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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吳易風 “馬克思的著作也許從來沒有像當代這樣受到重視”

　　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的廣泛傳播是一個事實。在西方國家，不論是在某種程度上積極評價馬克思經濟學的西方經濟學家，還是頑固地反對馬克思經濟學的西方經濟學家，都必須面對這一客觀存在的事實。因此，當代西方經濟學家中不少人重視馬克思經濟學，重視馬克思的著作，特別是《資本論》。

　　法國經濟學家日阿姆斯在《二十世紀經濟思想史》一書中說：“馬克思的著作也許從來沒有像當代這樣受到重視……馬克思的思想在歐洲大陸長期有效地傳播之后，它的影響中心轉移到了英國，不僅吸引了工黨黨員的注意，而且吸引了激進分子的注意。盡管美國官方人士對馬克思的學說采取敵視態度，然而美國一部分知識分子則以十分嚴肅的態度對待這一學說。”

　　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尤其是馬克思科學巨著《資本論》的傳播，使頑固反對馬克思經濟學的西方經濟學家感受到巨大威脅。

　　薩繆爾森憂心忡忡地說：“約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十億人，把《資本論》看成是經濟學的真理。”

　　薩繆爾森十分害怕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的廣泛傳播，他說：“在世界范圍內”，馬克思主義“在思想史和政治史上起著關鍵性作用”。薩繆爾森尤其害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害怕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成就，他預言：“全世界對中國具有特殊的興趣”，中國如果“能夠成功地在如此貧窮的地區消滅貧困，世界上就會有許多國家和地區想望尋求同樣的模式”，那樣，中國“就將成為世界上左翼運動的榜樣”。

　　面對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薩繆爾森向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發出號召：“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太大，不能聽任馬克思主義者支配。它提供一面可以用來批判的棱鏡。通過這面棱鏡，主流經濟學——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通過分析毫不留情地對其進行審查。”薩繆爾森的這番話，說白一點就是：不能聽任馬克思主義者闡述、研究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西方主流經濟學為了自己的生存，必須肆無忌憚地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起全面的攻擊。

　　西方經濟學家對馬克思經濟學既有“強烈的反感”，也有“清醒的評價”

　　在當代，重視馬克思著作的西方經濟學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經濟學家對馬克思主義懷著很深的階級偏見和政治偏見，對馬克思經濟學懷著強烈的反感;一類經濟學家比較客觀地看待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經濟學做出清醒的評價。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莫利斯•H•多布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家對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有著“強烈的反感”，然而還是有人做出了“清醒的評價”。

　　就像在19世紀末敵視馬克思經濟學的龐-巴維克等人一樣，在當代，階級偏見和政治偏見很深的西方經濟學家，對馬克思經濟學懷著強烈的反感，并進行惡意的攻擊。薩繆爾森、哈耶克等人是對馬克思經濟學懷著強烈的反感的代表人物。不同程度地類似薩繆爾森、哈耶克等人對待馬克思經濟學的西方經濟學家，不在少數。

　　在當代，較少偏見的西方經濟學家能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進行清醒的評價。他們雖然人數不是很多，見解卻有深刻性。羅賓遜、熊彼特等人是對馬克思經濟學進行清醒的評價的代表人物。不同程度地類似羅賓遜、熊彼特等人對馬克思經濟學進行清醒評價的西方經濟學家，雖然目前還是少數，但他們的有根有據的立論明顯地壓倒了對馬克思經濟學懷著強烈的反感的西方經濟學家的斷言。

　　西方經濟學家對馬克思經濟理論的攻擊“只起了顯示這個理論的力量的作用”

　　對馬克思經濟學懷著強烈的反感的西方經濟學家幾乎都知道，馬克思剖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得到的結論，是以鐵的邏輯做出的，而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經濟學科學體系的基礎和出發點。因此，他們為了推翻馬克思經濟學，都想方設法推翻勞動價值論。1868年7月4日，《資本論》第一卷問世還不到一年，一個德國經濟學家就在《德國中央文學報》發表文章說：“駁倒價值理論是反對馬克思的人的惟一任務，因為如果同意這個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認馬克思以鐵的邏輯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結論。”

　　在19世紀末，奧地利學派的龐-巴維克在全面攻擊馬克思經濟學科學體系時，就是從企圖推翻勞動價值論開始的。到了當代，薩繆爾森在全面攻擊馬克思經濟學科學體系時，也是從攻擊勞動價值論開始的。

