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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投行竟用美元結算！中國在下一步大棋！

點擊：  作者：雷思海    來源：政經縱橫談  發布時間:2016-01-20 11:47:14

 

 

 

 

          1月16日，亞投行正式開業了。

一個最令中國人關心的問題，有了正式的回答：亞投行的主要結算貨幣，將是美元！

看到這個消息，有人難免有失望，自己辛辛苦苦搞的一個國際銀行，還不用人民幣結算。這是不是表明，人民幣借亞投行國際化的希望落空了呢？

暗度陳倉，把強大產能變成海外資產

其實，亞投行用美元結算，是明修棧道，是暗渡成倉，它和央媽出手暴打人民幣空頭一樣，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兩翼之一！

這個做法，最有利于將目前中國強大的產能，變現成海外的人民幣資產！

也就是說，要讓其他國家，把中國的產能，變成對中國的欠債。那就好辦了，你欠了了中國錢，讓你還人民幣，不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嗎。你要還人民幣，那還不得去賺人民幣，去儲存人民幣么，或者到市場上去買人民幣。

從經驗來看，這是人民幣國際化最靠譜的路。

講人民幣國際化，我們要先清楚一個概念。什么是人民幣國際化？不是自由浮動，任意買賣進出，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資本項目下自由兌換完全放開。這個容易做到，因為操之在我。哪天中國出個政策，完全放開人民幣匯率與資本進出就可以了。這事，俄羅斯在2014年就做了，俄羅斯盧布已經完全自由兌換了，但是，俄羅斯盧布沒有國際化，因為其他國家的人，不愿意持有。

所以，貨幣的國際化，重點在于各國愿意持有。

但這個事情，卻很難做到，你不能拿著槍逼著別人去持有人民幣。美國在2003年打完伊拉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保護伊拉克油田和文物，而是空運了一筆美元現鈔過去，不過，這不是中國的風格。

怎么讓其他國家的人，愿意持有人民幣呢。一個是貿易逆差，別的國家愿意接受人民幣，這個行不通，中國一直是貿易順差，若用這個辦法，搞人民幣國際化，估計幾十年也沒戲。

美國日本的貨幣國際化榜樣，可以學習

另外一個最有效的辦法，是進行人民幣貸款，讓對方去做實業。注意不是搞投機、搞金融，那樣的人民幣無法在對方的經濟體系里沉淀下來。

比如貨幣互換，就有這個缺陷。現在離岸人民幣市場上的空頭，不少都是其他國家央行的馬甲，比如前段時間，阿根廷臨時救急，向中國央行申請兌現貨幣互換，其目的就是要到市場去買美元，因為它們自己的貨幣貶的太厲害了，阿根廷央行再出手賣自己的貨幣，就是自己做空自己。

貸本幣給別的國家，做實業，達到貨幣國際化的目的。有兩個國家，曾經干得有聲有色。

第一個就是美國了，1947年，美國人提出的馬歇爾計劃，就是用美元貸款給西歐各國，當時一共貸款了幾百億美元，現在估計相當于近萬億美元。這些美元，在西歐國家變成了工程項目，而美元呢，則又回到了美國人自己的腰包里，買材料，買機械得花錢啊。西歐國家得到了工程項目，但是卻欠下了美元債務。因此，紛紛外貿出口賺美元還債。這可以說是美元國際化成功的一個神來之筆。

這個事情，后來很快被日本學了去。

上個世紀70到80年代，日本開始了ODA貸款大躍進，以此作為日元國際化的手段。道理也和馬歇爾計劃類似，日本給東南亞、中國等國家，提供大量的日元貸款，中國東南亞國家購買日本的設備，材料，技術等等，建成本國的項目，比如，中國最初的幾個三十萬噸乙烯工程，寶鋼和日立顯像管生產線等，都是用日元貸款從日本購買的設備、技術、人工培訓。中國得到了工程，欠下了日元貸款。

日元也因此而迅速國際化，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初，日元在國際儲備貨幣中的比例，上升到了9%左右，短短十幾年間，非常驚人。最后搞得美國人，都神經緊張。上個世紀90年代，日本想搞一個亞洲貨幣基金，要把中國拉進去。筆者的一位老朋友，曾經是AEPC前高官，他回憶當時的一幕，在得知日本的意圖后，美國APEC高官也找來了，他要求中國無論如何不要同意，因為那是日元主導的亞洲貨幣基金。

