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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科學地對待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理論

點擊：6543  作者：周新城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發(fā)布時間:2016-02-02 11:06:00

 

 

 

　　社會主義社會還有沒有階級斗爭？怎么估量社會主義的階級斗爭？這是無產(chǎn)階級取得政權以后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這個問題，僅僅從理論上進行推理，是回答不了的，書本上也沒有現(xiàn)成的答案，必須結合社會主義革命斗爭的實際來探討。應該說，在生產(chǎn)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毛澤東花了很大精力來研究這個問題。尤其是在中蘇十年論戰(zhàn)中，這個問題占了相當大的位置。

 

　　如何評價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問題的探索？改革開放以來，總的傾向是，借口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完全否定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因而階級、階級斗爭、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等等都成為理論工作的禁區(qū)，誰也不能提及，這顯然是不對的。

 

　　我認為，應該把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問題的探索放到整個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史的背景下來研究。因為這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面臨的共同問題，誰也回避不了。十月革命勝利以后，世界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在探討這個問題。必須聯(lián)系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對這個問題的判斷，才能看到毛澤東的探索的歷史意義。孤立地看，可能看不清楚。

 

　　十月革命勝利，俄國無產(chǎn)階級掌握了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以后，列寧曾預見到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個歷史時期里長期存在，而且有時會相當激烈。他指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chǎn)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著復辟希望，并把這種希望變?yōu)閺捅?strong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嘗試。”他們會“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戰(zhàn)斗”，力圖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

 

　　但是，蘇聯(lián)生產(chǎn)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斯大林認為，剝削制度消滅了，階級斗爭就沒有了，連矛盾也消失了。社會主義生產(chǎn)關系完全適合生產(chǎn)力的性質，推動社會主義發(fā)展的不再是矛盾的運動，政治上、道義上的一致才是社會主義發(fā)展的動力。他把社會主義制度設想成完美無缺的、沒有矛盾的社會制度，而且斷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斗爭已經(jīng)一勞永逸地解決了，資本主義不再有復辟的可能性。一旦社會上出現(xiàn)矛盾和沖突，他就認為是外部原因造成的，是國外的間諜制造的。這種觀點，顯然是違反辯證法的，是形而上學的。[1]毛澤東批評說：“只說社會主義社會的特點是‘團結一致，十分穩(wěn)定’，不說社會主義社會內(nèi)部的矛盾；說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會主義國家強大的動力，不說社會矛盾是社會發(fā)展的動力。這樣一來，矛盾的普遍性這個規(guī)律，在他們那里被否定了，辯證法在他們那里中斷了。沒有矛盾就沒有運動。社會總是運動發(fā)展的。在社會主義時代，矛盾仍然是社會發(fā)展的動力。”[2]然而這種社會主義社會不再存在階級斗爭的觀點，當時在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卻占統(tǒng)治地位。

 

　　毛澤東以徹底的辯證法思想，觀察社會主義社會，批判了這種形而上學的觀點，明確指出：在生產(chǎn)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完成以后，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性質和狀態(tài)同資本主義不一樣罷了。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一類是敵我矛盾，敵對勢力還竭力想顛覆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這顯然屬于階級斗爭的范疇。另一類是人民內(nèi)部矛盾，這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矛盾，不具有對抗性。即使在人民內(nèi)部，民族資產(chǎn)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也還屬于階級矛盾的范疇。處理得不好，非對抗性矛盾也會轉化為對抗性矛盾。他明確指出：“革命的大規(guī)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jīng)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chǎn)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chǎn)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chǎn)階級和資產(chǎn)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chǎn)階級和資產(chǎn)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chǎn)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chǎn)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3]“如果對于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斗爭。”[4]

 

