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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毛澤東的評價從來不是學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2013年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六十年為一甲子，也就是一個輪回。毛澤東六十歲的時候，是1953年，新中國剛打贏朝鮮戰爭，重心開始轉移到國內建設上來，全國人民對未來滿懷憧憬。接下來的六十年里，中國先后經歷了社會主義改造、反右運動、文革，終于在1978年迎來了轉折，改革開放就從這一年算起。改革開放35年之后，我們迎來了毛澤東的誕辰120周年。

　　今年發生在中國的幾件有意思的事，都多多少少與毛澤東有關。

　　首先是在新年鐘聲剛敲響時，被視為自由派旗幟的《南方周末》想搭上“中國夢”的便車，把自己的憲政夢塞進中國夢的框子里去，由此引發了一場風波。而在這場國內外都廣泛關注的風波中，在《南方周末》的支持者看來，如果官方因此而對《南方周末》采取嚴厲的整肅措施，就意味著剛在中共十八大上接過權力的新一屆領導集體對憲政和改革的拒絕。接下來，在廣為流傳但始終未得到官方證實的高校“七不講”禁令中，不允許在高校宣講憲政也被列入這個思想領域的負面清單。

　　幾個月后，著名學者劉小楓在一個演講中說，作為新中國國父，對毛澤東的評價至今仍然處于分裂狀態，毫無共識可言，憲政又從何談起呢?因為這里提到毛澤東是新中國國父，從而引起軒然大波，冷嘲熱諷者有之，披掛上陣批判者有之，迄今未息。甚至一些劉小楓從前的粉絲和追隨者也因此而破口大罵，認為劉的這種言論是為法西斯張目。

　　再就是剛過去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會前外界都已經確認，這次會議將會確定新一屆領導集體在未來十年內的施政綱領，因此究竟是向左走還是向右走，是像自由派期望的那樣在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道路上加速前進，還是像左派期望的那樣，調轉航向?但結果顯然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雖然已經確認市場將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也承諾減少將國家權力對經濟的干預，但在政治上顯然并沒有打算放松控制，從而被一些人認為是“強國家、強市場”的道路。因此，有人認為中共的選擇實際上是“以毛澤東的方式走鄧小平的路”。

　　中國夢是不是憲政夢，毛澤東能不能被稱為新中國的國父，中國向左走還是向右走?這些問題放在一起，就變成了當代中國憲政問題中的毛澤東問題。所謂的毛澤東問題，不僅是對毛澤東的歷史評價，更是毛澤東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的象征在今天和可預見的未來無法回避的地位和作用。

　　這三十年來，圍繞毛澤東所進行的各種爭論乃至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實際上都是政治斗爭，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思想問題爭論。毛澤東在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止是一個普通的歷史人物，而是整個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代名詞，更是1949年成立的新中國的人格化象征，對他的評價也就是對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評價，也是對新中國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的重新確認。在希望官方能夠徹底否定毛澤東的人看來，只有徹底否定毛澤東，才能徹底否定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才能徹底否定新中國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因此，毛澤東被他們視為中國走上像蘇聯和東歐那樣改旗易幟的道路的最大障礙。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這三十年來，關于毛澤東的每一次爭議實際上都是圍繞著中國未來“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斗爭。

　　在“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改革開放的背景下，毛澤東顯然讓官方感到尷尬。在某種意義上，正如主流經濟學家所說的，改革開放就是一個社會主義向市場經濟不斷妥協的過程。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確立了工人、農民在這個嶄新的國家的崇高政治地位，他所領導的新中國的前三十年(1949年—1978年)在人們眼里也是社會主義的三十年。所以，幾乎在所有人眼里，毛澤東都是社會主義中國的代名詞。也因此，每當社會主義傳統在中國遭遇挫折的時候，毛澤東都會意外出場。比如在1990年代的大規模工人下崗運動中，在抗議下崗的人群中，總是能夠看到毛澤東像。

　　當然，作為一項政治遺產，對毛澤東的利用是形形色色的，目的各不相同。雖然在1980年代出版了大量以反思文革錯誤為名的批評毛澤東的報刊書籍，但1992年仍然出現了“毛澤東熱”，當時幾乎所有地方都在流傳一個故事，兩輛車路過同一個地方，前一輛車出了事故，而后一輛車因為里面有毛主席像就沒事。這是自改革開放之后，在民間輿論中毛澤東第一次作為正面形象出現，之后便一再出現。尤其是在1990年代冷戰結束，美國對中國采取全面遏制戰略的背景下，多次出現中美摩擦，而抗議美國的游行示威活動中，毛澤東像總是最顯眼的。直到2000年后，在多次反日游行示威活動中，毛澤東像依舊大量出現。

　　不過，對毛澤東像的這種利用的政治意義與下崗工人的游行示威不同。這里的毛澤東像意味著，新中國不是舊中國，不會任人宰割，是中華民族獨立自強的象征，也可以說是民族主義象征。這當然不能說有什么問題，1949年革命本身就既是民主革命，也是民族革命，被中國革命推倒的三座大山中，就有帝國主義。但在下崗工人那里，毛澤東像意味著工人農民的擁有崇高政治地位的時代，以此作為抗議的象征，表達了他們對自身政治地位下降的不滿，因為他們已經從國家的主人翁變成了任人宰割的“國企包袱”。

