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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4月11日，美國國會大廈前的草坪上聚集了600多位美國人，他們用非暴力的方式高呼民主，抨擊美國的民主制度。參與這次集會的，既有政治評論員，也有演員、導演、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還有一些穿著伯尼·桑德斯的衣服和標志的參與者。這就是在美國這個民主國家發生的“民主之春”運動。這是一場怎樣的運動？有著什么樣的訴求？未來如何？本文即圍繞這些問題對這場運動進行簡單的梳理與分析。

　　一、腐敗民主已成眾矢之的

　　這次被稱為“民主之春”的運動始于此前的4月2日。這一天，150個美國人從費城自由鐘出發，歷時10天，徒步跋涉140英里到達首府華盛頓特區。從4月11日到18日，數千民眾在美國國會大廈前的臺階上，采取了大規模非暴力行動。這個聲勢浩大的運動目的很明確：立即采取行動，結束政治上的金錢腐敗，確保公民的選舉權。“美國人民將不再接受目前的金錢腐敗和壓制選民的現狀”。這一運動的發起者發誓，他們會擾亂那些候選人和政客的資金募集渠道、對腐敗的辯護、新聞發布會，并最終毀掉他們參選的機會。他們號召更多的人加入到運動中來，“奪回失去已久的民主”。根據行動組織者的說法，這將會成為歷史最大規模的非暴力平民反抗。然而，國會以沉默來回應憤怒的人群，而等待這些人們的，是隨之而來的處罰：短短的幾天時間，就有1400多人被捕。

這一運動并非偶然。如果說，上世紀60年代的“塞爾瑪游行”、2014年“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抗議活動等還只是出于種族平等的訴求的話，那么，從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到這次的“民主之春”運動，普通人的力量越來越聚集起來。同時，對美國民主的反抗也越來越指向美國民主弊病的核心：資本對民主的控制。

“民主之春”的發起者看到：“我們的民主危在旦夕”。選舉越來越被富豪們所主宰，看似民主的背后，實際上卻是一場大資本、大財團的豪門盛宴。富豪們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在政治競選時揮金如土，決定誰來主持政府。正在進行的2016年美國大選已經變成了金錢主導、壓制選民的一場游戲。金錢民主的腐敗已經嚴重地影響到了美國民主的核心原則，即“一人一票”的公民平等。在選舉之后，大資本、大財團會繼續操控關鍵問題的改革，包括經濟分配、民主平等、氣候變化、大規模監禁等問題。“民主之春”的參與者們看到，“如果我們不先挽救我國的民主，那么我們根本無法解決目前我國面臨的迫切危機”。

資本對政治領域的滲透形成了積重難返的金錢政治效應，這在美國并不是一個新話題，而是已經成為美國乃至全球政治學、經濟學者的共識。比如，美國著名政治學家邁克爾·沃爾澤就明確指出：“當今美國最常見的無權形式來自金錢在政治領域的統治”。在他看來，財產權力的無盡擴張、富人政治的故事在每個社會階段都在上演或再現，有著深刻的滲透性影響。那些沒有錢的公民越來越深信不疑，甚至成為一種意義深遠的信仰，那就是“政治根本不給他們提供任何希望”。

事實上，美國公民對資本對民主的這種滲透感到無助，變得越來越不相信政治。英國著名政治學者安東尼·阿伯拉斯特早就指出了這樣一個情況：強大的利益集團滲入民主，窮人越來越認為沒有必要再支持民主了。他認為，有大量證據證明這種情況已經在英國、美國這樣的國家發生了。“政治家對安撫富人的熱心，還有財富和政府的密切聯系讓許多社會底層的人確信不值得投票了：‘政治不能帶給我們任何東西’”。

在西方國家，資本對民主的扭曲是全方位的。在《馬克思的幽靈》一書中，法國思想家雅克·德里達就明確指出了這種經濟扭曲民主的表現。他認為，選舉的代表制或議會生活并不是惟一被為數眾多的社會—經濟機制所扭曲的，但是，它在一個極度混亂的公共空間中的動作已越來越艱難，這種混亂不僅是由電視技術的傳媒工具、信息與通訊的新節奏以及各種設備和后者所代表的各種勢力的速度造成的，而且它因此也是由它們所挪用的各種新模式、它們所產生的事變和事變的幽靈性的新結構造成的。

　　擁有強大經濟資源的資本家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可能不控制民主，讓民主為少數有錢人服務。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戴維·施韋卡特，在《反對資本主義》一書中列舉了金錢控制民主程序的七條渠道，比如設立私人基金和機構、圓桌會議、動員媒體、制度性的廣告宣傳、賄賂政客和其他政府官員、為競選運動提供大筆資助、雇用專業說客向獲選官員施加壓力等等。有的時候，這些方法是單一使用的；更多的時候則是混合在一起使用的。這些方法足以筑起堅固的壁壘，以保證資本對民主的絕對控制。這些方法都體現為一個特征，那就是金錢侵蝕下的民主，而這也正是此次“民主之春”運動的矛頭指向。

