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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本文意在：一是為我國農村現代化找出正確的實現途徑。二揭示何種企業制度才堪為現代企業制度。三堅定國人對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與人種自信。

吾輩、乃至我們的父輩，都曾有過兩個夢想：一是20世紀末我國得以實現四個現代化，二是能看到祖國早日統一。那么，20世紀末我國能不能實現四個現代化？筆者認為，未嘗不可。那又為什么沒有如期實現（四個現代化實現了，祖國統一想必也會水到渠成）？筆者認為，主要歸咎于如下原因。

一、未將城市工業化適時向農村擴散所致

現代化的內核就是工業化。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核心任務也可謂是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為此，1979年前：（1）致力于消除“一窮二白”（窮，指沒有工業化基礎，農業基礎也很弱；白，指白丁多，科技與文化都很落后），以求沖破小農經濟的桎梏和讓我國能向工業化邁進。（2）踐行“一體兩翼”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一體，是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兩翼，是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求通過改革生產關系而促進我國工業化、乃至現代化早日實現。（3）用三年時間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4）用二十余年建成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同時還解決了“農業基礎也很弱”的問題、摘掉了“東亞病夫”和文盲大國的帽子，并還建成了雖是為了備戰，但也可用于拉動邊遠地區乃至農村實現工業化的“大三線”“小三線”。1979年前，我國可謂是提前量完成了四個現代化兩步走的第一步戰略目標。

1979年的我國，如基辛格說:“中國以世界上六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除農業與科教文衛領域出現了“新四大發明”（雜家水稻、漢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島素、復方蒿甲醚）、嬰兒成活率從20％上升到70％、人均壽命由35歲增加到68歲、識字率由20％上升到80％、糧食開始自給有余、科技綜合水平與發達國家只差15-20年（有的已超過美蘇）、人口紅利讓來華投資商驚喜不已等等外，航天工業、航空工業、核工業等都躍居世界第三，兵器工業、船舶工業、機械工業、石油工業、化學工業等等都位居世界前列，工業產值占工農業生產總值已到73.4%。對此美國學者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書中如是說：“到1980年，中國的工業規模已經超過世界老牌的工業強國英法兩國，直逼在西方強國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耶魯大學教授莫里斯•邁斯納通過大量研究作如是結論：“毛澤東時代為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此時，我國工業化如能向農村擴散，退一步說,或支持村鎮發展企業，或在行將“關停并轉”十幾萬家國有企業并讓數千萬產業職工下崗時，將之遷到農村并加以扶持，想必我國農村已都能邁進工業化門檻，進而也不至于如今還普遍存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三農問題。

20世紀國家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都較為成功的日本，就是因此而取得突破的：（1）日本自20世紀50年代，即剛從二戰廢墟爬起來，就將城市工業化擴散到農村，此時其工業化程度可以說絕不在1979年的中國之上。（2）極力為中小企業到農村發展創造條件并提供各種政策和資金支持，使之能成為帶動農村工業化的中堅力量。（3）完遂了“以企帶農”，主要表現在：一，就地吸收農民進廠做工，并使其人力資本得到晉級；二，使農村有了遠非傳統耕作可比的經濟來源；三，帶動農業實現了產業化經營；四，帶動農村實現了城鎮化；四，帶動農民的價值觀念也能由傳統向現代轉變。（4）日本的跨國企業，多是靠組裝價廉物美的零部件而興起并走向世界的，而這些零部件主要是分散在農村的中小企業提供的。特別值得一提的，雖然日本沒有與我國一樣對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但企業制度創新——即長期雇傭制、年功序列工資、內部晉升制、稟議制、內部工會制、甚至也主張“兩參一改三結合”等等，也能改進生產關系，也因此促進了中小企業能立足農村發展。除此之外，也進行過土地改革、建立農村合作社，并重視保護農民利益（甚至以我國4倍的價格收購糧農的糧食）。結果到80年代，其農村基本實現了現代化，還使得我國領導人此時到日本就看到了“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然而對此不明就里，甚至認為盡是“無形之手”和資本主義制度使然。

