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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西方軍事強權的持續強大壓力下，那些焦慮地尋求自強之路的先進中國知識分子逐步產生這樣一種觀念：我們的軍事科技不如人，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政治制度不如人。甲午戰爭的失敗強化了這一偏見，于是，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了持續至今的思想自我殖民過程——全盤引入西方社會科學概念及其學術體系，以西釋中，基本的語言范式是“中A是西B”或 “中A不是西B”。【1】

    這種盲目崇洋，自我閹割之態甚至在中醫領域內也不例外。諸如近代不少聲名卓著的杏林高手就曾大言不慚道：“中醫的‘四診’不如西方的“科學手段”，中醫的‘八法’不符合西方的‘ 量化標準’，應予以摒棄！”仿佛只有西醫才能藥到病除，中醫只會隔靴搔癢一樣！

    在此種論調的蠱惑下，不少醫生紛紛放棄本業，浸淫西學，以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遂致華佗良方、扁鵲奇技不復再現。

    據實而論，西醫以解剖學實證為基礎，研究人體患病的狀況，以現代物理、生物、化學知識，解讀認知人體內的種種現象，以消除致病因素（病菌、病毒及生化傷害）為主要治療手段，微觀操作步驟明確、清楚，確是難能可貴，值得我們中醫去蕪存菁的加以吸收。

    但不容置喙的是，它對不能明確顯示現有生理指標異常的疾病，無能為力，具體表現在對很多所謂疑難雜癥，無法明確診斷，更無法治療。對一些雖能顯示生理指標異常、但尚不明其產生原 因的疾病（高血壓、糖尿病、癌癥等），更是常常束手無策。

這一切的癥結，都源于西醫理論在對整個人體的宏觀把控與描述上，存在巨大缺陷，患者在他們眼中從來都不是一個“一以貫之”的有機整體，而是一堆零散的部件。所以他們之于病灶，從來也不想著“調其元氣、宗氣、營氣、衛氣、臟腑之氣、經絡之氣”，促其自愈，而是動輒施以刀圭，非要剖腹破肚不可。要么就是使用副作用極大的化學類藥物，讓人在“康復”之后，埋下兇烈的隱憂。

中醫則大為不同，它講求“從象測藏”。即“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臟”。而且對于病人，常以濡養元氣的手法，促使其津液在體內發揮推動、溫煦、防御、固攝等巨大作用。尤為難得的是， 中醫在用藥方面從不千篇一律，而是遵從“適變”的原則，靈活運用。那正是：天地養兵久，臨癥岐伯魂，筆下奔萬馬，壺中涌千軍。

    首先，中醫藏象理論確立的重要原則就是“因變以正名”，聯系《黃帝內經-素問-六節藏象論》上下文，可知這里的“變”是陰陽之變，然后是五色、五味之變，進而通于臟腑功能之變；這 里的“名”指陰陽、五色、五味、臟腑諸象之名；這里的“因”，是應因、靜因之意，所因者，變也；這里的“正”是使名實相符，名副其實。我們看到，藏象理論是描述動態諸象之間的關 系——“因變以正名”，可謂深得中國文化之精髓。

    《黃帝內經-素問-六節藏象論》引岐伯與黃帝對話說：“帝曰：善。余聞氣合而有形，因變以正名。天地之運，陰陽之化，其于萬物孰少孰多，可得聞乎？岐伯曰：悉哉問也，天至廣，不可 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靈問，請陳其方。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于心肺， 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大意：黃帝說：好。我聽說由于天地之氣的和合而有萬物的形體，又由于其變 化多端以至萬物形態差異而定有不同的名稱。天地的氣運，陰陽的變化，它們對于萬物的生成，就其作用而言，哪個多，哪個少，可以聽你講一講嗎？岐伯說：問的實在詳細呀！天及其廣闊 ，不可測度，地極其博大，也很難計量，像您這樣偉大的圣主既然發問，就請讓我陳述一下其中的道理吧。草木顯現五色，而五色的變化，是看也看不盡的；草木產生五味，而五味的醇美， 是嘗也嘗不完的。人們對色味的嗜欲不同，而各色味是分別與五臟相通的。天供給人們以五氣，地供給人們以五味。五氣由鼻吸入，貯藏于心肺，其氣上升，使面部五色明潤，聲音洪亮。五 味入于口中，貯藏于腸胃，經消化吸收，五味精微內注五臟以養五臟之氣，臟氣和諧而保有生化機能，津液隨之生成，神氣也就在此基礎上自然產生了。）

    同時，“因變以正名”還體現在辨證施治這一中醫認識疾病和治療疾病的基本原則之中。為什么要辨證施治呢？就是人體是個高度復雜的系統，同一種病，在不同病人身上、在不同病程、不 同季節都可能有不同的變，施治方法當然也不可能全同，甚至是同病異治、異病同治，這才真正達到了“因變以正名”。西醫的理論架構是靜態的，不講“因變”，總是想找到病與治之間的 機械對應關系，在這一點上，中醫自有其高明之處【2】。