　　二、對民主人民性的基本訴求

　　面對資本對民主的全方位滲透，人們不但開始思考，而且越來越通過行動把這個問題提升到了公開辯論的高度。

與這次“民主之春”運動相聯系的，還有規模龐大的全民動員“民主覺醒”，它與“民主之春”有區別，但又緊密相關且相互支持。這一運動包括游行、宣講會、直接的運動訓練、爭取民主以及其他一些試圖喚醒國會的良心的非暴力運動。然而，國會對其沒有采取任何行動。“民主之春”運動可以說就是針對國會的這種無動于衷采取的一場運動。“民主之春”的領導人聲稱，我們對國會的共同要求是，立即采取行動，結束政治上大財團的腐敗并確保選舉的自由與公平，使每位美國公民都擁有平等的話語權。這直接落實在一些具體的要求上，比如，實現健全的市民資助的選舉、反抗壓制選民、授予市民普選權等要求。“民主之春”運動預備了至少4個被認可的改革法案，包括要求通過投票權推進法、通過選民授權法、民治政府及公平選舉法令等法律提案，甚至提出全民民主的憲法修正案。

在“民主之春”運動中，人們發布了《平權宣言》作為這一運動的指導。該宣言宣布：“我們的政府在政治上應免于大財團的腐敗影響，而全心全意依靠人民。我宣布我支持興民主、反腐敗的改革，包括投票權保護、公民導向的選舉以及修訂憲法推翻公民聯盟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根據這一宣言，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運動的訴求非常明顯，那就是興民主、反腐敗，其直接目標是反對金錢政治和腐敗選舉，最終的目標是實現民主的人民性。

此次運動將矛頭直接指向金錢政治和選舉腐敗。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民主之春”運動采取了“授權+破壞”的雙重策略：從正面來看，他們要支持那些擁護人民選舉的候選人，擁護那些簽署宣言的人作為改革的領導人；從負面來看，他們會揭露那些拒絕簽署宣言，仍然試圖捍衛腐敗政治制度的人。這些行動包括擾亂募捐活動、辯論、新聞發布會以及競選活動，最終會毀掉他們參選的機會。他們警告那些維護金錢腐敗和壓制選民的人，會讓他們“付出政治代價”。

“民主之春”運動表現出了民主人民性的傾向。這場運動不是任何政治候選人或黨派發起的，甚至與之沒有關聯。同時，這一運動也超越了意識形態，既不是進步的，也不是保守的運動，發起者們將之界定為一個“美國運動”，號召所有人共進退，無論是進步主義者、保守主義者、共和主義者、民主主義者、獨立自主者、還是自由主義者，只要他們“希望政府對選民而不是大財團利益負責”。這次運動由120多個組織聯合發起，其中包括“能源行動聯盟”、“零售商、批發商和百貨公司聯盟”、“美國學生聯合會”、“美國告急”、“民主很重要”等組織。

“民主之春”運動有著明確的計劃，非暴力反抗運動只是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就是發起簽名支持，將《平權宣言》發送到各個州，敦促候選人宣布對民主改革的支持。第三階段會讓候選人做出選擇，是站在人民的一邊，還是與億萬富翁競選的贊助方站在一起。第四階段直接進入“授權+破壞”的環節，將支持那些簽署宣言的人，揭露那些支持腐敗的人。第五階段就是發起一個運動，使2016年選舉在民主和富豪之間做出選擇，為推動2017年的根本改革創造條件。“民主之春”的參加者們試圖通過他們的努力，把2016年變成一次公決：美國的民主是為“每個人服務的民主”，還是“為少數富人服務的財閥統治”！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民主之春”運動尋求在更廣闊的范圍內產生影響。根據運動組織者的計劃，“民主之春”下一步會形成一個新的運動組織，引領具有獻身精神的領袖們組成“國家協調委員會”，這些領袖對這場斗爭充滿了激情。

　　與其他美國民權運動一樣，“民主之春”主張“非暴力”的解決方式。運動的組織者承諾不會使用暴力，無論是語言上還是身體上；不會破壞或損壞任何財產；不會攜帶武器或任何形式的物理防護用具；不會戴口罩或任何遮住臉的物品。

　　三、西方民主改革的渺茫前途

　　應該說，“民主之春”運動的組織者仍然對這個國家抱有希望，希望通過號召廣大公民行動起來，為實現真正的民主做出努力。然而，就美國民主目前的情況來看，民主改革的前途是渺茫的，看不到希望。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生前就指出了美國政治的諸種不民主之處，同時，他也對改革政治制度以推進民主表示非常悲觀。他曾經跟自己的學生講，他這輩子是看不到美國民主改革的可能性了。10年前的預言不幸言中，直到今天，美國的民主改革仍然是遙遙無期。