1979年后，我們不僅沒將城市工業化向農村擴散，反而由農村收攏到城市，由落后地區遷往發達地區。與此同時，農村迷戀于“一包就靈”并又回歸到小農經濟；企業猜疑生產關系超越了生產力發展需要，并與資本主義經濟學者一樣也拎不清生產關系與消除異化勞動、解放人的生產力、提高職工滿意度、全面發展人等正相關，以致把本屬干部修齊不夠、職責分工不清、出現平均主義等產生的機制障礙歸結為體制問題，繼而私有化，乃至照搬資本主義企業制度改制企業。結果，不僅城市有一大批國有企業垮了，連農村那些業已興起的鄉鎮企業也無疾而終。故也造成農村無法自行消化剩余勞動力，包括數億之眾的回鄉知青也只能背井離鄉做“代工”，并把發展農村的重任留給了不堪承受的空巢老人、婦女與留守兒童來經營。

而到1979年，但就我國農村看，在完成大江大河治理、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種子與土壤改良，在解決了肥料需要、根治了蝗蟲、結束了高積累低消費的計劃安排、減少對備戰備荒糧的儲備、終結“重、輕、農”發展次序和不對工農產品采用剪刀差政策后，已有大不同如前的發展實力。尤其是，傳統產業與現代產業的根本區別，一個是分散經營，一個是合作經營，而此時我國廣大農村早已組織起來，加之：（1）那些稍加雕琢就能成為產業職工的回鄉知青已如潮水般涌現；（2）數千萬既有城市背景又了解農村的上山下鄉知青還落戶在農村；（3）經過二十多年的集體經濟與文化宣導，我國農民已能自覺克服小農意識。僅此而已，不能說不具備可以進階發展并應該“向生產的深度與廣度進軍”的條件，就應該奔向如吳仁寶說“七十年代造田，八十年代造廠，九十年代造城”目標。若此時能得到國家支持，并還有國家骨干企業作為龍頭拉動，想必今天我國，在江蘇會出現更多華西村，在北京會出現更多韓村河，在河南會出現更多南街村，在天津會出現更多西雙塘……。而先前，我國也正是有這樣考量的——解讀我們的黨史即可知。

小平同志說，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是農業現代化。而現代化，如前所述，內核就是工業化，對農村來說，就是伴隨工業化而使其經濟、文化、社會和人們的價值觀等由傳統向現代轉化。那么我國這些年：一方面將工業化扎堆在城市，并還幾乎抽空了農村青壯年勞動力；一方面農村發展不與時俱進，甚至只是因為機制問題而又回到小農經濟。如此然，我們農村如何實現得了現代化？乃至怎不影響我國如期實現四個現代化？

二、低效使用了先前的“人口紅利”所致

世界銀行中國局局長杜大偉（David Dollar）在2005年的一次研討會上就中國經濟崛起發表評論說：“（改革伊始）中國是一個擁有第一世界的人力資本的第三世界國家。”

這種“人力資本”在我國，總量還為德日美勞動力總和的2倍多，其中也應包括那些曾被視為“回鄉知青”的農民工。他們自小開始，就按照“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并以“全面發展”為標準而接受教育，學歷普遍不在美日歐準產業工人之下，是能投入到我國工業化中使用的；文化是按照集體主義培塑的，當最能產生團隊精神與合乎合作化大生產時代的需要。然而這般“人力資本”而今大多數：或只為他國在做“代工”，或還在為“先富”者做嫁衣，只因富含“人口紅利”受器重，只在全球低端產業線工作著，甚至被如同“富士康制”的西方傳統管理支使著，因此也只能產生異化勞動成果，故而勞動生產率連美國的7.4%、世界平均水平的40%都不及（《光明日報》2016年9月18日）。這在一個40年前就有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時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80年前就產生了能根治異化勞動的管理模式、時下已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是萬不應該的。