　　薩繆爾森聲稱勞動價值理論只適用于“歷史萌芽時的伊甸樂園”，斷言勞動價值論對資本主義經濟無用，對社會主義經濟有害，妄自宣告“勞動價值論的終結”。

　　薩繆爾森企圖用“現代觀點”來取代科學的勞動價值論，慣于搞“綜合”的薩繆爾森所說的“現代觀點”，是經過他修補的均衡價格論，他稱之為“邊際成本和邊際效用的綜合”。實際上，薩繆爾森的“邊際成本和邊際效用的綜合”是各種新舊庸俗價值理論的綜合。他從庸俗經濟理論武庫中搬出了所有他認為有用的武器：邊際效用論，邊際成本論，基數論，序數論，均衡價格論，等等。可是，這一切絲毫沒有動搖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而薩繆爾森的新舊武器卻已用盡，技已窮矣。

　　龐-巴維克在19世紀末惡毒攻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制造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三卷的矛盾。與龐-巴維克頗為相似，薩繆爾森在當代惡毒攻擊勞動價值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編造《資本論》第一卷與第三卷矛盾的謊言。對待馬克思，薩繆爾森堪稱為當代的龐-巴維克。這一稱號看來不會使他感到恥辱，相反還可能使他引以為榮。薩繆爾森自稱：“我既然是熊彼特的兒子，那就是龐-巴維克和門格爾的孫子。”不過，應當指出：盡管龐-巴維克和熊彼特、熊彼特和薩繆爾森是師生關系，但是，在對待馬克思和馬克思經濟學的態度上，熊彼特既不同于他的老師龐-巴維克，又不同于他的學生薩繆爾森。后面我們就會看清楚這一點。

　　薩繆爾森等人對勞動價值論和馬克思經濟學的“批判”，竟成為我們國內某些經濟學家的智慧之源。他們模仿薩繆爾森等人，“批判”勞動價值論，“批判”馬克思經濟學，全面轉向西方經濟學。

　　一個饒有興味的現象是，正當我們國內有少數經濟學家否定勞動價值論，否定馬克思經濟學，全面轉向西方經濟學的時候，西方國家卻有一些經濟學家出來肯定勞動價值論，肯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批評西方經濟學。美國有個東方經濟學學會(The Eastern Economics Association)，學會成員是美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在該學會1997年4月3—6日于華盛頓召開的勞動價值論研討會上，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鄧肯•K•弗利在《勞動價值論的最新發展》一文中肯定了勞動價值論。他說：“勞動價值論可與伽利略和牛頓在物理學領域內的哲學的和理論的創新相提并論。”他認為，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都有勞動價值論“這樣一個強有力而又深刻的分析基礎”。可是，現代(西方)經濟學顯然與這樣一個強有力而又深刻的分析基礎格格不入。……它只試圖在浮淺的、表面的供求論框架中來回琢磨。”

　　薩繆爾森不止是攻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而且攻擊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攻擊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和經濟危機理論。薩繆爾森對馬克思主義的全部攻擊，最終都落在馬克思一生中最偉大的兩個發現上，即落在馬克思發現的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上。他把馬克思關于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理論貶低為“社會預言家”的一種預言，甚至是“一種寓言”，把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社會特殊的運動規律的理論誣蔑為“黑格爾式的預言”，“完全錯誤”。(拙文《馬克思經濟學和薩繆爾森〈經濟學〉》對此有較詳細的分析和評論，載《西方經濟思想評論》第一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

　　龐巴維克、薩繆爾森等人懷著強烈的反感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攻擊，除了充分暴露他們敵視馬克思經濟學，絲毫未能動搖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絲毫未能動搖馬克思的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剩余價值論，絲毫未能動搖馬克思經濟學。熊彼特既高明于自己的老師龐-巴維克，又高明于自己的學生薩繆爾森。他懂得，攻擊無損于馬克思，相反，卻顯示了馬克思理論的力量。熊彼特說：“偉大這個詞無疑適用于馬克思……。對于馬克思理論來說，這種非難或甚至精確的反駁，由于不能致命地毀損它，只起了顯示這個理論力量的作用。”

　　馬克思是一位“嚴肅的經濟學家”，“馬克思在許多方面比(西方)正統派經濟學家更得到現代人的共鳴”，西方經濟學家“得向他學習很多東西”

　　能夠對馬克思經濟學作出清醒的評價的西方經濟學家，差不多都認真閱讀并仔細研究過馬克思的科學巨著《資本論》。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間，西方正統經濟學即主流經濟學陷入了“可憐而又可笑的混亂狀態”。

　　這時，西方國家大學經濟系不少學生和研究生的興趣轉向馬克思經濟學。美國學者特納說：“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30年代劍橋大學的學生中是盡人皆知的。……馬克思主義成為可供選擇的經濟學之一，……有人開始思考馬克思主義者考慮到的問題。”