　　與此類似的還有農民工。在毛澤東時代，雖然由于工農業剪刀差的存在和國家發展階段的限制，農民所享受到的社會主義優越性十分有限，但那個時代仍然給農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據媒體報道，在2011年發生的廣州本田工人停工事件中，領頭的是一位來自湖南農村的年輕人，報道中說，他自小熟讀《毛澤東選集》。毛澤東對他的影響不言而喻。

　　進入2000年以來，在各大意識形態偏左或愛國的網站上，毛澤東的旗幟都在高高飄揚，而這些網站的主體多數是下崗工人等改革中的失意階層，或者是出身社會下層群體的年輕人。對他們來說，毛澤東不但意味著他的時代，更意味著1949年革命的承諾，即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國家，消滅剝削，工人農民當家作主，民族獨立富強。正是在這樣的承諾的號召下，千千萬萬工農子弟加入到了革命隊伍，拋頭顱灑熱血，衛革命事業貢獻了自己的全部。毛澤東的時代雖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上也出現過錯誤，但毫無疑問的是，那個時代在努力實現革命年代的承諾。正因此，毛澤東像在今天的中國就意味著這個承諾是否依然有效，1949年革命究竟是否正確，如果是正確的，就必須追問，為什么今天正在離她當初的承諾越來越遠，甚至連共同富裕這樣毫無政治意味的目標也常常受到批判，乃至在黨內高級干部中間存在大量的不同意見?

　　隨著貧富分化和改革開放中的利益分化，中國社會也正在變得越來越分裂，不同的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不同，政治訴求也不同。在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思想爭論中，這種分裂不是分成更多的不同的立場，而是越來越簡化為兩種完全對立的立場：一種是既得利益階層希望中國能徹底拋棄社會主義，改旗易幟，完完全全走上英美資本主義道路;另一種則是弱勢群體希望能有更多的社會主義，改變導致社會不公平的市場導向的改革取向。這也是左派與右派的斗爭的關鍵所在，而毛澤東則被作為社會主義的象征出現在這個斗爭的場域之中。

　　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劉小楓說毛澤東是新中國的國父，實際上并不是因為他是左派，而是對毛澤東的一種去政治化的處理，使毛澤東不再是某個或某些階層的圖騰和符號，而是成為“第三共和”的國父，在此基礎上消弭客觀存在的社會分裂，重建政治共同體的共識。在劉小楓看來，這是中國憲政的前提，而在“中國夢、憲政夢”的支持者們看來，只有徹底否定毛澤東，徹底否定1949年革命，全面擁抱普世價值，才能有憲政。換言之，在他們看來，全世界只有一種正確且正當的政治模式，即美國式的自由民主憲政，除此之外都是歪理邪說。但100年前辛亥革命之后的憲政實踐告訴我們，沒有統一的政治共同體，沒有獨立統一的國家，憲政也是毫無意義的。也正是因此，沒有共識的政治共同體不可能持久穩定，也就不可能有成功的憲政。

　　在中共十八大上，官方已經明確表示，既不會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會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會繼續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也就是說，既不會放棄社會主義，也要堅持改革開放。近年來，政府出臺了一些民生措施，增加了社會福利，在一些人看來，這就是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的意義。但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實踐已經告訴人們，社會主義絕不僅僅意味著社會福利，更重要的是人民當家作主。究竟誰是國家的主人，國家究竟為誰服務、保護誰的利益，這才是決定國家性質的關鍵。即使國家不再是工農聯盟民主專政的國家，也必須保證國家能夠平等、公正地保護各個社會階層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利益，而不是放任自流，把一切都交給市場。

　　雖然毛澤東時代已經結束了35年，毛澤東去世也已經37年了，但毛澤東的精神并沒有過時，毛澤東時代留下的政治遺產仍在，他們已經作為一種傳統深深地融入了中華民族的血液，只要中國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就無法否定毛澤東。而在現實中，毛澤東的遺產正在不斷地被激活，而且，每次激活都會是官方陷入尷尬的處境之中：既不能否定毛澤東，又不愿意也不可能將毛澤東的精神和原則付諸實踐。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如果熱衷于討論中國憲政的人們并不是希望在一次政治革命之后才實行憲政，而是在眼下的這個中國實行憲政，就不得不面對毛澤東，不得不面對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遺產。

　　馮象說，工人的罷工權雖然早已在法律上被取消，但工人罷工的權利并不取決于法律，而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賦予的。與此相同，只要毛澤東像仍然高懸在天安門廣場上，一切反抗社會不公平、不正義的行動就是天然正當的，無須法律認可，無須各種精英同意，因為這是毛澤東與人民的約定，也是1949年革命的精神，是新中國之所以為新中國的理由——這是新中國最高的憲法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