走過黎明時分的黑人街巷尋找狠命的一劑，

　　天使般圣潔的西卜斯特渴望與黑夜機械中那星光閃爍的發電機溝通古樸的美妙關系，

　　他們貧窮衣衫破舊雙眼深陷昏昏然在冷水公寓那超越自然的黑暗中吸著煙飄浮過城市上空冥思爵士樂章徹夜不眠，

　　他們在高架鐵軌下對上蒼袒露真情，發現默罕默德的天使們燈火通明的住宅屋頂上搖搖欲墜，

　　他們睜著閃亮的冷眼進出大學，在研究戰爭的學者群中幻遇阿肯色和布萊克啟示的悲劇……”

　　金斯伯格在另一首名叫《卡迪什》的詩歌中詳盡描述了從俄羅斯移民到美國的母親Naomi在“吃了美國第一個有毒的西紅柿”之后，被“有毒的金錢——神秘的資本主義”折磨至精神失常的慘狀。詩人憤怒地質問“這是什么生活?”難道這就是公知們自己朝思夢想的生活嗎?難道這就是公知們想要強加于中國人民的生活嗎?當我看到那些在中國不肯向權力低下的高貴的頭顱，卻不得不在資本家面前無奈地垂下;當我看到那些在中國不愿通過溜須拍馬而青云直上的高潔之士，卻不得不為保住一個極其低微的職位而奴顏卑膝，我的良心再也不允許我繼續為西方資本主義點贊。面對大量西方知識分子不得不為五斗米折腰、人格被侮辱、尊嚴被踐踏的凄慘生活狀況，我不能不從內心深處發出一聲聲怒吼，詛咒這個造成千百萬人悲慘命運的可惡的社會制度。在這個制度之下，就連人類之中最有知識的人群也不能享受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就連人類之中最驕傲的群體也不敢渴求最基本的人格尊嚴!

　　真正的知識分子與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是水火不能相容的。資本家注重物質生活享受的人生目標與知識分子專注于心靈安寧的人生追求有著天壤之別。資本家謀求個人私利的自私本性與知識分子追求客觀真理的崇高使命可謂南轅北轍。資本家傾力維護現存剝削制度的保守意愿與知識分子批判社會不公、推動人類進步的社會理想更是背道而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只有從事那些能夠幫助資產階級發財致富的職業才能興旺發達。但是，為探索自然界規律及為人類長遠利益服務的科學研究，則由于投資大見效慢等特點而很少有人問津。人文學者致力于社會發展進步與人類終極幸福的艱辛求索，在只知賺錢享樂的資本家眼中自然更是無能之輩的無用之舉。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的資產階級為了吃喝嫖賭可以一擲千金，卻絕不愿意為科學藝術有所投入。與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完全相反，在以金錢為衡量一切價值標準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百無一用是書生。因此，凡是對西方社會有著比較深入、透徹了解的知識分子，都無法為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歌功頌德。那些在中國極力美化西方的公知們之所以對西方贊美有加，正是由于缺乏在西方長期生活工作的人生經歷而無法深刻洞察西方社會的種種弊端。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社會深層了解不足的知識結構性缺陷，導致他們對西方社會和資本主義制度的誤讀。正如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在《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知識分子并不了解真實的西方，他們只是“制造了一個浪漫化的‘西方’來讓中國模仿”。

　　不僅是在國內紙上談兵的中國知識分子，就連很多海外華人對所居住的西方國家也不甚了解。他們中的很多人只是看到西方社會最表層的文明，卻看不到隱藏于西方社會深層的種種丑惡。在西方的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是理工科畢業，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與修養較差，甚至對此毫無興趣，根本不具備全面客觀了解西方社會的知識基礎。在實用主義的影響下，中國人留學也好移民也罷，目的都是為了追求更好的個人生活，所以他們在選擇工作和專業時，選的都是比較好找工作或工資待遇比較高的職業。因此，他們也就不可能看到普通西方百姓特別是底層人民的真實生活狀況。為了在激烈競爭的異國他鄉安身立命，他們在選擇職業時還往往揚長避短地盡量選擇那些與機器和數據打交道的職業，而不是選擇對英語能力與西方社會知識要求較高的與人打交道的職業，更極少有人有興趣去認真了解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狀況。他們人在西方，卻生活在中文環境里，與外語的電視、廣播、報紙、網站基本絕緣，也很少與西方人有工作以外的較深的個人交往，更不會去接觸西方國家的精英分子與持不同政見者。在這種生活方式下，他們即使在西方生活一輩子，對西方社會的狀況也是不甚了了，從而向國內的親友介紹了一個虛假的西方。《你所不了解的西方故事》的作者英國教授戴雨果在接受央視采訪時也談到很多中國留學生覺得西方什么都好，卻對自己國家有諸多不滿，是由于他們對西方社會了解有限。他認為如果他們能夠深入思考，加深對西方社會的了解，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的確，只有那些認真了解西方、研究西方的人，才能洞悉西方社會真相。

