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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天，本來該是春暖花開的日子，誰曾想突然來了個“倒春寒”。剛消停沒幾天的黨校教授王長江突然蹦了出來，一臉嚴肅的大談什么“防左”經，很是大煞風景。也讓廣大黨員群眾一臉疑惑，不是說好離職養老了嗎?怎么又像打了雞血般披掛上陣了。

　　但是，王“教授”雖然嘴里喊著“防左”，心里恐怕還有別的“碎碎念”呢。早就有網友一針見血的指出，王長江這次跳出來顯然是沖著黨的十九大來的，企圖干擾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

　　王教授在采訪中說：“在我們黨內，‘左’的東西一度很有影響。‘左’的東西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拿大帽子嚇人。” “‘左’就是僵化、保守”

　　嘖嘖，這就是長期混跡于頂級黨校，長期擔任黨建教研室負責人的理論水平，真不如俺們院里掃地的大媽。也就難怪忘王“教授”只會在課堂上講講葷段子了。

　　當然，王長江的段子可不是博取一樂放松精神，背后都是有著極其險惡用心的。下面不妨回顧幾段王“教授”課堂上授課的“精彩”內容：

　　“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毛澤東的個人威望如日中天，所有的對手全打下去了，包括林彪。誰也沒敢，沒人敢跟他較量啊，對吧，叱咤風云。夠可以了吧?但是到這時候，毛澤東老人家說出話來，反倒不是那么自信了。你看怎么說?斯大林去世之后，蘇共給他三七開，三分錯誤，七分成績。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那我死后，能不能得三七開啊?我看我得不了三七開，我呀，我能得個四六開就算不錯了。弄不好四六開都沒有，五五開。

　　你(指毛澤東)搞了將近三十年，什么手段都使出來了，運動一個接著運動，結果老百姓的溫飽都沒解決，咋回事?”

　　“因為寫日記本身是政治進步的一種表現。哎怎么就成了政治進步呢，這當然就是當時的特殊的歷史背景了，對吧，說得最直白一點，那就是因為雷鋒“叔叔”寫了日記嘛，對吧。(以故意調笑的語氣)雷鋒叔叔，他是和平時期的英雄人物，對吧，我們得老老實實承認，和平時期的英雄人物，你形象再高大，也高大不過戰爭時期，沒辦法，和平時期，你沒有驚天動地的事業，你又不能像黃繼光一樣去堵槍眼，那多壯烈，對不對，你也不能像董存瑞一樣舉著炸藥包，為了新中國~前進!好家伙，那形象，閃閃發光，(以故意調笑的語氣)對吧，你做的全都是特別不起眼的事情，對吧，全都是平凡的工作，所以確實是這么回事，對吧，雷鋒也一樣，但是雷鋒他寫了日記啊，對吧，哎，等到他犧牲之后，把日記一公布出來，哎呦，可了不得了，大家一看，啊，鬧半天這么平凡的工作崗位，能做出這么不平凡的業績啊!這人太偉大了，這人太高尚了，這人太純潔，這人太無私了，哎呦全國人民都感動，對吧，毛澤東那兒也跟著一感動，然后大筆一揮，向雷鋒同志學習，你看看，咱不就學上了嗎，對吧。

　　哎，你想想，那當時我作為一個小青年，什么事兒都不懂，你讓我學雷鋒，天天得學，怎么學啊?我想來想去就兩件事，第一，我天天上街轉悠去，為什么要轉悠啊，哎，我在街上轉悠啊，我看見萬一有人摔倒，我把他扶起來，這不就學雷鋒嗎，對吧，所以老盼著人摔倒，這一點倒是比咱們現在好，現在你摔倒了都不敢扶，當時還盼著你摔倒，你摔倒我就去扶你，這不就學雷鋒嗎，對吧。有的時候轉悠一天，也沒人摔倒，那怎么辦，沒關系啊，我撿起一分錢，交給警察叔叔，你看看，這是學雷鋒，大大小小全算。好，這就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呢，我寫日記。為什么要寫日記，那當然寫了，對吧，平常可能看著沒多大用，但是放在那兒，萬一有一天哪，咱不幸犧牲了，哎被發現了，哎呦，咱不就成了英雄了嗎，對吧，你瞧瞧，就這心態，在那寫日記，你那個日記能不先進嗎?”

