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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余永定 

整理自作者在財經年會上的發言

我不敢對人民幣匯率做出判斷，誰都很難做出判斷，很多著名的銀行家都說，對他們來講最最困難的事情是具體判斷最后會走到什么水平，這太困難了。我想講一下比較原則性的問題。

首先，我完全贊成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先生的觀點，就是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不支持長期人民幣貶值，人民幣應該是一個強勢貨幣，但目前，人民幣確確實實面臨著貶值壓力，從總體上來說，來源于貿易，我們過去出口順差非常大，現在出口順差就有所減少。

最重要的是資本外流，包括資本外逃，昨天我看了一個電視節目，專門介紹怎么在美國買房，我就奇怪了，每個人5萬美元的額度，怎么能在美國買房子，合法不合法？但電視臺已經給大家提供各種各樣的建議怎么在美國買房子不吃虧、不上當。

央行的政策是什么呢？我自己猜想，是適度干預外匯市場，讓人民幣有序的、逐步的貶值，最后達到均衡匯率水平。與此同時，加強資本管制。這樣就可以避免使用過量的外匯儲備來干預外匯市場。我對央行加強資本管制的措施完全贊成，我覺得這是不得已而為之，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確確實實要加強資本管制的。但我不明白，為什么我們在強調資本管制，加強資本管制的同時，電視節目里卻在議論如何把錢挪到外國去，在外國買房子，是不是還有很多渠道使人們能夠非常方便的把錢匯出去呢？我不知道，我向有關方面提出這個問題。

現在我想強調一個觀點，如果我們不讓人民幣根據市場的供求關系來決定，就必須對市場進行干預，雖然干預的程度有時候多一些，有時候少一些。這種干預的結果，首先要消耗大量的外匯儲備，在過去兩年中，我們消耗了超過8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當然這里頭有估值作用等等，但這個數量是非常巨大的。

大家可能對8000億的概念不是特別清楚，我想強調一點，IMF的總資源一共是6600億美元，在整個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世界各國政府所消耗的外匯是3500億美元，我們是8000億美元。很多分析家認為，這是藏富于民，我不否認，但有相當大的程度上這不是藏富于民，是我們損失了錢。

另外，它會影響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央行特別提出了這一點，我們為什么現在不能降準呢，因為一降準輸入更多的流動性，會增加人們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增加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央行也充分認識到了，如果匯率不是由市場決定的，我們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就會受到影響。

我們現在不得不加強資本管制，雖然我長期以來支持加強資本管制，但我們必須承認，資本管制有一系列的副作用，如果我們讓人民幣更多的由市場決定，資本管制的壓力就會相應的減輕。過去我們的一些政策錯誤的原因是順序沒考慮，如果把順序搞對了，最終我們是能夠比較平穩的實現資本項目自由化的。

緩慢的貶值，不能消除貶值預期，市場總是預期，你還是要貶值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資本市場的改革就會受到很多阻礙。舉一個例子，如果你想發展衍生金融產品防范匯率風險，如果大家都認為人民幣要貶值，很難找到交易對手，在這種情況下，你想發展衍生金融產品也是比較困難的。

匯率貶值有這么可怕嗎？我覺得沒有這么可怕。從國際上，一般大家討論四個問題：第一、銀行貨幣的錯配。第二、企業的外債。第三、主權債。第四、通貨膨脹。就我們中國目前來講，這些問題都不存在。而且我還想說一下，在世界經濟史上，你是否能找到過這樣一個例子，一個國家三十多年來都是經常項目順差，現在的經常項目順差依然是世界第一，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世界第一或者是第二，這個國家有3萬億的外匯儲備，這個國家的執政能力超強，這個國家還有資本管制，它的匯率會大幅度貶值20%嗎？能找出一個例子嗎？我認為是沒有的。我不否認，如果央行停止干預，可能在短期會出現所謂的超調，但我認為這個問題不大，我們是有能力來克服這種沖擊的，只要我們做好準備。

總而言之，我希望能夠及早下決心，讓匯率由市場來決定，盡快實現匯率的市場化。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擺脫許多枷鎖，專心致志的把我們的宏觀調控搞好，把我們經濟結構的調整搞好。

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肯定會明顯加強，特別是在特朗普當選之后的初期，因為他多少要表示履行他的競選諾言，而且我們也不能否認一個現象，全球化對美國不同階層的影響是不同的，對美國的藍領工人，確實使他們的收入水平改善速度減緩，甚至沒有改善，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在這樣的情況下，對于美國的藍領工人來講，可能是有好處的，所以，特朗普的這樣一種政策是有民眾基礎的，中國應該對此做好準備。

另外，我們還要繼續我們的國際化的步伐，我們要高舉自由化的旗幟，你搞貿易保護主義，我們成了貿易自由化的旗手，這樣做是正確的，無論是從實際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是正確的。

我也想特別強調一下，就是量力而行的問題，要適度的問題，不能太冒進。最近，我們一些銀行被罰款，我們媒體和一般公眾的潛意識，馬上認為是我們中國自己的不對，我認為這是一種偏見，這是受了人家長期宣傳影響的一種偏見，不見得是咱們的不對，或者咱們可能有點不對，錯可能是在對方，美國不但罰中國，而且罰了很多西方國家的大銀行，并不一定是那么有道理的，對這些問題，我們應該警惕。我們在向外擴張的時候，向外推進的時候，一定要小心謹慎，步步為營，穩扎穩打，量力而行。

我覺得中國必須要加強資本管制，稻葵說的巨大的流動性，我們可以簡單的算筆帳，假如中國有2000萬中產階級，每年都想換5萬美元，這個數量是非常巨大的，怎么辦呢？只能是資本管制，這個額度是不能改的。當然我不會主張他把額度減少，但無論如何，必須要嚴格執行這個額度，有些地方，比如深圳，我的學生告訴我，有些老板把員工的身份證借來換很多外匯，這種事情是一定要禁止的，大量的在海外買房，到底合法不合法，需要做認真的調查研究，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總之吧，面臨著這樣一種挑戰，完全靠市場的方法是沒法解決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幣在貶值壓力之下，應該盡快釋放這種壓力，而不是緩慢的釋放壓力。我們在過去十幾年中，已經有這個經驗教訓了。2005年的時候，我們說一定要打破人民幣升值的非理性預期，那是理性的預期，你打來打去，熱錢不斷地流入，一不小心掉入美元陷阱。

現在同樣是這樣的，你是打不掉的，讓它貶到底了，預期就消失了。去年的股市給我們提了非常好的經驗，它升到高點要降，不讓它降花了幾萬億套在那兒，最后還是降，最后到3000點還是穩定在那兒了。

我的意思是資本管制不能放棄，但我們不能輕易改變過去的一些承諾，我們現在是嚴格執行已有的管制，另外，盡快的讓人民幣由市場決定，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減輕了我們必須要加強資本管制的壓力。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博導、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