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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國際貿易和金融作為西方國家的地緣政治工具，其中統計指標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國際流行的綜合性指標GNP到GDP的演變。

1991年蘇聯解體導致美元霸權最終形成，由此國際貿易的傳統地緣政治意義相對于國際金融有所下降，貿易不再是全球競爭的最有效手段。富有國際金融實務經驗和地緣政治洞察力的廖子光先生指出：“如今，跨國公司以外國子公司的銷售取代出口展開競爭，在全球市場上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功。這造成了國內生產總值與國民生產總值之間的差額。為了掩蓋這個傾斜的‘競技場’和不公平的貨幣制度，國內生產總值作為經濟增長的一種統計方法悄悄地取代了國民生產總值。”（59）（（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紅等譯：《金融戰爭 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頁）

這就是1995年聯合國貿發組織做的事情，而發展中國家對這個小小的統計指標變化的重大經濟和政治含義幾乎毫無察覺，中國正是在20世紀90年代掀起瘋狂地追逐GDP的浪潮的。就像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掩蓋了剝削一樣，國民生產總值“轉化”為國內生產總值也掩蓋了國際剝削，而且引導發展中國家盲目追求GDP，會扭曲其經濟結構，并釀成一系列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具有很大的地緣政治殺傷力。

國民生產 總值（GNP）是指一個國家（地區）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生產的以貨幣表現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總和。國內生產總值（GDP）是指一個國家在本國領土內和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所生產的最終產品和勞務的總和。兩者的關系是：

GNP==GDP+本國得自國外的要素收入—外國得自本國的要素收入

GNP和GDP是按不變價格計算的，這里的要素收入指從國外投資經營中獲得的收入。對于發達國家來說，由于20世紀80-90年代全球化發展迅猛，跨國公司的利潤激增亦即要素收入數字龐大，在發展中國家GNP的統計上相當顯眼；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改用國內生產總值，則跨國公司的利潤則至少暫時躺在賬面上或銀行里，在統計上是屬于跨國公司所在的國家（不是所屬的國家）。

盡管日后這些利潤會轉移出去，但僅此一點在統計上和政治上都有重要的意義。此外，對發展中國家，一般來說本國得自國外的要素收入要遠遠小于外國得自本國的要素收入，這樣一來，GDP就會明顯大于GNP，由此有利于引導發展中國家追求GDP增長。而GDP增長加快，GNP相對降低，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心理滿足和跨國公司的擴張；而前者不過是得虛名而受實害，因為“日益降低的國民生產總值（GNP）正顯著地破壞具有大規模貿易部門的經濟體，包括許多被迫依賴出口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以外國直接投資融資的出口作為唯一的發展方式。”（60）（同上，第46頁）

廖子光披露說，所以美國有關官員一看到最初的有關研究報告的反應是：“哎呀，棒極了！”于是有1995年聯合國機構下令，將使用多年的國際通用的綜合統計指標國民生產總值GNP改為國內生產總值GDP，這種“賬目轉移使得許多處于掙扎中的被剝削經濟體根據統計數據衡量轉而成為新興都市（國家），同時也使當地領導者擁護全球經濟”（61）（同上），以積極參與推動經濟全球化。

“國內生產總值計算的是‘毛額’，因為它不考慮有形資本的貶值和環境惡化，更不用說人力資源的濫用和貶值了”，總之，“在當地精英——被新自由主義媒體稱頌為國家英雄的新型買辦階級成員——的幫助下，位于核心區的富國正在搜刮邊緣區的資源，卑鄙地從當地奴隸式低工資中盈利，而富國卻稱之為從統計數據上看出的邊緣區收益。”（62）（同上）

正因為如此，長期以來盡管中國改革開放成就很大，各級地方政府盲目追求的GDP以兩位數的高速增長，但是由于成本高、代價大，新增社會財富并沒有那么多，加以利潤流失國外較多，被資本和權力侵潤較多，種種原因，使得社會不僅沒有變得更富有，且社會收入差距還是不斷拉大，而辛辛苦苦賺下的外匯多是難以使用的美元紙幣或債券；與此同時，國內資源消耗量巨大，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社會生態日益冷漠，社會道德沉淪、崩解和不安全感等不良社會心理不斷擴散。據計算，“中國每掙得1美元外貿順差，外國對華直接投資就有4美元的回報，而流入中國中央銀行的美元還大都用來購買美國的國債，為美國的債務經濟融資，而不可能在中國國內消費。”（63）（同上，第113頁）

這種發展方式對西方特別有利，而對中國特別有害，所以西方媒體特別喜歡炒作中國GDP增長如何快，何時趕上美國等。例如美國媒體最愛說，中國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G2”、“Cmerica(中美國)”、“中美聯盟”等等，還說出“中美聯姻”這種肉麻的話來，其實是指中國的這種片面追求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方式成為美國和世界經濟的“發動機”，是中國經濟發展同時成為美國經濟的一種融資和輸血機制，難怪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得意地稱“中國是山姆大叔的銀行”，而美國其實更希望中國經濟成為它的“ATM(自動提款機)”。

所以，回過頭看，發達國家的經濟學者、官員普遍有政治經濟學或地緣政治學頭腦，而某些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經濟學者、官員長期以來受到某些庸俗理論和自由主義理論的“去政治化”訓練，這方面的差別很大。其中的原因很多，學術界長期以來流行盲目崇拜美國，不認真讀書，坐不住板凳，喜歡跟風；或者讀得太偏太窄（不讀馬列、不研究經濟史，專攻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如貨幣主義，等等）以及不善于讀書特別是不善于獨立思考，實際上相當于將思維外包給美國，似乎是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