其實我國歷來就有不菲的“人力資本”，這可謂是拜幾千年的農耕文明所賜，也可謂是我國歷來只重勞動自創而不屑于擄掠欺詐所得。即便是“白丁”和淪為“東亞病夫”時期，我國的“人力紅利”也非同一般。很多人力資源專業人士都讀過《美國太平洋鐵路的華工血淚史》一文。文章除有對美國太平洋鐵路“每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華工尸骨”悲愴歷史的揭示，同時也能看出，沒有華工對太平洋鐵路所做的決定性貢獻，這條鐵路很可能會成為美國最大的爛尾工程，故而也會遲滯美國近代的發展。

這是一條對美國的近代工業化和國家一體化都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鐵路。它對美國的貢獻當不在京杭大運河對我國的貢獻之下。這條鐵路修通前，美國東西部被崇山峻嶺與浩瀚沙漠重重阻礙，從紐約到舊金山要乘船繞行南美洲的好望角，最短時間也要六個月。這不僅制約了美國的經濟發展，也成為美國統一和穩定的一大隱憂，故美國人“咬著牙下決心”。工程開始主要用白人工人，但因為西部氣候惡劣、山勢險峻，更是由于白人工人“自由散漫，愛酗酒鬧事”“逃跑”，故西部鐵路開工兩年僅鋪設50英里鐵軌，以致美國對這條鐵路一度都不抱希望。這時總承包人克羅克抱著“能修建萬里長城的民族，當然也能修鐵路”的想法，嘗試使用到美國淘金的華工，結果，計劃14年的工程提前了7年完工。此后，“美國經濟發展便開始進入狂飆時期”。

從文章中，不難看到華工在修建這條鐵路中的特殊表現：品格上，文章說：“華工不像白人工人那樣自由散漫，愛酗酒、愛鬧事、愛罷工。相反，他們循規守紀，頭腦靈活，很多工作一學就會”。聰慧上，文章說：“華工挑戰工程中最大的攔路虎——塞拉嶺通道”“發明的甘油炸藥被廣泛用在合恩角施工現場”“1867年冬，氣溫降到攝氏零下23度，工程因運輸困難而陷入停頓，工程師們也束手無策。還是華工點子多，鋪了一條37英里長的冰雪道，這樣不但恢復了運輸，而且加快了工程進度”“連美國工程師都不得不嘆服”。勞動生產率，文章說：“華工接受愛爾蘭勞工的挑戰展開筑路競賽，西段華工還創造了12小時鋪軌10英里200英尺的世界紀錄”。華工的薪酬，文章說：“鐵路公司每月付給白種工人35美元，還提供食宿；付給華工的只有26美元，還不供食宿。再者，華工全部沒有人身保險，公司還不承擔對工人家屬的任何義務。”華工的付出，文章說：“1865年—1869年四年間，約14000多名華工參加筑路工程，占工人總數的90%”“根據有完整記錄的資料，當年運載華工去美國的船只，曾有4船共載2523人、途中死亡1620人的紀錄，死亡率高達64.21%”“修筑塞拉山脈地段的鐵路時，華工的死亡率高達10%以上”“在塞拉嶺通道施工中，千名華工死于雪崩”“幾個月后發現他們的尸體時，有的還握著鐵鏟和洋鎬”“1970年，人們從當地沙漠中挖出2000磅(約合907.2公斤)的華工尸骨”……

一戰期間，曾與“以工代兵”的華工結下深厚情誼的民國平民教育家晏陽初，目睹遭受西方人欺辱，但在修工事、架橋梁、鋪鐵路、救傷員中都有卓異表現的華工專做過評價。他認為，我國那些只為西方當“苦力”的華工既不差、也不笨，甚至比西方人更聰敏、勤勞、知恩、有人情味和奉獻精神，所以只能出“苦力”，是因為沒有機會接受教育而已。并由此感嘆：我國有“世界最大最富的‘腦礦’”“生意人只知道開‘金礦’‘銀礦’的重要，沒發現開‘腦礦’的重要”“占四億中國人的百分之八十的勞苦大眾，才是中國的未來希望”。同時也指出了不足，晏陽初認為是“愚、貧、弱、私”所致。所謂愚，系指中國大多數人民缺乏知識，是目不識丁的文盲；所謂貧，是說“在生與死的夾縫里掙扎”；所謂弱，是無庸諱辯的東亞病夫；所謂私，是指不能團結，甚至在正當利益受侵害時也不能合作共同抗爭。