不妨舉一個眾所周知的例證，2003年的SARS疫情在廣州爆發時，廣州普遍采用中醫治療，療效非常明顯。到2003年5月中旬，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一院治療50余名病人，無一例死亡，平均退燒時間3天，且醫護人員無一人感染。而鐘南山院士所在的西醫型醫院治療的117名病人，有10人死亡（9人死于西醫治療）；其中有71名病人接受中醫介入治療，僅一例死亡，接受純西醫治療 的46名病人中，有9人死亡。同樣值得提及的，接受中醫治療的病人沒有后遺癥，而接受西醫治療的病人則大量出現肺部纖維化和股骨頭壞死癥。治療費用對比也極其明顯。西醫表面看來是 在不斷更新發展，而在對付新病種上，總是臨渴掘井，這無異于中醫說的那句話：“宋朝才議將，金兵已渡江。”

如果說以上的數據來自官方，不免“王婆賣瓜”之嫌，那么以下兩位知名人士的親身經歷堪為鐵證！

德國慕尼黑大學波克特教授在接受《科技中國》采訪時，曾經說到：“早在50年代，我就被中國傳統文化深厚的底蘊征服了。我結識了不少華人朋友，并向他們學習漢語。在巴黎大學求學，有幸結識了李約瑟博士，更加深了我對漢學的興趣。我的博士論文就是關于《道藏》的研究。取得博士學位后，又回德國學習西醫，同時研讀了南京中醫學院編著的《中醫學概論》。從此我與中醫結下了不解之緣，當作了我一生最主要的事業。

作為中醫學家，我當然知道中醫的保健方法，并在實際中廣泛應用。有一年外出受寒，肩膀疼得很勵害，下飛機后胳膊都抬不起來了。開始時用西醫方法治療，很久不見效果。后來我改用艾灸，三次就完全恢復了。1989年，我患了膝關節炎，西醫先讓服用可的松，沒有效果，后來建議動手術，換金屬關節。一位姓周的中醫師給我推拿、針灸，配中藥吃，不到6個月，徹底好了。你看見我今天在會上，兩個多小時都是站著講演的吧，完全正常。兩年前，我的眼睛視物模糊，西醫說是中心性滲出性視網膜炎，沒有辦法治，搞不好會失明的。讀書人眼晴失明是最可怕的事，我用中醫方劑學里的伏兔丹（正確的寫法應為：茯菟丹）和六味地黃丸為基礎，做成藥粉來吃，幾個月后就好了。現在我73歲了，視力1.5，你看，我的眼睛不是好好的嗎？”

旅美學者陸壽筠先生也在一篇日記隨感中嘆服中醫的神妙：“那時人們都注意到我走路時總是弓背彎腰的……多年以后X光透視顯示，三節腰椎盤之間被明顯壓縮，西醫診斷是“退行性風濕”。對于這一病變，起初并不知曉，也沒有特別感覺。但在十年前胃部手術大出血以后，問題就漸漸顯露出來，尤其影響到晚上睡覺，腰部酸痛最嚴重的時候根本無法入睡。首先是不能持續仰天而睡，半分鐘都堅持不了，痛得不能忍受，因此只能側睡。但側睡的姿勢也不能持續很久，必須經常在左右兩側之間翻來翻去，否則也會酸痛。而翻身的動作本身也會帶來難忍的疼痛。因此有一段時間，每天晚上只能在躺椅上半坐半臥地挨過整夜。總之，一到黃昏，看到床鋪就心寒了。此外，兩膝經常疼痛，尤其是上臺階時。最嚴重時需用手掌撐著膝蓋借用手臂之力，才能勉強踏上一級臺階。右膝比左膝更嚴重、更經常。原因可能不止一個，但早年挑重擔、傷筋骨、受風寒看來也是其中之一。可喜的是，上述這些病痛，包括肩背腰膝、和白血球/血小板兩個方面，雖然沒有接受過醫生、尤其是西醫的治療，但經過中醫養生之道加以補偏救弊，近來都有了明顯的突破性轉折。”【3】

    而今，屠呦呦的一鳴驚人，再次明證了中醫的奇偉——遠非那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伎倆可以相提并論！

    據屠呦呦自己陳述，在她攻堅克難、躊躇未決之際，給予其幫助和指導的，并非什么“希波克拉底”式理論，而是《補缺肘后方》中的一句話。

    其實，我國對于青蒿素的使用，早有佐證，史料頻見，又豈僅是一本書而已？！《溫病條辨》“青蒿鱉甲湯”一篇中便說：“治少陽瘧疾，暮熱早涼，汗解渴飲，脈左弦，偏于熱重者：青蒿 三錢，知母二錢，桑葉二錢，鱉甲五錢，丹皮二錢，花粉二錢。水五杯，煮取二杯。瘧來前，分二次溫服。”

    與此互證的，還有《綱目》、《仁存堂經驗方》、《重慶堂隨筆》等等，不勝枚舉。

    恰如屠呦呦自己所說：“青蒿素是傳統中醫藥送給世界人民的禮物，對防治瘧疾等傳染性疾病、維護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義。青蒿素的發現是集體發掘中藥的成功范例，由此獲獎是中國科學事業、中醫中藥走向世界的一個榮譽。”

事實勝于雄辯！我想醫學界那些“貴西貶中”的謬論應該銷聲匿跡了！

參考文獻：

   【1】翟玉忠著《“中國模式”的歷史基礎》，2009年9月23日。

   【2】戰佳陽、陳珩、趙明山，《〈黃帝四經〉》對〈黃帝內經〉陰陽思想的影響》， 《遼寧中醫雜志》，2004年05期。

   【3】陸壽筠，《中醫養生實踐親證——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可以休矣 》，新法家網站，2016年11月12日。

    （作者系新銳時評人；來源：作者投稿）