日元貸款推動下的日元國際化，要不是后來的日本泡沫大破滅，以及后來美國的蓄意打壓，今天日元在國際儲備貨幣中的位置，應該不止是3%。

防止美國挖坑，中國走一條更穩妥的路

中國為什么不直接走美國與日本的路呢？

因為坑比較多。

在美元三位一體的霸權面前，這個事情做起來，政治風險很大。因為，美國現在在盯著中國，它知道，未來唯一能挑戰美元霸權的，只有人民幣。從美國國家利益考慮，這是很正常的。因此，美國會隨時挑撥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給中國挖坑。

比如說，中國給菲律賓放了一筆人民幣貸款，萬一哪天，在美國撐腰下，中菲關系惡化，那么，人家賴賬你可能干瞪眼。

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利益均沾。大家還記得上個世紀美國成為霸權之前的利益均沾外交原則吧，它是在本國實力有限的情況下，獲得利益突破的最好的外交手段了。

亞投行也有異曲同工之妙。通過亞投行，既捆綁了一批亞非拉諸多大小國，這是“民意”，也捆綁了安理會其他三大國，英國、法國還有俄羅斯，這是威懾。

有了民意與威懾，那么，這個貸款貸出去的話，相信沒有哪個國家敢不還。因此，這個國內產能海外變現的方案，就非常可靠！

中國手里，目前拿著3.3萬億美元的外儲，但是，總體而言，這些外儲并沒有賺錢，總體上反而是虧損的。據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海外資產虧損了268億美元，2013年虧損590多億美元，2014年、2015年的數據也差不多，是虧損。

這些虧損大都是投資虧損，比如買油田，買礦山，買股票。但是，基礎設施建設，一直是賺錢的。所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搞的就是中國最能賺錢的強項。通過貸款，把產能有償輸送出去，包括機械、水泥等。

貸出去什么貨幣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未來還什么貨幣

實際上，不管貸的是美元，還是人民幣，因為這個錢，最終大部分都要用來購買產能的，因此，很快都會回到貸款方手里。貸款方即使用的美元，也不會有什么儲備損失。

但是，還錢，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并影響到借錢國家的資產配置。所以，貸什么貨幣雖然重要，但未來還什么貨幣，則更重要的。

因此，以美元貸款，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戴了面具的馬歇爾計劃。得到的第一個好處，就是將國內的產能，變形為海外的資產。

另外一個好處，則是，將來還錢的時候，中國保留著要求對方還人民幣的選擇，至少對自己所占的比例部分，是有發言權的。

美國媒體也看到了這一點。《赫芬頓郵報》16日發了一篇評論，叫做《人民幣來了！》，認為亞投行，不管怎么如何開始，都很快會讓亞洲形成一個人民幣跨境清算的大市場，人民幣將成與歐元與美元的鼎立貨幣。

暗度陳倉，最能贏的政策

這個暗渡成倉的做法，可以說非常得人心，并且讓美國也無從下手去阻撓。

因為受援國，也很需要貸款與產能，發展經濟提高福利。所以，這是個多贏的方案，能提出這個方案的設想，很了不起。

這就是為什么，亞投行是美國這兩年來，最忌諱的組織，從一開始就口誅筆伐。甚至派特使到韓國，威脅韓國說，如果韓國加入亞投行，會嚴重影響美韓關系。

此言不虛，后來的TPP，美國就給韓國比較高的門檻，韓國就只能暫時站在TPP外面。

再加上一帶一路計劃，中國體現了借船出海，借力打力的能力，把在美國難以兌現的美元資產，變成中國拓展海外資產的高效拳頭，這才是人民幣國際化，真正的外部中流砥柱！至于內部，那自然是改革、改革、再改革！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

亞投行借道美元，說到底只是，中國在客觀認識到當前自身，國際金融實力有限的現實下，攻中有守的第一步。因為現在對中國而言，人民幣國際化，最重要的就是順利開始。

從0到1，永遠比從1到2，更難，更重要！

【從亞投行看布雷頓森林體系】

近日，中國主導籌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繼英國主動加入之后，德法意等國也積極投入中國的懷抱，將美國甩在了一邊。如果說二戰結束后，美國靠“布雷頓森林體系”取得了世界經濟霸權，并攫取了超額利益，那么中國籌建的亞投行，則被認為是新“布雷頓森林體系”，也開啟了中國世紀的大門。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今天，我們將與您一起回顧二戰后統治世界經濟近30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興衰史，見識更多國際經濟合作背后的大國較量。