為此，晏陽初終生以平民教育為職業，主張以“文藝教育”攻愚，以“生計教育”治貧，以“衛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克私，進而使中國人，特別是人口最眾的農民成為富有“智識力、生產力、強健力與團結力”的新民。晏陽初甚至告誡世人：“人民是國家的根本，要建國，先要建民；要強國，先要強民；要富國，先要富民”。并深以為，中華復興的希望之所在，就在對我國民眾實施這“四大教育”。因而他以“除文盲，育新民”為擔當，并以“不做官，不發財，將終身獻給勞苦的大眾”“欲化農民，須先農民化”的決心，“ 拋下東洋眼鏡、西洋眼鏡、都市眼鏡，換上一副農夫眼鏡”，從1926年開始，在河北定縣開展實驗研究，直到日本占據定縣才終止。抗戰勝利后，晏陽初滿懷“拳拳愛國之心”去找蔣介石，試圖將在定縣的實驗所得推廣到全國，然而卻遭受碰壁。

新中國伊始，就可謂采用并光大了晏陽初的實驗所得，而非像有人說的到1980年才加以重視：（1）就攻愚而文藝教育看，不僅注重“除文盲”，而且早已普及義務教育。不僅也“推行簡筆字,采集選編秧歌、歌謠、歇后語、諺語”“編輯各類平民教育讀物，研究民間歌曲、繪畫”“修筑農村劇場，培養農民劇團，公演話劇，組織歌詠比賽”，還反對“賈桂思想”，甚至能從“人民當家作主人”的需要著眼。（2）就治貧而生計教育看，不僅也重視“改良種子”“推廣農業科學”“組織自助社、合作社”等等，而且還制定出“四個現代化”藍圖。（3）就救弱而衛生教育看，晏陽初在定縣“實施衛生教育、普及衛生知識、培養衛生習慣，創建農村三級醫藥衛生制度、村設保健員、聯村設保健所，縣設保健院”，這些在前三十年無一不被得到運用，并還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高度贊揚。（4）就克私而公民教育看，晏陽初深信“人人皆可為堯舜”（這也可謂是社會主義的理論原點），并在定縣“將歷史人物的故事匯編成冊發給村民，通過岳飛等農民耳熟能詳的人物故事培養他們的民族意識”“讓農民進入鄉鎮的公民大會，通過介入公共管理培養他們的公共意識”“讓農民在平民學校接受簡單的教育后，組織同學會，通過‘自組織’而使人人都能作新民”。而新中國，不僅看重歷史英雄，還更重視從當代工農兵中樹英雄，不僅在各級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而且還能“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不僅重視“同學會”，而且還通過“機構發展到哪里，就把支部建到哪里”而溫暖群眾、組織群眾、帶動群眾、教育群眾。

明眼人或許已經看出，晏陽初不外也是想以人力資源開發手段，更確切地說，當也是想通過“全面發展人”來開發我國的“腦礦”“人礦”。而這，能得此道又能保障落實的，不客氣說，還無人能與中國共產黨比。正是為此需要，它先著力于人民解放事業，后又致力于社會主義建設，在極端困苦時，也尤為重視“扶弱濟傾”和發展科教文衛事業，甚至為民眾免費提供教育、醫療、住房，保障人人有業可就。進而，才使得今日中國擁有其“知識力、生產力、強健力、團結力”已與當年華工不可同日而語的數萬萬民眾，其力，當遠勝于晏陽初在定縣的開發所得；才使得后三十年的工業化能有比圈地運動得來還易、而價值卻有天壤之別的人口紅利，其利，怕是中國每個縣都出一個陽山金礦也不能與之比量。