　　羅賓遜從1940年起開始研讀馬克思的《資本論》，她“想看看里面有些什么”。羅賓遜讀完《資本論》后說：“結果我發現了許多東西，他的追隨者和反對者都未曾料到我會發現它們”。

　　1942年，羅賓遜發表了著名的《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她在對馬克思與西方正統經濟學家即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進行比較之后說：“馬克思在許多方面比(西方)正統派經濟學家更得到現代人的共鳴”，馬克思是“一位嚴肅的經濟學家”，西方經濟學家“得向他學習很多東西”。她批評西方經濟學家說：“傳統的理論學派由于拒絕向馬克思學習而顯得極為愚蠢”。

　　羅賓遜指出，馬克思理論的最有價值的部分被西方經濟學家忽視了。重要例證之一是擴大再生產圖式，即經濟增長理論。她認為，第一，馬克思“關心長期動態分析”;第二，西方經濟學“正統派的學院式分析，對此未有貢獻”，至今“這一領域大部分仍未有人耕耘過”;第三，“現代學說(凱恩斯經濟學)則尚未很好地擺脫短期的桎梏”。羅賓遜向西方經濟學家提出的任務是，要像馬克思“關心長期動態分析”一樣，把凱恩斯的短期靜態分析長期化動態化。羅賓遜提出的任務是由哈羅德和多馬等人完成的。后來，羅賓遜追述說：“(馬克思)擴大再生產的圖式，……再次被卡勒茨基所發現，并且用來做為解決凱恩斯的問題的基礎，又被哈羅德和多馬進一步發展成為長期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從馬克思獨立地進行科學拓荒，創立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到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的提出，經歷了大半個世紀。因此，羅賓遜對自己圈子里的同行盲目攻擊馬克思不無遺憾，她說：“假如馬克思曾被當做一位嚴肅的經濟學家加以研究，……那將應該節省了我們大家許多時間。”

　　現在，西方經濟學家不再諱言馬克思在經濟增長理論方面所做的開創性貢獻。例如，英國克魯姆•赫爾姆公司1988年出版的《卡爾•馬克思經濟學》一書就承認存在“馬克思的增長理論”，承認“馬克思是一位增長理論家。”美國著名凱恩斯主義經濟增長理論家多馬承認：“增長模型……至少可以追溯到馬克思。在各經濟學派中，我認為馬克思主義者最接近于發展一種經濟增長的重要理論。”多馬還說：“就我來說，探索一個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增長模型，……并指出它和凱恩斯相應模型的關系，是值得的。”

　　熊彼特對馬克思的評價也引人注目。多布認為熊彼特是一位“清醒地評價馬克思的學術貢獻”的評論家。多布說：“約瑟夫•熊彼特在他的不朽的《經濟分析史》中講到馬克思，‘作為一個整體，他的見解的完整性在每一個細節上，都表現其正確，并明顯地成為所有從事研究他的朋友和敵人領受智慧魔力的源泉’;另一處又說，‘在他的第一卷問世時，在德國沒有人在思想魅力或理論知識上衡量自己能夠反對他。’”

　　有人把對馬克思進行清醒的評價的西方學者說成是“已經馬克思化”的學者。這種說法沒有根據。當然，在一定條件下，有的西方經濟學家有可能轉變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但是，上述對馬克思作出清醒的評價的羅賓遜、熊彼特等人遠沒有完成這種轉變。以羅賓遜為例，她對馬克思作出清醒的評價，并不是要改變自己的階級立場，也不是要西方正統派經濟學家即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改變自己的階級立場，而只是要求她的同行們不要忽視馬克思。羅賓遜說：“我本人也是資產階級的一員，我寫它的目的只是為了告誡我那些資產階級同人們，在《資本論》中存在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對于這些思想他們不應該繼續忽視下去。”特納在對羅賓遜進行深入研究之后也說：羅賓遜“實際上是一個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

　　“把馬克思凱恩斯化”和“把凱恩斯馬克思化”?