英美角逐國際貨幣大權

1944年夏天，第二戰場剛剛開辟，全世界的注意力正集中在硝煙彌漫的歐洲。而此時美國新罕納爾布什州風景優美的布雷頓森林郡，由于戰爭蕭條了不少時間的華盛頓山度假賓館突然爆滿，從7月1日到19日，從會議室里不時傳來各種語言的陳詞、質問和爭辯。這伙人每天兩眼一睜，吵到熄燈，到激烈處通宵不寐——據一個當事秘書50年后的回憶，那時自己“每天簡直要工作上28小時”。

這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為何此時此地聚集了來自這么多不同國家的人物？如果仔細辨認，會議室里的很多面孔都是當年《紐約時報》、《泰晤士報》、《金融時報》上的常客，有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美聯儲的主席艾考斯、參議員托比、經濟學家懷特……除了美國人，還有來自另外44個國家(都是盟國成員)的總共730多位代表。

不過，這些人里最大的腕，卻是一位英國人。他就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對現代政府經濟政策影響最大的經濟學家，可能也是有史以來對現實經濟影響力最重要的經濟學家。此時，凱恩斯已經身染沉疴，在嚴重心臟病的折磨下，他依然“冷酷無情地驅使自己和別人工作”，而凱恩斯的主要對手——美國財政部經濟學家哈里·懷特也毫不松懈，“每天最多只睡五個小時”。

如此緊張是有充分理由的，世界上第一個全球性的金融貨幣體制協議，就要在布雷頓森林華盛頓山上誕生。在之后的幾十年中，它與關貿總協定(GATT，它的最初設想也在這次會議上產生)一起主宰了半個地球的經濟秩序，即使在解體之后，它的遺產仍然深刻影響著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上的金融、貿易活動。當今世界的每一個全球性和區域性經濟熱點問題，例如美國的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日元升值和泡沫經濟，歐洲貨幣區的形成與歐元誕生，全球性投機基金的泛濫與亞洲金融危機，它那個同為二戰產物的雙生兄弟——聯合國，與之相比倒更像一座只有香火沒有靈驗的廟宇。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緣起

二戰前的世界貨幣市場，分為美元區、英鎊區和法郎區。20世紀30年代，為了從經濟危機中恢復元氣，三大主要貨幣競相貶值以刺激貿易，一時重商主義當道，鼓勵出口，限制進口，各國政府對外匯的控制驟然嚴格。拿羅斯福新政時的美國來說，一年中最大貨幣貶值幅度曾超過50％。

然而，這樣做的結果卻適得其反，為了規避匯率風險，國際貿易越來越龜縮在本幣貨幣區內。飲鴆止渴的貶值大戰沒能帶來出口繁榮，倒讓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投機炒家有機可乘，結果貨幣投機又加劇了匯兌風險，對貿易更加不利……

這種惡性循環終于最后被二戰打斷了，英鎊和法郎區的國家，在歐洲戰場首當其沖，整個戰爭期間美國的貿易順差以驚人的速度膨脹起來，美元當時不僅沒有貶值的必要，而且還由于源源不斷流入的黃金而更加堅挺。“租借法案”的四年間，美國向盟國提供了價值500多億美元的貨物和勞務，黃金儲備從1938年的145.1億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200.8億美元，約占世界黃金儲備的59％。

盟國很早就開始探討戰后的經濟恢復問題，早在1941年，丘吉爾和羅斯福會晤之后發布的《大西洋憲章》里，除了對戰后成立聯合國的建議，一個防止匯率突然波動的全球性支付體制也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上。隨后，兩位巨人身后的國家銀行和專家團，悄無聲息卻迅速高效地開始工作了……

在那個僅與D日行動(1944年6月6日，諾曼底登陸日)相隔一周的微妙時刻，倫敦和華盛頓的兩家人馬，各自懷揣盤算好的一套完美計劃，來到布雷頓森林郡。他們做決定的砝碼，正是自古以來的貨幣之王，貨幣的貨幣——黃金。

二次大戰改變了一切。美國在戰爭中雄厚的實力與超然的地位，使美元的地位迅速上升，幾乎變成與黃金并駕齊驅的硬通貨。設計戰后貨幣體系之時，誰都不能無視這個現實。

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英國提出的凱恩斯計劃和美國提出的懷特計劃激烈交鋒。前者代表戰前傳統強國利益，后者代表美國規劃世界的意圖。爭執的結果，是英國大幅度讓步，以美元為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