　　當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剛剛提出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戰(zhàn)略，毛澤東就敏銳地覺察到，這是世界范圍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斗爭，是國際階級斗爭的新形式，它必然會影響到社會主義國家內(nèi)部，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復辟資本主義的外部因素。1959年11月，他在一次小范圍的會議上，印發(fā)了杜勒斯的幾篇關于和平演變的演說，要大家看一看。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指出，杜勒斯講他們要以什么“法律和正義”來代替武力，又說“在這方面極為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武力并不意味著維持現(xiàn)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轉變。”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nèi)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美國它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腐蝕我們。毛澤東還特別講到，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nèi)部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的。1964年以后，毛澤東把防止和平演變問題正式提上日程，并提出應當采取的一系列實際措施。

 

　　在中蘇十年論戰(zhàn)中，毛澤東深深地感到，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如果讓赫魯曉夫那樣的修正主義掌握政權，必然導致黨和國家改變顏色，導致資本主義復辟。因此他提出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任務。他發(fā)動“文化大革命”，一定程度上也是受這種觀點的影響。

 

　　總起來看，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問題的看法是，第一，隨著生產(chǎn)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大規(guī)模的群眾性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過去了，但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階級斗爭也仍然存在，有時會十分激烈；第二，帝國主義國家仍然處心積慮地想消滅社會主義，用武力辦法不行，就改用和平演變的辦法。而且在社會主義國家內(nèi)部還存在和平演變的社會基礎。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存在階級斗爭和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外部條件；第三，最危險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執(zhí)政黨內(nèi)部出現(xiàn)修正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背離社會主義方向。這就是他說的黨內(nèi)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國家存在復辟資本主義的現(xiàn)實危險，必須采取措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毛澤東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提出社會主義國家仍然存在階級斗爭，仍然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需要反修防修，這在當時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是振聾發(fā)聵的。許多人不理解，甚至反對毛澤東這些思想，改革開放以來國內(nèi)也有人非議。然而現(xiàn)在回過頭來看，尤其是經(jīng)歷了蘇聯(lián)東歐國家政局劇變、制度演變、甚至亡黨亡國的悲劇以后，人們不得不承認，毛澤東這些觀點是具有戰(zhàn)略遠見的，事實證明了毛澤東的觀點是一種偉大的預言，不幸而言中。

 

　　我們不來全面地闡述蘇東劇變的教訓。但蘇東劇變至少說明了三點。第一，這是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人們可以對蘇東劇變的原因有各種各樣的分析，但有一條是誰也不能否定的，即它是無產(chǎn)階級與資產(chǎn)階級之間的激烈斗爭，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激烈斗爭，這種斗爭是驚心動魄的，政治事件層出不窮，今天這里游行示威，明天那里罷工罷課，動不動就發(fā)生流血沖突。透過紛繁復雜的現(xiàn)象，我們可以看到，斗爭的核心是政權問題。這整個歷史事件，是國內(nèi)反社會主義勢力（即所謂的“民主派”）在西方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在黨內(nèi)新修正主義分子（即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分子）的配合下，三股勢力相互勾結，沆瀣一氣，向無產(chǎn)階級奪取政權的過程。認真觀察蘇東劇變過程的人，無不對斗爭的激烈程度感到震撼，誰也不能再對社會主義國家還存在階級斗爭這一論斷表示懷疑了。第二，蘇聯(lián)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敵對勢力制造政局劇變的目的是復辟資本主義制度。動蕩過后，這些國家都恢復了資本主義的政治經(jīng)濟制度，無一例外。毛澤東提出的社會主義國家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已經(jīng)成了現(xiàn)實，現(xiàn)在誰也不能再否定毛澤東這個論斷了。第三，在整個劇變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執(zhí)政的共產(chǎn)黨領導集團背棄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拋棄了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理想信念，推行了一條新的修正主義路線即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搞亂了黨員的思想，瓦解了黨組織。他們自己就想走資本主義道路（至多是對資本主義做點改良），這才使得敵對勢力能夠那么順利地奪取政權，那么迅速地復辟資本主義。這就證實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國家復辟資本主義的最大危險來自黨內(nèi)走資本主義當權派這一論斷。

 