　　“十月革命之前，馬克思主義已經傳到中國啦!哎，當時中國被迫開放，各種先進思想蜂擁而入，馬克思主義就是其中之一，哎，但是它只是之一，它不比別的思想更明顯，不比別的思想地位更高，不比別的思想更顯眼，它只是一個流派，為什么，因為，如果用我今天的評價，那就一句話，因為它中看不中用。”

　　也只能簡單摘抄幾句話了，因為王教授“著作等身”，實在是摘不完啊。

　　本來已經罷職閑賦在家王長江這次如“猛張飛”一般高調殺出來“防左”，勢頭兇猛的很呢。可以看得出他是有備而來，帶足了武器彈藥的，目標自然是在黨的十九大召開之前煽風點火、制造混亂。

　　接下來王“教授”及其背后的西方勢力還有什么精彩的“表演”，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大談“防左”

　　2017-03-07 14:34:00  來源：財新網  作者：蕭輝

　　【財新網】(記者 蕭輝 實習記者 孫良滋)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長期從事世界政黨運行機制的比較研究，主持開創了世界政黨比較學科。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上，他提交了進一步推進理論創新的提案。

　　接受財新記者采訪時，王長江表示，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很多問題繞不過去，必須解放思想，推動理論創新，來指導改革中面臨的問題。他強調，腐敗的根源在于權力濫用，反腐正處在從治標到治本的過渡階段，要把過去的“打人頭”，轉變成以制度來規范權力，把反腐的陣地前移。

　　慎用行政手段解決學術問題

　　財新記者：今年你提交了什么提案?

　　王長江：我提交了一大一小兩個提案，小的提案是建議放開車檢站點，把車檢完全推向市場化，出發點是約束行政權力，轉變政府職能。大的提案是進一步推進理論創新，這個提案看似有點空，但非常緊迫。近年來，經濟快速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一個突出問題是社會矛盾，社會意識裂痕加深，社會共識越來越薄弱。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人們的看法存在著分歧，有的還明顯對立。我認為，問題的根源在于理論創新不夠，政治學理論創新沒有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以前改革在淺水區，很多問題被繞過去了，但現在改革進入深水區，有的問題不得不碰，這就需要進一步推進理論創新。

　　財新記者：理論創新的難點在哪里?怎樣推動理論創新?

　　王長江：在我們黨內，“左”的東西一度很有影響。“左”的東西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拿大帽子嚇人。當人們被這種大帽子嚇唬住時，理論創新就很難向前邁步。理論創新要堅持“四不主義”，就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慎用和忌用行政手段解決理論探討中出現的學術問題。”

　　“說到“左”就是僵化、保守”

　　財新記者：鄧小平在90年代初的南方談話中提到，“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20多年過去了，有人提出要“超越左右”“謀求改革共識”。你怎么看?

　　王長江：首先我們要理清“左”與“右”的概念。在西方，“左”是指激進的政治觀念，“右”是保守的政治觀念。而在中國當前的話語中，“左”“右”概念含混不清。說到“左”就是僵化、保守，說到“右”就是激進。鄧小平同志說的“左”與“右”的觀念是在歷史推進過程中產生的。但在實際中，“左”“右”變了味。

　　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提到“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一觀點在現在仍有重要警醒作用。改革進入深水區，“左”與“右”的交鋒很激烈，面臨體制上的問題，“左”是“還走不走”的問題;“右”是“朝哪個方向走”的問題。我們要警惕“右”，防止西化，但也要防止“左”，防止改革止步不前。

　　全面深化改革，明晰產權制度是突破口

　　財新記者：今年是鄧小平逝世20周年。全面推進深化改革，你認為關鍵點在哪里?

　　王長江：全面推進深化改革，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鄧小平理論中很重要的一條是思想解放。當出現問題時，是用實踐來檢驗理論，還是用理論來套實踐?鄧小平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過去30多年，我們堅持鄧小平的這一路線，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今改革進入深水區，經濟發展成績很大，但順應經濟發展的創新的政治和社會理論沒有跟上來。經濟發展有一套自己的邏輯，而政治學理論則基本沒有擺脫傳統的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解釋框架，兩者發生激烈矛盾，導致社會共識淡薄，阻礙了改革進程。

　　我們應該認識到，改革進入了深水區，以前在淺水區，有些問題可以繞過去，但現在面對的是制度上的一些問題，沒辦法繞過去。到底是順應市場的邏輯，去改變行政體制中一些不適應市場經濟的東西，還是改不動的就不改了?我認為必須“壯士斷腕，殺出一條血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使它更順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改革體制，就會觸動既得利益者，遇到的困難很大，但即使困難很大，我們也要往前走，這就是改革攻堅戰，要敢于啃硬骨頭。

　　財新記者：全面深化改革，你認為應該有哪些突破口?

