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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再度強調黨對企業的領導，這極其可貴，也大有必要。但對黨在企業的主責只是定位于把握政治方向和抓好廉政建設，而忽視了黨在企業還能作出更大作為，即在全面發展人與打造文化軟實力上黨能起到任何組織都難以替代的作用。打個比方，“把握政治方向”只能使黨在企業起著舵手作用，“抓好廉政建設”只能使黨在企業起著保健師的作用，而發揮黨在“全面發展人與打造文化軟實力”上的作用，則能為企業創造出最核心的競爭力和源源不絕的發展動力。

何謂全面發展人？它是馬克思發現人具有“社會人”屬性后提出的概念，有孟子所望的用“仁智勇”三德培養人產生大丈夫人格之意，也有彼得·圣吉所望的用“學習型組織”實現“人的發展和提高人性修養”之意。包括實現人的智力和體力的發展，也包括實現人的品行、能力和志趣的提高。可謂是旨在提高人的素質并增強人的勞動技能與合作愿望，亦可謂是為了開發人力資源。

何謂文化軟實力？它是潛藏在人們心里的行為準則與精神追求，是要靠正確思想引領、弘揚真善美并能夠合理滿足人的多層次需要才會迸發的。是向心力的紐帶，是產生凝聚力與創造力的源泉。對人的發展能起著催化作用，對社會和諧能起著滋潤作用，對硬實力效用能起著激增作用。如今每個現代化國家都把文化作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而每一個現代企業更是把文化軟實力看得比物質硬實力還重要、并視之為企業最核心的競爭力。

我們黨就能夠在這些方面做出作為。歷史唯物主義者認為，人的全面發展是推動人類社會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根本動力，故黨重視全面發展人。毛澤東主席指出：“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故黨又重視文化。

至于全面發展人，馬克思認為私有制和絕對分工都會有礙人全面發展的，甚至認為，只有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夠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而我們的黨沒有教條，沒有畏難而退。或許是更堅信“人民是推動發展的根本力量”，乃至認為“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故更注重在全面發展人上找突破。或許還因為很看重“心之力”，并深以為“力量的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故又很重視文化。因此使得黨，不論在軍隊、還是企業都認為，“人”比“資產”更寶貴，“心力”比“物力”更重要。故要求：在處理人與物的關系時，把“人”放在第一位；在處理干部與群眾的關系時，把群眾放在第一位；在處理任務與人心的關系時，把抓人心放在第一位；在處理引導人與控制人的關系時，把引導人放在第一位。還主張政治平等、經濟公平、管理民主，并以集體主義為主線索打造團體文化。

回想人民軍隊，為確保這“四個第一位”的落實，三灣改編把“支部建在連上”，以使管理能人性化；古田會議確立了“黨指揮槍”的領導體制，以維護人權高于物權、民權高于官權、并能為大多數人謀利益；此外，還成立了“士兵委員會”，讓“員工參與”；把先進分子發展為黨員，要求其成為共同事業的宣傳者、發動者、先鋒隊、作戰隊；廢除了“雇傭制”而“合伙制”，以官兵平等、經濟公平、管理民主為原則改進人際關系，也可謂是在改進生產關系；還廢除了舊軍隊以“胡蘿卜加大棒”治人的粗放管理模式，而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誘之以利、約之以法。1949年底至1956年、1962年底至1966年初，我們的企業也是照這樣做的，故也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強，也能從勝利走向勝利，乃至相信在黨的領導下，什么人間奇跡也是能創造出的。如今，大凡以人為本且重視文化的企業，或按照現代管理思想創新制度的企業，莫不是照這般與時俱進的。