　　應該看到，毛澤東這些論斷是在蘇東劇變之前40年做出的，過了近半個世紀，蘇東劇變用血淋淋的事實，證實了他提出的論斷。不能不承認，毛澤東是偉大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理論家，他的論斷具有戰(zhàn)略預見性。我們必須從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發(fā)展史的角度、戰(zhàn)略的角度來觀察（而不是糾纏于細節(jié)），才能理解這些論斷。

 

　　談到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有兩個問題是十分糾結的。一個是“文化大革命”，一個是以階級斗爭為綱。

 

　　毛澤東是從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出發(fā)，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而“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必須否定。這是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做了結論的。那么我們還能肯定毛澤東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嗎？這就涉及如何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了。

 

　　在分析“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必須把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出發(fā)點同“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做法區(qū)分開來。鄧小平就是這樣分析的。他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做了錯誤的估計。”[5]薄一波同志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在回顧“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時指出：如果實事求是地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具體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當時提出這些問題的出發(fā)點是好的，他的這一戰(zhàn)略思想有不少重要之處，至今仍不失深遠意義，這是應該肯定的；同時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對當時形勢的估計有重大失誤之處，由此帶來的許多做法則是應該加以拋棄的。”[6]這一分析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

 

　　那么，“文化大革命”錯在哪里？我們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詳細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這些錯誤歸結起來主要是三條：一是指導思想是錯誤的，錯誤地認為階級矛盾是社會主要矛盾，并把這一指導思想錯誤地發(fā)展成為“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理論；二是對我國當時的階級斗爭形勢估計過于嚴重，認為一大批資產(chǎn)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jīng)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shù)單位的領導權已經(jīng)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nèi)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資產(chǎn)階級司令部；三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是錯誤的，采取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jīng)_擊并陷于癱瘓、半癱瘓狀態(tài)，各級領導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爭，給一些陰謀分子、野心家以可乘之機，造成了全面內(nèi)戰(zhàn)。然而這不等于說毛澤東提出的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仍然存在階級斗爭、必須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是錯誤的，絕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而予以否定。對這個問題應該作科學的分析，切忌把臟水同孩子一起潑掉。如果否定了毛澤東這個戰(zhàn)略思想，那對蘇東劇變就沒法做出科學的判斷了。

 

　　另一個問題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決定，毅然拋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把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經(jīng)濟建設上來。這是完全正確。但有人把否定階級斗爭為綱理解為否定階級斗爭了，理論上再也不敢談論階級、階級斗爭了，把階級斗爭理論當作是理論工作的禁區(qū)。一提階級斗爭，仿佛就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又來了。有人就是采取這種手法，把“以階級斗爭為綱”當作打人的棍子，封你的嘴，不準講階級斗爭。這是這幾年常見的現(xiàn)象。

 

　　必須指出，有沒有階級斗爭同是不是實行以階級斗爭為綱是不同的兩回事。有沒有階級斗爭，是一個社會存在的客觀狀況，這是人們主觀意識無法改變的；是不是實行以階級斗爭為綱，是黨的一種工作方法，這是可以選擇的。

 

　　所謂“綱”，指的是黨的中心工作，抓好中心工作，就可以帶動其他工作，“綱舉目張”。確定“綱”（中心工作），取決于社會主要矛盾。任何社會都是存在多種矛盾的綜合體，但其中總有一個是主要矛盾，它制約著、規(guī)定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fā)展。在思想認識上，必須善于抓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就迎刃而解了。落實到實際工作中，就是要抓好中心工作，把它作為“綱”，帶動其他工作，這叫做“抓綱帶目”。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那是做不好工作的。以什么為“綱”，在實際工作中，就是把什么作為中心工作的問題。

 

　　如果對社會的主要矛盾判斷錯了，那么確定的“綱”（中心工作）也就錯了。我國在生產(chǎn)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大規(guī)模階級斗爭過去以后，社會主要矛盾已經(jīng)不再是階級矛盾，而轉變?yōu)槁浜蟮纳a(chǎn)力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相應地，黨的中心工作也應該轉移，即從抓階級斗爭轉到經(jīng)濟建設上來。但是有一段時間，我們黨仍以階級斗爭為綱，這顯然是錯誤的，并造成了嚴重后果。十一屆三中全會總結了這個教訓，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把黨的工作重心轉到經(jīng)濟建設上來。事實證明，這一轉變是符合客觀實際的、正確的。