“凱恩斯”計劃和“懷特”計劃

凱恩斯拿出的版本叫“國際貨幣清算同盟計劃”，懷特計劃的名字更長，叫“聯合國穩定基金與同盟國家的復興開發銀行計劃草案”。兩者都主張創立一個國際貨幣機構，在自由匯兌原則下穩定匯率，也都主張建立一種國際通用的貨幣單位。

凱恩斯建議成立一個清算聯盟，由債權國和債務國共同負擔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由這個機構發行300億美元價值的貨幣無償提供給各成員國，進行國際貿易結算。這種國際貨幣名為“班克爾”(bancor)，它以固定比例直接與黃金掛鉤。

簡而言之，就是成立一個由英美共同主導的“世界中央銀行”，它與各國央行的關系，就像本國央行與商業銀行的關系一樣。聯系到英國在戰爭中負債累累，國力削弱和對殖民地喪失控制，這個計劃明顯意在防止美國利用債主身份獨霸經濟領導權，同時為英國爭取在戰后國際鑄幣利益里分一杯羹。

但是美國不買這個如意算盤的賬，在黃金儲備占絕對優勢，綜合國力舉世無匹之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懷特計劃認為，只有擁有充足保證的美元才有資格擔當國際貨幣的重任，其他貨幣應該直接與美元掛鉤；至于凱恩斯計劃里向成員國提供流動性的提議，美國認為自己沒有必要充當冤大頭，要成立的國際基金應該把重點放在維持匯率穩定上。

經過一番艱苦交鋒，1944年7月，布雷頓森林會議上最終通過了以懷特計劃為藍本、凱恩斯計劃為補充的《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總稱為“布雷頓森林協定”。各國的貨幣與美元以固定匯率掛鉤，在平價1％的范圍浮動；美元則與黃金掛鉤，各國政府可以以35美元一盎司(約31克)的價格向美國兌換黃金。另外各國還同意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流動性出現困難的國家提供幫助。至于凱恩斯的“班克爾”，直到20多年后，才在一種叫做“特別提款權”的黃金貨幣單位身上復活。

撇除英美各自的算盤，從當時客觀現實來看，懷特計劃無疑比凱恩斯計劃更加可行：因為保證美元強大信用的，與其說是黃金，不如說美國的綜合實力與國際威望。比起由一個人們并不了解和信任的國際機構，發行一種陌生的新貨幣，用美元作結算儲備貨幣更有利于迅速恢復信用，刺激國際貿易。操作起來，永遠是婆婆少好辦事，簡單的一極體制，比可以預見的英美兩大佬扯皮強得多。

“美元特權”攫取世界財富

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在結束金融混亂，促進國際貿易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固定匯率制讓匯兌風險大大降低，促進了資本與貿易的自由流動，1948年到1976年之間，國際貿易的年平均增長率為7.8％，為戰前的10倍。

美國通過援助、信貸、投資、購買商品和勞務活動，向全球提供了大量的美元，比如在歐洲的“馬歇爾計劃”和在日本的經援，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帶動了戰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恢復。

更重要的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粉碎了戰前幾個殖民帝國的貨幣勢力范圍，停止了惡性貶值帶來的貿易沖突。貨幣管制瓶頸的削弱，為國際經濟開拓了全新的視野和思維。從大航海時代以來，大概這是最重要的一次全球化進展。在貨幣體制發展歷史上，國際匯兌金本位代替了古典金本位，可以帶來利息的美元把躺在葛朗臺箱子里落灰的金子徹底擠出了流通領域，這個改變中蘊含的深刻而豐富的意義，還要在此后幾十年里等待人們慢慢領會……    

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在布雷頓森林體系運行之初就尖銳地指出：“美元特權”把世界貿易變成了美國的倉庫，美國出現了貿易赤字，不用像其他國家那樣為外匯儲備減少而苦惱，只需要多印些美元就可以無償向其他國家換取商品勞務，換句話說，“一股獨大”的國際鑄幣權給美國帶來了巨大利益。（順便說一句，戴高樂此后20多年一直在反對布雷頓森林體系，1960年代美元危機時號召回歸19世紀金本位。為此焦頭爛額的尼克松總統后來參加他的葬禮時，竟脫口而出“今天是法國的一個偉大日子”——這句話被美國媒體評為全球有史以來最愚蠢的776句話之一）