　　從20世紀30年代起，西方經濟學界開始出現調和馬克思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傾向。熊彼特在他的遺著中把這種傾向概括為“把馬克思凱恩斯化”和“把凱恩斯馬克思化”。

　　S. S. 亞歷山大的《凱恩斯和馬克思》一文被熊彼特看作是這類嘗試中最有意義的嘗試之一。西方經濟學家戴上凱恩斯主義的有色眼睛來閱讀馬克思的著作，尋找《資本論》和《通論》的“共同點”。關于這一情況，《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一書的作者德賽這樣寫道：“20世紀30年代期間，恢復了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興趣，但這種興趣更多地側重在馬克思的宏觀經濟學貢獻方面。這是因為凱恩斯的《通論》為閱讀馬克思的著作提供給經濟學家以‘一副新的眼鏡’。”

　　羅賓遜的《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書和《馬克思和凱恩斯》一文是20世紀40年代中出現的“把馬克思凱恩斯化”和“把凱恩斯馬克思化”的有代表性的論著。羅賓遜認為，在某些方面，“凱恩斯體系和馬克思體系是一致的”。她說，二者可以相互補充，“馬克思的理論，……是凱恩斯所必須用來補充的，正如凱恩斯的理論是馬克思所需用來補充的一樣。”

　　20世紀40年代以后，英、美等國一些凱恩斯主義者繼續致力于尋找馬克思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一致之處。他們企圖在《資本論》中尋找《通論》的論點，在《通論》中尋找《資本論》的論點。

　　現代西方經濟學家有的在把凱恩斯馬克思化時，把凱恩斯主義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精神近似物”。他們甚至企圖給凱恩斯披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說凱恩斯“同意”、“接受”或“支持”馬克思的許多理論和學說。

　　現代西方經濟學家之所以要把馬克思凱恩斯化，把凱恩斯馬克思化，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和勝利使現代西方學者感到，公然攻擊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莫如歪曲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因此，把馬克思凱恩斯化是一個值得嘗試的手段。但是所有嘗試把馬克思凱恩斯化和把凱恩斯馬克思化的學者，除了一些枝節性問題之外，所持的基本論點都是站不住腳的，用來論證基本論點的論據也是似是而非的。

　　其實，積極參加“把馬克思凱恩斯化”和“把凱恩斯馬克思化”的西方經濟學家并非不知道馬克思經濟學和凱恩斯經濟學的根本區別。例如，羅賓遜在研讀馬克思《資本論》的過程中，她很自然地對馬克思和她非常熟悉的西方正統派經濟學家即西方主流經濟學家以及他們的論著進行比較。通過比較，羅賓遜說：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正統派經濟學之間的本質區別主要有兩點：第一，西方正統派即主流派經濟學家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永恒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馬克思則認為它是從封建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個發展階段;第二，西方正統派即主流派經濟學家認為社會各部分的利益是調和的，而馬克思則認為不勞動的財產所有者和沒有財產的勞動者之間的利益是沖突的。

　　凱恩斯如果還活著，他決不會同意“把馬克思凱恩斯化”、“把凱恩斯馬克思化”。敵視馬克思主義、敵視社會主義的凱恩斯，有著堅定的資產階級立場。他毫不掩飾地說：“如果當真要追求階級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屬于我自己那個階級的利益。……在階級斗爭中會發現，我是站在有教養的資產階級一邊的。”

　　今天，如果“把馬克思凱恩斯化”和“把凱恩斯馬克思化”泛化，那就會是“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化”和“把西方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化”。現在有的經濟學家正在抹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根本區別，只強調二者的“共同點”。其結果，必然是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化，把西方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化。這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新現象。

　　幾點啟示

　　從西方經濟學家對馬克思和馬克思經濟學的論述中，可以獲得一些啟示。

　　第一，在西方國家，馬克思和馬克思著作從來沒有像當代這樣受到重視。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更應當重視馬克思著作和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沒有任何理由把馬克思主義邊緣化。

　　第二，既然西方經濟學界對馬克思經濟學“強烈的反感”和“清醒的評價”并存，我們研究西方經濟學家論著就應當采取分析的態度，區別對待。既不能簡單地全盤肯定，也不能簡單地全盤否定。

　　第三，西方經濟學界有人明確主張西方經濟學家要向馬克思學習，承認馬克思在許多方面比西方正統派經濟學即西方主流經濟學更得到現代人的共鳴。僅此就足以證明，我國少數經濟學家散布的《資本論》“過時論”和“無用論”、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和“無用論”，沒有任何根據。

　　第四，西方學者在對馬克思經濟學進行“清醒的評價”時，仍然保持西方學者的清醒的頭腦和堅定的立場。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對西方經濟學進行全面的評價時，更應當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堅定的立場。那種認為經濟學應當進行“國際接軌”和“國際化”的主張，有害無益。

　　第五，一些西方學者“把馬克思凱恩斯化”、“把凱恩斯馬克思化”，只看到兩種經濟體系都研究失業、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等共同問題，卻完全無視兩大理論體系的立場、觀點、方法的根本區別。如果聽任“把馬克思凱恩斯化”和“把凱恩斯馬克思化”泛化，就必定會得出“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化”和“把西方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化”的有害主張。對這種開始顯現并可能發展的趨勢，不能不保持應有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