 

　　但是，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只是意味著黨的中心工作的轉移，而不等于否定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是否存在階級斗爭與是不是以階級斗爭為綱是不同的兩回事，有人故意把兩者混淆起來，利用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來否定社會主義社會在一定范圍內(nèi)仍然存在階級斗爭。他們想制造一種氛圍：誰也不能講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更不能講階級斗爭。這是不正常的現(xiàn)象。我們應該把階級斗爭理論與以階級斗爭為綱區(qū)分開來，在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同時，理直氣壯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堅持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不要聽蝲蝲蛄叫就不種地了。

 

　　江澤民有一段話清楚地說明了，在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同時必須堅持階級斗爭理論。他說：“我們糾正過去一度發(fā)生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不等于階級斗爭已不存在了，只要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nèi)存在，我們就不能丟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這種觀點與方法始終是我們觀察社會主義與各種敵對勢力斗爭的復雜政治現(xiàn)象的一把鑰匙。”[7]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的論斷，它應該成為我們一切工作、尤其是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指導思想。既然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是“觀察社會主義與各種敵對勢力斗爭的復雜政治現(xiàn)象的一把鑰匙”，我們就應該經(jīng)常用這把“鑰匙”來解開我國國際國內(nèi)重大政治問題的“鎖”，不應棄之不用。應該使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法來觀察、研究一切重大問題成為我們理論工作的常態(tài)。  

 

　　那么，怎么估計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呢？十一屆六中全會總結了歷史經(jīng)驗，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經(jīng)驗，對此做出了一個科學的論斷：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一方面，階級矛盾已經(jīng)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不能把階級斗爭形勢夸大了，在實際工作中不能再以階級斗爭為綱；另一方面，“由于國內(nèi)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nèi)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8]因此，“既要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斗爭已經(jīng)熄滅的觀點。”[9]]這是符合實際的科學論斷。兩方面一起講，才能全面反映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的狀況。

 

　　這個結論，是我們黨經(jīng)過長期探索才得出來的，來之不易，應該倍加珍惜。在階級徹底消滅之前，我們必須始終堅持這一論斷，不能動搖。當前，理論界彌漫著一種否定階級、階級斗爭的氛圍，我們更應該重申這一科學的結論，理直氣壯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來觀察和分析有關的政治生活現(xiàn)象。

 

　　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的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10]實事求是地說，改革開放前，主要的錯誤傾向是夸大階級斗爭，釀成了嚴重后果；目前主要的錯誤傾向則是縮小、甚至否定階級斗爭，如果不予以糾正，那同樣也會導致嚴重后果的。

 

　　習近平同志也是這樣分析的。他強調(diào)，“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有人說這已經(jīng)落后于時代了，這種觀點是不對的。我們說階級斗爭已經(jīng)不再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并不是說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nèi)不存在了，在國際大范圍中也不存在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一直是明確的。”[11]

 

　　我們必須全面地科學地對待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和防止復辟資本主義的思想，堅持它的正確方面，揚棄他的錯誤方面。無論哪個方面都是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寶貴財富。

 

　　注釋：

　　[1] 到晚年，斯大林也感覺到這種說法有毛病。1952年他在《蘇聯(lián)社會主義經(jīng)濟問題》中說，不能從絕對意義上理解社會主義生產(chǎn)關系完全適合生產(chǎn)力性質，處理得不好，也會產(chǎn)生矛盾。毛澤東說，斯大林是羞羞答答的辯證法，或者叫吞吞吐吐的辯證法。

　　[2]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批注和談話》第273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年印。

　　[3]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3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3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4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137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

　　[7] 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34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8]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5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 《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5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0]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8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 習近平2014年2月17日在中央黨校的講話。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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