不過，美國也不能光占便宜，不出力氣。要讓這個體系維持下去，美國必須做到兩件事：保證充足的黃金儲備，保持國際收支的平衡。第一條是維系匯兌金本位的基礎，布雷頓森林協議可是白紙黑字保證過，其他國家可以用35美元一盎司價格向美國交換黃金。第二條，是保持美元堅挺、維持世界對美元信心的必要條件。

美國衰落，“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

然而，好景不長。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之初美國手握全世界3/4的黃金，是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國，雄視四合，保證這兩條自然不在話下。可是不過十多年，情形已經開始逆轉。從1950年代開始，失去了戰爭中巨額訂單刺激的美國經濟開始走軟，朝鮮戰爭的爆發又直接增加了巨額軍費支出，到1958年美國已經經歷了戰后兩次經濟危機，工業品生產下降14％，黃金儲備由原先的超過400億猛降到不足200億，而國債卻增長到超過200億，儼然“資不抵債”；國際收支更是來了個大反轉。除了1957年，在整個1950年代都是巨額逆差，1950－1960年平均下來年逆差額20億美元。

國庫“金”盡、債務增加、貿易逆差，美元立馬陷入了信譽危機，人們開始懷疑美國是否有能力支撐布雷頓森林體系要求的固定匯率。而且冷戰已經開始，美國全球爭霸的戰略放在那里，各國十分清楚美國肯定會增發貨幣，利用美元國際清償貨幣的特權地位彌補赤字，把它自己的負擔攤到盟友身上。既然這樣，誰都不會坐等吃虧，拋售美元終于在1960年左右成為風潮，是為第一次“美元危機”。

以上的問題已經夠麻煩了，可真正的一擊還在后面。1960年，耶魯大學一位比利時經濟學家特里芬，出版了《黃金與美元危機》一書，指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理論上的致命缺陷：這個體系對美元的清償力與信心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既然美元是國際清償貨幣，如前面所說，為了進行國際貿易，其他各國必須保持大量美元儲備。那么從美國的角度看，它的國際收支必然是逆差。要不然的話，國際市場上的美元從何而來呢？

可是，如果美國長期保持巨額逆差，又會使國際市場對美元的信心下降，驅使各國政府用美元儲備向美國擠兌黃金，使美國黃金儲備枯竭，最終導致匯兌金本位體制難以為繼。“特里芬難題”直指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筑結構錯誤”，在表面上修修補補是無濟于事的。美元危機是必然的后果，不是偶然的災難。

很快預言被進一步證實了：1960年倫敦市場上黃金對美元猛漲到41.5美元／盎司，超過官價20％，美元大幅貶值。美國只好召集英、法、德、意、荷、比、瑞七國，組成“七國黃金總庫”，簽署貨幣互換協議，建立14國“互惠貸款協議”，借款額將近200億美元，勉強渡過了難關。

但是，1967年底倫敦市場又掀起了搶購黃金、拋售美元的風潮。這時美國正陷于越南戰爭，美元的信譽一時降到冰點，可是此時美國總統約翰遜的論調卻是：“世界黃金產量不足以支持全球貨幣體系，美元作為儲備貨幣，對全球貿易提供流動性至關重要。”這種不削減開支、不解決逆差，一味推諉責任的態度讓其他國家非常反感。

同時國際政經秩序在慢慢變化，美國的盟友們也在分化。一部分國家，以法國為首，當初就是迫于強大經濟壓力才接受布雷頓森林體系，現在不愿意再為美國的擴張埋單，紛紛開始用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

美國焦頭爛額之余，決定對黃金實行“雙軌制”，即放棄在倫敦金市上平抑金價的努力，讓黃金自由浮動，只允許中央銀行按布雷頓森林協議價格兌換黃金，另外還有重點地“勸說”西德和日本這兩個二戰的軸心國。它們戰后經濟已經起飛，政治地位上卻仍然低人一等，寧可出點錢不和美國鬧翻，西德和日本在1960－1970年代持有了大量的美元儲備代替黃金儲備。

戰線一旦撕開缺口，潰退的速度一日千里。從1968年之后，美元對黃金繼續貶值，而美國的外匯儲備又下降了近一半，美國先是把兌換官價從35美元一盎司提高到38美元，又把1％的浮動范圍擴大到2.5％，但是杯水車薪，黃金這道沉重的枷鎖，使內憂外患中的美國經濟再也承受不起了。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總統宣布實行“新經濟政策”，停止對各國用黃金兌換美元，同時對進口商品課征10％附加稅，削減10％的對外援助。墻倒眾人推，美元與黃金脫鉤立刻引發了新一波貶值大戰，到1973年第八次美元危機之后，由于無法忍受美國帶來的高通脹率，各國紛紛放棄對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走完了27年的歷程，黯然解體。