　　王長江：在經濟領域，首先要明晰產權制度，到底用一種什么觀念看待產權。過去強調更多的是要個人服從集體，公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少了“神圣”二字，就可以看出差距。產權的觀念在逐漸轉變，逐漸順應市場經濟的邏輯。第二是法治，大家應該達成一種默契，一旦出現矛盾必須服從法律，這樣才能從根本上實現公平正義。政治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民主。比如首先從黨內民主開始，黨內如何選舉、決策、監督。民主與市場經濟相互促進，經濟發展之后會對民主起到促進作用，而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成果要用民主來固定住。民主不一定是最科學的，但民主是大家選擇的結果，風險由大家來承擔，制度風險也就降低了。如果民主長期滯后，會導致經濟發展變形，比如很多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沒有用民主制度來固定，導致財富分配出現問題，有權者就會撈取更多利益，形成權貴資本。我們怎樣防止這種陷阱?民主制度是良藥。

　　財新記者：距離全面深化改革達成的目標還有四年，你怎么看待改革進程?

　　王長江：按照目前的改革勢頭，2020年的目標肯定能實現。我更關注的是社會、政治、經濟的全面發展，這也是“四個全面”的題中之義。過去我們更關注經濟發展，現在我們應該把老百姓的認同度加入考量，財富分配均衡不均衡，是否公平，這些都是我們應該考慮的問題。

　　重視制度建設，把反腐的陣地前移

　　財新記者：如何看待改革形勢和反腐之間的關系?

　　王長江：反腐是為了更好地發展，反腐為改革提供保障和環境，這是毋庸置疑的。有一種觀點說反腐阻礙經濟發展，這種說法很荒謬，在發展過程中是存在一些不那么潔靜的東西，但如果說改革是靠腐敗來支撐的，這種改革遲早會變形。從長遠來看，反腐肯定有利于國家健康發展，有利于推進改革，有利于經濟的增長。

　　財新記者：對于現在的反腐形勢，民間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是“運動式”反腐，一陣風就過去了;一種認為反腐打擊面過大，擔心超出可控范圍。你如何看待現在的反腐形勢?

　　王長江：這與我們所處的反腐階段有關系，反腐正處于從治標向治本的轉變過程中。治標就是矛頭對著腐敗者，誰濫用權力，就處理誰。但只要腐敗的土壤還在，腐敗者就不會絕。治本就是理順權力之間的關系，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現在我們正處在從治標到治本的過渡階段，要打消人們的疑慮，就要把過去的“打人頭”，轉變成以制度來規范權力。在這個過程中，有不少制度需要建立，我們已經建立了一些制度，但發揮的作用有限。比如禁止官員經商，怎么樣能發現官員在經商?這就要實行財產公示制度。一旦發現官員經商，又有什么懲戒措施?制度之間要彼此連接起來，協同發揮作用。

　　財新記者：有一種說法認為，反腐敗使得一些官員不作為，產生“庸官”，你怎么看待這一說法?

　　王長江：我去一些地方調研，發現確實存在這種現象，過去是“胡作為”，現在是“不作為”。“不作為”并非反腐必然帶來的，這是制度系統出了問題帶來的。不能用“頭疼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去處理問題，否則就會出現從“胡作為”到“不作為”。應該有頂層設計統籌規范各個因素。

　　財新記者：今年將召開中共十九大，你如何展望未來五年反腐和廉政建設的走向?

　　王長江：王岐山同志在多個場合強調反腐力度不減，對反腐保持高壓態勢。這種態度是對的，但在方式上會發生變化，不再只是關注人，而更重視制度建設，把反腐的陣地前移。

　　老百姓關注打了多少只“大老虎”，出了多少涉案上億元的貪官，這種數額是觸目驚心的，對改革也有負面影響。我們在保持反腐高壓態勢的前提下，更注重加強制度建設，通過制度上加強監督，防止出現巨貪。

　　腐敗的根源在于權力的濫用，解決之道在于對權力進行監督。監督應該是多源的，有上面對下面的監督，也有下面對上面的監督，有權力對權力的監督，也有非權力對權力的監督，有黨內監督，也有黨外監督。我國的政治現實是非權力對權力的監督還不夠。我們從黨內的自上而下的監督，強調紀委在反腐中的重要作用，這個做法是根據我國權力結構來推進的，非常正確。短期來看，效果顯著，但是從長期來看，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誰來監督監督者。監督應該是多元的，才能保證反腐朝著健康的方向走。

　　過去在反腐的過程中存在一些與法治精神不相符合的地方，我們注意到這個問題，現在越來越注重程序上合法。比如對于有問題的干部，紀委先審查，涉及到犯罪的移交司法，這個思路是對的。

　　原題：王長江委員：改革進入深水區，需要進一步推進理論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