“民主之春”運動可以歸結為一場資本與民主之間的較量，大財團、大資本對民主的控制是其直接的表現形式。由此出發，我們可以總結出四種可能，即：從民主對資本主義的作用來看，民主既可能支持資本主義，亦可能顛覆資本主義；從資本主義對民主的作用來看，資本主義既可能支持民主，亦可能顛覆民主。在沒有任何限制性條件的情況下，這四種可能都是理論上的；然而，在特定的條件下，這四種可能性又都有轉化為現實的可能性。

在一些自由派看來，除了資本主義，沒有什么能夠同現代民主契合的經濟體制，甚至可以說，沒有這種資本主義制度，民主是不可能的。自由派學者哈耶克、路易斯·哈茨、彼得·伯杰等都對資本主義與民主之間的關系持樂觀態度。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是民主的基礎，民主與資本主義是相輔相成的，資本主義與其廣為散布的精神一起必定是民主的。哈耶克指出：“如果‘資本主義’在這里意味著建立在自由處置私人財產基礎之上的競爭性制度，那么更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只有在這種制度下，民主才是可能的。”

然而，人們看到的事實是，民主越來越受到資本的控制。多數學者看到，作為經濟規則的資本主義與作為政治規則的民主制度存在著沖突一面。從資本主義與民主之間的關系出發，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指出了兩者之間關系在當代社會的尷尬局面：我們生活在一個資本主義的時代，從這個意義上講，那個曾經似是而非的經濟模式從赤裸裸的非規制的資本主義發展成為混合的資本主義；同時，我們還生活在一個民主的時代，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哪個政治領袖或是政治活動家無所不用其極地呼吁民主。因此，民主為我們所欲，而資本主義又是我們已經得到的；然而，資本主義民主卻并非輕而易舉，讓人歡欣鼓舞，甚至可能不是一個可以長治久安的混合。

在資本主義與民主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盧梭就認為私有制破壞民主并導致專制。他指出，隨著私有制的出現，貧困、兩極分化、奴役和不平等就產生了，并開始了對財產和財富的濫用。從富人對財產的暴力占有中產生出了對所有權和不平等的法律確定。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阿瑟·奧肯在其著作《平等與效率》也指出，由于平等和效率之間的沖突始終是不可避免的，僅僅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和民主的確是一種最不可能的混合物”。

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曾經指出：“由于資本主義經濟服從的是自身的邏輯，因此，它不會立刻就接受這些要求十分嚴格的前提。”這實際上明確地指明了美國“民主之春”的結果。試圖使大資本、大財團放棄對民主政治的操控，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資本橫掃一切的社會中，一切都被裹脅在金錢里，任何反抗看起來可能都是無益的。

民主派最擔心的是資本主義的力量過于強大，而使民主規則發生扭曲。資本有著自己的規則和傾向，追求資本效益最大化，在得不到有效制約的情況下，它必然會侵入政治領域，甚至破壞人民主權，侵犯多數原則。正如埃及學者薩米爾·阿明指出的那樣，“民主正被掏空了一切實質內容，而落入市場的股掌之中”。這可能正是“民主之春”的組織者所看到的，而“民主之春”所反對的，正是資本對民主的這種控制。

那么，民主有沒有可能擺脫資本的這種控制呢？答案是否定的。在資本的強大壓力下，民主一定會被控制。美國學者愛德華·路特瓦克把經濟自由主義視為一部公眾利益和民主的絞肉機，這部絞肉機同經濟全球化的力量結合在一起，產生了一種“渦輪資本主義”。本來，在民主的控制下，資本主義是一種受控的資本主義；然而，現在，資本主義卻視金錢為宗教，一味地追求暫時的經濟效益，以資本淹沒民主，不僅使自身失去控制，而且使社會失控。不僅如此，人們還看到，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這種渦輪資本主義走出西方國家的范疇，正在征服全球。

資本對政治的過度介入實際上成為一場“政治私有化”的過程，它必然會帶來民主的失落。在資本主義國家，資本規則是最根本的游戲規則。私營部門必然會把目標鎖定在贏利上，一旦任由他們進入政治領域，掌握制定規則的權利，這些私營部門就一定會利用自己的權力去壟斷或者維護自己的地位，民主也成為一項可以買賣的權利。盡管這些私營部門可能會以各種社會責任，甚至是道德責任的方式來掩蓋這一事實，制造幻象，但其本質是不會改變的。

馬克思很早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現代的資產階級財產關系靠國家權力來‘維持’，資產階級建立國家權力就是為了保衛自己的財產關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頁）說到底，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權力只是資本的工具，它的民主也只是資本規則的附庸。這種政治經濟的復合建構注定了“民主之春”前途渺茫，脫離大資本控制的民主在美國現今的條件下是不可能的。

（作者系天津師范大學教授；來源：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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