晏陽初曾把中華復興希望都寄托在對我國民眾教育上，而對于民眾教育，新中國不可謂不給力，不但重視職前教育，而且在設計企業制度（軍隊制度、社隊制度）時也把全面發展人作為頭等要務。試想，我們后三十年的勞動生產率如能及美國的1/4,今日中國還只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嗎？如能及美國的1/2，將又會怎樣？何以使之不能及？是因為今日我國民眾比當年華工還“愚貧弱私”嗎？對此，不能再不自省。

印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曾直白地說：“中國相對于印度的優勢，是由其改革以前的基礎所產生的，而不是由其改革之后的改弦易轍帶來的”。是否如此？至少否定不了，我國比起印度的農業基礎優勢、工業基礎優勢、人力資本優勢、科技文化優勢，乃至社會制度優勢是先前產生的，有如此基礎，焉能滿足于只配傳統農耕社會求得的“小康”目標？而且這一目標，先定在2000年前實現，后又推至2020年。至少可以說，能保障我國四個現代化目標實現的發展路線、甚至所有制已改弦易轍。更荒誕不經的，為在全球競爭中占據制高點，在資本主義企業也能由以資為本轉向以人為本、由傳統管理向現代管理轉型時，我們卻讓企業由以人為本轉向以資為本、由現代管理向傳統管理轉型。因此，也嚴重消解黨能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的作用。

三、用假冒的“現代企業制度”改制所致

時今，但凡想通過人力資源開發而做強、做大、做優企業的，無不推崇現代企業制度。毋庸諱言，如果我們一直保有“四個自信”，哪怕是對前三十年——可謂是宗出新中國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所建的企業制度能有起碼的尊重，而不是時下對由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裹挾來的西方傳統企業制度頂禮膜拜，我國早不用還茫然于現代企業制度，進而，也不至于有大批國有企業被“關停并轉”，不至于在我國又出現異化勞動現象，不至于使我們企業還難以發展升級，不至于使我們的職工隊伍還不能與德日美匹敵。 

何為現代企業制度？只要粗通現代管理思想，只要對美國的傳統企業制度與現代企業制度做出對比，只要對由“全球頂級管理大師”德魯克和“全球第一CEO”韋爾奇共同樹立的現代企業標桿——GE公司當下的企業制度略作分析，便不難發現，德魯克與韋爾奇所青睞的：已非所謂主流經濟學（即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而是如德魯克說：“現代企業是人的組織，一種社會的組織，管理要處理的是人與社會的價值”“管理人員付諸實踐的是管理學，而不是經濟學”——何為管理學？它也可謂是把生產關系作為研究對象，甚至也觸及社會科學；已非以物為本、精英主義，而是如韋爾奇說：“我強調很多觀點，但我尤為注重把‘人’作為GE的核心競爭力”“先有人，接下來才能談其他事情”，乃至也關注“群策群力”、把權力賦予“最接近工作的人”；已非只重視資產保值增值而不重視人的發展，只論生產力而不論生產關系；已非就經濟論經濟，而是如德魯克說，“只有把文化與經濟結合起來，才能使企業長遠發展”；已非還個人主義、只求股東利益最大化，而是也講團體主義、“共同愿景”……GE也正是基于這些而創建現代企業制度的（參見附表一：美國傳統企業制度與GE的現代企業制度對比）。

除此之外，GE：（1）決策與計劃上，不再是精英獨斷，而是要與員工們一起“打滾”；（2）組織上，不再是“科層制”，而是把人事部升為戰略部門，甚至還望有“非正式組織”與“正式組織”攜手合作；（3）領導上，不再是“一長制”，而是認為CEO當有“事業伙伴”；（4）協調上，不再是還要求“絕對服從”“照章辦事”，而是認為“管理就是溝通、溝通、再溝通”，乃至也開展近似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工作外露”；（5）控制上，不再是“胡蘿卜加大棒”，而是精細到“情感第一、說理第二、利誘第三、約法第四”；（6）激勵上，不是只賴“經濟誘因”，而是也講“社會誘因”。凡熟悉人民軍隊管理或《工業七十條》者，想必對GE時下的企業制度都能心領神會。

