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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在收入分配嚴重不公的社會背景下，用錢購買政治話語權成為美國社會通行的規則。“民主政治”的幌子下，其實是“錢主政治”當道。

國內很多人因為并不了解真正的美國，所以想當然地以為美國的政治制度充分體現自由、民主和平等。然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沒有經濟上的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平等。在收入分配嚴重不公的社會背景下，用錢購買政治話語權成為美國社會通行的規則。“民主政治”的幌子下，其實是“錢主政治”當道。

美國競選表面上具有公平性，好像誰都可以自由參選、公開競技。然而這只是表面現象，花錢如流水的競選過程，實質上制造了資本主義民主的“經濟門檻”：如果沒有強大經濟力量的支持，候選人就養不起競選團隊，打不起競選廣告，更不用說競選旅行和造勢集會了。所有的傳播渠道都要用大價錢來購買，否則根本沒人知道你是誰，談何為你投票？

圖1: 2016美國大選的選舉經費支出。上為希拉里，下為特朗普。單位：百萬美元

2016年的美國大選就是一部“錢主政治”的生動教科書。美國民主的“經濟門檻”到底有多高？如圖1所示，自2015年1季度起，希拉里競選團隊每個月的支出在200萬-600萬美元之間，19個月的累計支出高達6000多萬美元。而且這還只是希拉里“嫡系”競選團隊的開銷，其他五花八門后援團隊“義務”為希拉里做宣傳的費用還未計入在內。這么多競選資金從哪里來？花旗集團、摩根大通、時代華納集團和硅谷的高科技企業都曾為希拉里“慷慨解囊”，捐助的競選資金在2016年6月就已達2億美元，為希拉里的選戰提供了充足的金錢彈藥。特朗普競選團隊的開銷少于希拉里團隊，不過這是坐擁70億美元以上資產的特朗普自掏腰包。所以，要想在美國政界出人頭地，要么自己腰纏萬貫，要么找到腰纏萬貫的財團捐助，才有可能跨過“經濟門檻”。

圖2: 史無前例的特朗普“巨富內閣”，17位閣僚的身家總計145億美元

在“錢主政治”的游戲規則下，競選贏家總要給予捐助人豐厚的利益回報，以換取他們的長期支持。例如，小布什在2000年當選總統后，至少24位頂級贊助人或其配偶當上了美國大使，其中大部分獲得被派往歐洲國家的美差。至少57名贊助人或其配偶被任命到一些擁有實權和資源的政府委員會。還有3名主要贊助人進入了內閣，他們是商務部長埃文斯、勞工部長趙小蘭和國土安全部長里奇。“投桃報李”并非共和黨的專利：克林頓在第一個任期也任命了5名10萬美元以上贊助人擔任駐外大使。美國法律為資產階級喜聞樂見的利益輸送留足了空間，這恰恰是合法的腐敗。“錢主政治”下的競選不過是資產階級的賭博，獲勝的一方會按照下注額進行“分紅”。

美國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不過5萬4千美元，巨額選舉經費對工薪族來說是個天文數字。2014年美國最高法院取消了政治捐款限額，更使“錢主政治”登堂入室。接受巨額捐助的政客變成財團的代言人，而腰纏萬貫的巨富從來站在大資產階級的立場思考問題，無論誰上臺都不可能真正為勞動人民謀利益。

美國政客很善于自我包裝，競選時總要刻意表現自己關心普通民眾，但是勝選之后卻說一套做一套。奧巴馬上臺之前信誓旦旦地聲稱，絕不允許游說集團繼續干預白宮的決策。可是上臺之后，他卻為許多捐助超過50萬美元的籌款人提供了內閣重要職位；至2014年，已有多達70名游說客進入奧巴馬的班子。當年的慷慨激昂，哪里抵得過實實在在的利益交易？

特朗普的“健忘癥”則更為嚴重。他在競選時多次強調自己關心普通美國人的工作和收入，曾批評華爾街和大銀行，并誓言要掃除政客利益輸送的不正之風。可是勝選之后，他卻組建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巨富內閣”：2016年12月特朗普已經公布了17位閣員的提名，這17人的財富已經超過了美國1/3家庭財富總和。對于美國媒體對此的批評意見，特朗普反倒感到理直氣壯：“一家報紙指責我不任命那些身家平凡的人。為什么？因為我想要那些已發家成功的人！”

“普世價值”的漂亮包裝無法掩飾美式民主的虛偽：人民群眾的政治權利主要限于幾年行使一次投票權；人民群眾對選舉產生的掌權者缺乏監督和制約，無法約束其執政期間的行為。資產階級和政界之間的利益輸送廣泛體現則封官行賞、政策傾斜和政府采購等方面。正因為在臺上的政客極少受到人民群眾的監督和制約，利益輸送才會使政治成為一門生意。美式民主能擺脫這種虛偽嗎？答案必然是否定的，這種虛偽正是資產階級民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無產階級為主體的人民群眾對掌權者實現了全面監督和制約，利益輸送的途徑就會被徹底切斷；如此一來，資產階級將無法名正言順地扶持代理人，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豈不是要出現動搖？所以說，對掌權者缺乏監督和制約的政治制度，恰恰是資產階級故意設計出來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可能得到根本上的改變。

美國政壇被游說集團掌控，司法演變成金錢的博弈，優質高等教育需要高價購買，這些不平等使得統治集團之外的廣大人民群眾普遍成為受害者。消除政治不平等的根本途徑在于消除經濟不平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如果沒有富可敵國的寡頭，就沒有人能用大量金錢影響政局和司法；公有制經濟支撐下的國家財力有能力提供更多公共物品、向公眾平等開放。然而，改變社會財富分配的方式必然觸碰到“普世價值”中“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條，美國的現行體制決不允許改變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初級分配方式。由此可以預見，無論誰當美國總統，都不可能打破美國無產階級相對貧困化的困局。“普世價值”營造的政治平等的假象，將愈發難以掩蓋嚴峻的經濟不平等和階層固化。美式民主的民意基礎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消蝕。

虛偽而弊病叢生的美式民主顯然不應該是中國的選項。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其實早已為我們指明了國富民強的道路——那就是憲法中的人民民主。列寧在經典著作《國家與革命》中創造性地提出，人民政權應將政府官員置于人民群眾的時刻監督之下，從制度上防止他們侵害群眾利益。列寧的構想催生了社會主義國家的“議行合一”政體：權力機關由人民選舉產生，行政和司法機關由權力機關組織、對權力機關負責，接受民選代表的監督。超越美式民主的出路正是完善人民民主：

必須維持權力機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血肉聯系，并且充實權力機關的權力和職能。

必須實現對公務員群體的“全天候監控”，這要依靠權力機關、監察機關和人民群眾的廣泛參與。

必須徹底切斷商界對政界的權利輸送，使選舉不受候選人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人民民主才不致出現蛻化變質。

作者：徐實 （生物制藥專家 投資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