黨所以能夠全面發展人，可謂是對馬克思相關理論創造性地運用并注重德治而實現的。黨所以又能夠打造出文化軟實力，可謂是通過“黨建”與生產關系的改進、并在此之上結構出比“學習型組織”還能夠以文化人的管理模式而收獲的。正是如此，黨能夠把奴隸培養成將軍，在硬實力遠不及敵人時能造就天下無敵的人民軍隊。正是如此，黨在企業也得以全面發展人，也能出一個個王進喜式傳奇人物，能產生“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大慶精神。或許有人已不以為然，甚至要說，我們根據“現代企業制度”：在處理人與資產關系時，把資產放在第一位；在處理干部與群眾的關系時，把干部放在第一位；在處理任務和人心的關系時，把抓任務放在第一位；在處理引導與控制人的關系時，把控制人放在第一位。乃至只關重資產增值而從不關重人全面發展，只就經濟論經濟而不抓文化，甚至不讓黨進入企業管理核心層，不是也得以發展了？誠然如此，這何嘗不是有賴硬實力和“胡蘿卜加大棒”出生產力的？何嘗不是得益于出現潮涌般的未來怕不會再有的人口紅利？何嘗沒造成一代人用掉N代人資源的浪用？據2013年IMD國際競爭力排行榜得知，我國“雇員生產率、創新力與稱職度”已由1995年初次參評在全球居中降至如今倒數；還據筆者所知，我國建筑業的百元工資含量已由1990年代不到9%升至如今35%。這何嘗不是由于我們的企業不重視全面發展人與文化所致？

“管理理論之父”法約爾說：“管理職能只有通過組織才能貫徹，只對人起作用”。那么通過何種組織才能使管理對人起作用？現代管理奠基人巴納德就此說：“‘正式組織’是保持秩序與一貫性所不可或缺的，而‘非正式組織’是提供活力所必需的。兩者是協作中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兩個方面”。即巴納德認為，只有這兩種組織并肩合作，才能使管理對人起作用。為此，日本企業將從前視若“仇敵”的工會變成“朋友”，以求“非正式組織”與“正式組織”攜手合作，進而望管理能對人起作用。然而日本工會怎具有把出資人、管理者、勞動者捏合成一家人的能力？怎具有把先進分子培塑成為“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隊”的能力？還怎具有“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的能力？

美國有人研究“集體行動困境”時發現：“不同文化的社會中都有一些利他主義者，但是為數少于1%。一個群體或社會中若有3%的利他主義者，這個社會中的風氣和行為規范就會出現可喜的變化”。我們企業依靠黨組織“修身律己、齊家暖人”，何止能產生3%的利他主義者？

與馬克思同為社會學家、經濟學家與法學家、思想大不同于西方主流經濟學、故此被美國奉為“現代管理學之父”的德魯克說：“對管理的適當定義只有一種，那就是讓人力資源充分發揮生產力，這也將日漸成為取得競爭優勢的不二法門”。那么除了我們黨，還有誰更有能力讓人力資源充分發揮生產力？德魯克在美國企業“泰羅制”“科層制”而發展難以為繼時還說過，只有將文化與管理結合起來，才能夠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那么除了我們黨，還有誰更能夠把文化與管理結合起來？

了解中國現代史者皆信，辦好中國的事關鍵靠黨。而辦好我們企業的事，何嘗不也要靠黨，但有人還以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為由排斥黨對企業的領導。那么何以才堪為內行？再看德魯克的見解：“企業是一種人的組織，一種社會的組織，作為一門學科和實踐方法的管理，處理的是人與社會的價值”“管理者付諸實踐的是管理學，而非經濟學”。由此，還能說黨領導企業、特別在管人方面是外行？其管理上所攢的學問還不及剛興起的管理學？

德魯克還說過。當今企業間的競爭，不是產品之間的競爭，而是管理模式的競爭。而我們黨基于“黨建”與生產關系改進，就曾創建過他國企業無以能創建的管理模式。德魯克生前還預言：“21世紀，中國將與世界分享管理奧秘”。那么是學“泰羅制”“科層制”而現代企業制度得以讓世界能分享到中國的管理奧秘?還是在既往經驗之上與時俱進得以讓世界能分享到中國的管理奧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