　　蘇聯知識分子在這個問題也走過一段同樣的彎路，他們也曾象中國知識分子一樣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美國學者大衛?科茲和弗雷德?威爾在研究蘇聯解體問題時注意到了蘇聯知識分子中的親西方傾向，也驚訝于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蘇聯知識分子轉而信仰西方式的資本主義。他們在《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中深入探討了這一問題，他們指出“蘇聯體制耗費了大量資源，為知識分子們創造了舒適的條件。蘇聯的作家沒必要為了自己的處女作成功發表而飽受冷板凳之苦，學者們也沒必要害怕會在學術兼職的苦海中，在薪金微薄的教學工作中迷失自己，難道蘇聯的知識分子在選擇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時，為了心靈的自由而忘了自己的物質利益?不，許許多多的蘇聯知識分子根本就不認為國家社會主義為他們創造了優越的物質條件。在他們看來，他們的物質條件不管是在絕對的意義上，還是相對的意義上，都要比生活于資本主義西方的知識分子糟糕許多倍，雖然可以免受市場風險的干擾，雖然一般來說工作條件還算不錯…… 蘇聯知識分子不正確地看到，有成就的知識分子的物質條件，一般來說，在西方的資本主義中比在蘇聯的國家社會主義中要高。有人還特別看重西方知識分子致富的機遇。最有成就的西方作家、藝術家和演員能夠聚斂到大量個人財富，而這是國家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個人想都不敢想的。隨著80年代后期與西方的接觸越來越多，蘇聯知識分子越來越樂意會見的，就是那些最有成就的西方知識分子，由此得到的有關西方這一群體的平均生活水平的印象，也就越來越歪曲。……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在1992年俄羅斯開始的向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快速轉變的過程中，最大的損失者要算知識分子，他們一夜之間掉入了自由市場的冰窟窿，因為他們原先的國家支撐體系轉眼間已分崩離析。”[ 大衛?科茲，弗雷德?威爾《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Pp.91-92]

　　蘇聯知識分子在成功地砸了共產黨的鍋之后，也就徹底砸爛了廣大勞動人民包括自己賴以為生的飯碗。我愛人的父母都是在前蘇聯國家光學研究院工作的科學家，對共產黨也是頗有微詞。蘇聯解體后為了與西方資本主義接軌，大量無法為資本家賺錢的研究機構被裁撤、大批研究人員被遣散。在這種時代大背景下，他們也先后被工作了長達十多年之久的工作單位解聘，這使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嘗到了失業的滋味。他們被告知說他們從此自由了，但是沒有人告訴他們伴隨著這種自由而來的將是異常動蕩的為生存而奔波勞苦的后半生。他們從此不得不被迫全力投入到殘酷的生存競爭之中。為了維生他們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卻再也沒有能夠從事心愛的學術研究。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可以想見，中國一旦不幸如公知們所愿發生資本主義復辟，公知們自己很可能就是最大的受害者，故在此懇請公知們不要象蘇聯知識分子一樣害人害己。如果公知們非要砸掉自己的飯碗，完全可以通過移民西方的方式輕易實現這一愿望，但是公知們沒有權利砸掉中國工人階級用千百萬烈士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鐵飯碗。

　　莫里斯?邁斯納在談到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的認識誤區時曾與五四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做過對比研究。他發現五四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雖然也主張學習西方，但他們在高度贊賞西方民主與科學的同時，亦深刻意識到西方帝國主義的威脅以及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弊端，因而能夠識別西方國家內部進步勢力與反動勢力之間的區別，從而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他們雖然仰慕西方發達國家在物質上和文化上所取得的成就，但他們對西方文明的擁抱并不包括與西方科學和民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五四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普遍認為社會主義所代表的才是最先進的西方現代文化。遺憾的是，幾十年后的今天，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卻忽視了西方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所充當的既是壓迫者也是先生的矛盾角色，將西方帝國主義長期壓迫中國的歷史淡化為落后的“黃色文明”與先進的“藍色文明”之間的文化沖突。在對帝國主義問題上認識的失誤，最終導致了他們在對資本主義問題上認識的失誤。[ 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Pp.495-496]

　　中國當代知識分子以精英自居，自以為掌握了西方先進文化，卻對真正的西方社會、西方文化特別是西方精英文化知之甚少。這種無知導致他們大肆吹捧西方的一切，從而不自覺地在國際上成了西方反動、保守勢力的代言人，在中國成了漢奸、買辦和賣國賊的幫兇。與此相反，五四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大都胸懷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豪情壯志，他們出國留學的目的是為了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與文化知識。他們出國后努力接觸西方、了解西方、學習西方。他們本著學習西方的目的而來，卻在不經意間發現了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種種弊端。所以，很多起先積極鼓吹西學的人，在深入了解西方社會后都對西方持愈意強烈的批判態度。有些人回歸中學，如被稱作睜眼看世界第一人的嚴復對自己早年譯介西學的行為深感懊悔，他認為西方“彼族三百年來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歐洲三百年科學，盡作驅禽食肉看”， 而“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另有一些知識分子經過苦苦思索、探尋，對西方文化本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原則，得出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科學結論，意圖將中國帶上社會發展的快車道。通過選擇馬克思主義，這些中國知識分子實現了與西方最先進文化的接軌。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博士, 現居加拿大;來源：新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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