美國傳統企業制度既可謂合乎美國的道路、理論、制度，更與其文化合轍，那么，GE為什么要創建新的企業制度？此時的美國：（1）二戰后的新生代開始進入企業，物質刺激的效果已大不如對老員工；（2）已無廉價勞動力可用，更沒有與我國這些年能及的人口紅利；（3）日本企業不再學美國的企業制度，并創新了“長期雇傭制、年功序列工資制、內部工會制、稟議制”等制度所取得的成功，挑戰了美國企業的“基本生存”；（4）現代管理思想和“企業文化熱”在美國出現，讓他們更看到了美國傳統企業制度的痼疾；（5）尤為關鍵的當是，資本主義世界已嚴重“產能過剩”，第三世界陸續獨立使其產品更減少了市場。在此情形下，韋爾奇接受了德魯克的主張——唯有全員質量管理與“群策群力”而創造出“數一數二”的品牌貨，才能使企業在競爭中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比看我國這些年的企業改制，是在猜疑生產關系超越了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盛傳“社會主義養懶漢”，伴隨歷史虛無主義，并是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主導下要與國際接軌時進行的。所建制度，不僅與前三十年背道而馳，與GE現代企業制度也南轅北轍，只能說是在與國際傳統企業制度接軌（參見附表二：我國前后三十年的企業制度對比）。

我國企業在前三十年，經歷過經驗摸索階段、照搬蘇聯的《馬鋼憲法》階段（它又是蘇聯照搬美國傳統企業制度制定的）階段、學“鞍鋼憲法”階段，到1961年頒布《工業七十條》時，誠如擔負此項工作的李立三說，我國便“逐漸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能貫徹群眾路線的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制度”。它是結合了“鞍鋼憲法”軟管理之長與《馬鋼憲法》硬管理之長制定的，可以說是我國至今唯一的，既借鑒了西方管理長處，又合乎新中國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而設計的企業管理張本。

條例實施期間，我國工業產值年均遞增17.9%，物耗年均遞減1.5%。而此一時期，還用傳統企業制度的美國工業增速僅為3.2%，采用溫情管理的日本工業增速也不過8.8%。對此我們認為，如果再提煉一些我們黨治軍和新出現的大慶經驗對條例做進一步豐富，同時也像延安抗大一樣抓好企業領導者培訓，之后不敢說我國工業產值還能長期保持如此增速，但我們的企業：由于職工能獲得比較高的滿意度與全面發展，進而所產生的稱職度、執行力、團隊精神等會舉世無二，而且在落實條例期間已能看出端倪。得以產生“大慶精神”并為美國企業如今也看重的所謂“文化要件”“無形基礎設施”等，也都正式為我們企業所用。

然而，文革條例停用了（據薄一波說:“小平同志后來多次告訴我，毛主席直到臨終時，還把《工業七十條》文件擺在枕邊，始終沒有提出過批評”）。后撥亂反正，但也沒做出積極作為，以致我們的企業，從1966—1993年，基本是有賴“經驗”、政策和號令在管理。再后，講“科學”重“制度”，然而卻對條例不以為然，而且罔顧歷史，特別是罔顧我們照搬《馬鋼憲法》時：企業成本與物耗節節上升、職工素質與勞動生產率卻連連下降的歷史，竟然又照搬美國傳統企業制度而要做——連所有制性質也要變的企業改制。

我們企業改革也好，改制也好，都是要解放生產力，但而今，不僅我們企業普遍難以發展升級，還出現如《財富》雜志報道的“美國中小企業平均壽命不到7年，而中國，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僅2.5年”；在IMD全球競爭力排行榜中，我國的“雇員生產率、稱職度與創新力”也一年不如一年（有的已處于倒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