1976年，在牙買加首都金斯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各成員國開會通過協議：取消貨幣平價和美元的中心匯率，承認浮動匯率制以及各國選擇貨幣制度的自由；實行黃金的非貨幣化，取消官價，黃金價格完全由市場自由決定。

至此，貨幣完全斬斷了黃金之錨上的古老纜繩，沖向了全球經濟海洋的激流。從根本上說，是經濟規模不可阻擋的增長趨勢，掙裂了金本位這件陳舊的襯衫。金本位背景下的英雄是洛克菲勒，后金本位時代卻是比爾·蓋茨。

然而特里芬難題，即美元清償力與信心的矛盾，并沒有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而消失，依然困擾著世界。從美國角度來看，美元疲軟仍然是難以克服的趨勢；從盯住美元匯率的國家來看(它們還常常是發展相當迅猛的新經濟生長地區)，龐大的美元儲備在手里不停地貶值，也十分令人頭疼。國際商品投機風潮，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過剩的美元流動性在國際市場尋找出路的表現。

歷史教訓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引起了對貨幣合作模式的反思。它的優點和缺陷，都為后來者借鑒。1970年代之后，地區性的貨幣協議興起，歐洲貨幣體系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一個。

從1960年代《羅馬條約》的貿易協議開始，到1990年代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啟動貨幣一體化進程，它逐漸形成為一個對內固定匯率、對外統一浮動的貨幣聯盟。從“三難選擇”來分析：在歐洲內部，各國選擇的是固定匯率制和相互之間資本的高度自由流動，把貨幣政策權力上交給了歐洲中央銀行；而作為整體對外時，匯率體系又是自由浮動的。這樣既促進了歐盟內貿易活動的發展，又有效地把來自外部的通貨膨脹壓力化解掉，增加了整體抗風險能力。

正所謂有心栽花不如無意插柳，布雷頓森林體系在全球背景下沒做到的事，地區貨幣協議卻揚長避短取得了部分成功。宛如經濟學家蒙代爾描述的理想“最優貨幣區”，歐元的最后誕生，標志著地區性貨幣協議的成功達到了新的高峰。

除了歐元的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也給全球金融投資基金帶來了更大活動空間。以喬治·索羅斯自己為例，他的成名作——1992打敗英格蘭銀行，迫使英鎊退出歐洲貨幣協議，本質上正是看準歐洲貨幣當局在通貨膨脹壓力下(主要是德國面臨兩德統一時的壓力)，無法犧牲貨幣政策去維持固定匯率制。而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東南亞各國資本流動過度與匯率浮動僵硬背后的矛盾。

歷史總是一再回到出發的原點。人們開始厭倦了當前國際金融體系的高風險和脆弱性，而美元的流動性泛濫，都是全球和地區性合作問題而非僅僅是雙邊問題。也許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在美元衰落的世紀，中國主導的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正大踏步的走來。

中國的“布雷頓森林”時刻

2013年10月2日，習近平主席提出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倡議。2015年3月12日，英國正式申請加入亞投行，成為首個申請加入亞投行的主要西方國家，隨后，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已同意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將使亞投行擴圍至31個成員國。

繼英國之后，德國、法國和意大利三個歐洲大國決定加入亞投行，這一消息立即激起全球媒體的熱烈討論。現在這個名字上冠以“亞洲”名稱的銀行似乎越來越可能成為一個首次由中國主導的、真正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金融機構的發端。

歐洲盟友的“背叛”，讓長期以來力阻盟友加入的美國大為光火。美國政府不斷敦促任何國家加入中國主導的開發銀行時要三思而后行，要考慮該機構在避免腐敗、保障工人權利和環保方面是否能夠堅持高標準。但是，除了日本明確暫不加入亞投行，韓國和澳大利亞隨時可能成為“墻頭草”。

美國《赫芬頓郵報》稱，“中國正在體驗自己的“布雷頓森林”時刻。英國等歐洲國家決定加入亞投行就是這樣一個重大事件，這預示著美國世紀的結束，亞洲世紀的開端。”美國不能主導世界歷史了，新的力量正在崛起。像其他多數中間力量一樣，英國決定與中美兩國都保持合作，這也是生存的需要。

國際社會，只有利益是永恒的。中國世紀的到來，意味著中國主導的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最終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